关于韩非历史观的几个问题

韩非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相当深刻,也是非常复杂的,韩非历史观不能简单说是进化论,韩非历史观是一种变易史观。韩非的英雄史观是明显的,但同时又提出“众助”主张,强调民心的作用。同样,韩非的鬼神观也是复杂的,要作具体分析。他的“以功用为的”的思想,既具有时代局限性,又具有时代合理性。     

论韩非子思想的法治本质

韩非子法治思想的研究由来已久,也取得不少成果。然而有一些问题却始终未能得到完满的解答。《史记》《汉书》以来,学人多以“法家”称韩非子。而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中却认为韩非子是“法术家”,或认为他是“势治派”,名称不同实旨不同。然而,有一点是相同的：郭先生否定了韩非     

韩非的历史观

韩非 ,韩国人 ,生年约在公元前二八零年 ,死于公元前二三三年。他是战国末年法家集大成者 ,是一个有深远影响的政治家。《韩非子》是一部政治论文集 ;他观往古有国之君得失之变 ,“据摭春秋之文”(《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据以论证法治思想。它虽不是一部历史著作 ,却反映了韩非的历史观点。从韩非的整个思想体系来考察 ,他反对“贤人政治” ,但并不否定“贤人” ,只是他说的“贤人”是与旧贵族“势不两存”的“法术之士”。有时他还把儒家墨家所称道的“先王” ,说成是实行法治的历史人物。韩非没有提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要求 ,也根…     

韩非的“奸臣”论

战国时期,诸子蜂起,学说并立,各家均欲“以其学易天下”。韩非考察历史,对照现实,得出结论说：“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所说的上古,指的是唐尧禹舜的道德时代,中古指的是列国较计斗智的春秋时代,当今则是指所身处的群雄并立的战国时代。因为“当今争于气力”,民不贵“仁”而服于“势”,因此韩非否定儒家的“德政”、“仁政”之说,认为“仁义”、“德化”只适用于上古,当今则必须依靠法制和暴力。他有句著名的话,就是“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不足以止乱也。”在韩非的思想中,“威势”所要镇慑的对…     

秦王缘何见韩非——从《孤愤》、《五蠹》看秦国对法家思想的悦纳

《史记》载秦王因孤愤、五蠹之书而欲见韩非,回顾经典、对《孤愤》、《五蠹》主旨意涵进行解读就成为探究秦王欲见韩非的最初动机的中心路径。另结合秦国自商鞅以来法家思想的政治传统、嬴政的性格特征、秦王政与吕不韦之间的君相矛盾等因素,秦王与《孤愤》、《五蠹》的契合度极大提升,奠定了以后秦汉政权对法家思想的悦纳的第一步。     

关于《韩非子》篇目真伪问题的一点看法

《韩非子》篇目的真伪,是韩非子研究中的一个难点,近代以来,不少学者怀疑《韩非子》中多数篇目不是韩非所作,但却仅从思想和风格去推论,存在一定的缺陷。从司马迁的记载和现传《韩非子》的实际情况来看,除《存韩》后半部、《初见秦》篇外,在没有新的确凿证据前,都应认为是韩非的作品。     

《韩非子·初见秦篇》作者新考

《韩非子》首篇《初见秦》的作者.自汉以来意见纷纭,未有定论.此篇游说秦昭王“亡韩”,而韩非力主“存韩”(见《韩非子·存韩篇》),故断非秦始皇十三年(前234)入秦(《史记·韩世家》)的韩非所作.毋庸置疑.汉刘向编纂《战国策》时.将其列入《秦策》,以为乃张仪见秦惠文王之说辞.然文中所述诸事都系秦昭王时事,十次称“大王”无一例外皆指秦昭王.故非仪著亦甚明.     

说韩非之死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道出他的身份及学术倾向。他的学说,主要是君主极权的理论,也就是君权绝对论。他的这一理论,在当时,是适合政治形势发展的,得到秦王政的赏识。秦王读了他的著作之后,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便急攻韩国以求索韩非。急贤之情已甚。可是韩非入秦后,秦王却未为信用,而不久即迫使自杀。事有蹊跷,说者以为是由     

韩非“势治”思想再研究

韩非认为“势”作为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一种权力形态,是一切政治运作必须具备的客观前提和物质基础。“势”的强制性及不分善恶地发挥作用的中性特征,决定了“势”既可造福万民又可为祸天下的品格。围绕着如何确保“势”的运用符合为天下人谋利益的正义标准,韩非具体分析了通过“势位”归属的正义性,即通过“贤人”的道德人格和内在修养来节制权势滥用的方法。他强调,在无法始终依靠“贤人”来确保权力运用正义性的情况下,必须关注在君主世袭时代绝大多数情况下君主为“中人”的现实,从权力行使规范角度,即以“法治”,来确保权力行使的正义性。他认为从权力行使规范的公平和正义而非“势位”归属正义性角度来思考政治问题,更能实现天下大治的政治理想。约束、限制权力,使其行使符合为天下人谋利益的正义标准,最终实现天下大治,是先秦诸子共同的政治理想,法家及韩非亦不例外。     

释《韩非子》“任誉”

“任誉”一语,在《韩非子》中仅一见,出自《韩非子·六反》。韩非在《六反》一文中指出,六种有损于社会的人,本应受到惩罚,而世人却加以赞扬;六种有益于社会的人,本应得到奖赏,而世人则加以贬抑。这六种颠倒的认识和作法,韩非称之为“六反”。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日‘任誉之土’,”是说对“贼”,“奸”不加告发反而庇护的人,按照韩非所主张的“连坐”法,本应当处以死罪,但是世人却尊称他们为“任誉之士”。关于“任誉”一语,诸家解释甚歧,     

80年代以来秦汉吏治研究综述

在我国古代,自从国家形成以来,君主对民众的统治主要依靠各级官吏。官吏负责传达执行君主的命令,直接管理广大民众。官吏是否尊主奉法、尽职尽责,直接关系到王朝的治乱兴衰。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尤其强调吏治,他认为“明主治吏不治民”,“吏者,民之纲本也...     

《韩非子》之君臣关系浅论

本文从五个方面(君的角色、臣的角色、君制臣、臣犯上、君臣和谐)比较管子、商鞅、荀子、韩非关于君臣关系的论述,进而阐述韩非的君臣观,管窥其政治思想之一端。     

韩非法治思想对我国法律传统的影响分析

韩非子作为我国先秦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其在前人基础上发展出"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使得法家学派更臻成熟,不仅对其所处时代影响甚大,对我国法律传统更是影响深远。本文中,笔者先对韩非法治思想内涵进行分析,进而突出探讨其对我国古代法律传统的影响,力求为研究韩非法治思想的我辈学人提供参考。     

关于韩非的人口思想

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年)是我国古代先秦诸子之一,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著作后人编成《韩非子》一书,其学说内容主要是哲学思想和国家社会观,涉及经济的不多,谈到人口问题的就更少。但是,仅就他谈到的人口问题来看,他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位为人多而焦虑的思想家。因此,我们对他的人口思想出现的原因、主要内容和意义进行一些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一韩非人口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韩非生活的时代是战国中后期。那时,各诸侯国的社会生产力比过去都有很大的进步。在农业方面,因冶炼事业的发达,使铁制农具广泛的使用。不仅农业工具耜、铫、     

韩非子“听言之道”述评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人君的听言,为言是个关系到国家安危治乱的问题。申子所说的“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慎言”、“稀言”、“不言”“多闻”、“多听”、“多谋”等等主张由来已久。《管子·九守》曾提出过“听之术”。但很不具体。将听言之道具体化、系统化、理论化的是韩非。第一,他的许多篇章专门记述君王听言为言的经验教训;第二,韩非有几篇专门论述为臣进言之难之险之技巧的文章,从臣下为言方面丰富深化了人君的听言之道;第三,他从这些经验教训中提炼出一套“听法”、“听言之道”。固然韩非的听言之道,许多是从“潜御群臣”出发的,因而流于诡秘权诈,但也有许多是从取得正确的认识以便作出正确决策出发的。因此清理一下与糟粕相杂的精华部份是值得的。     

韩非“人情论”新探

韩非所言之"人情"即人真实的情态,集中体现于人趋利避害的本能反应,但韩非所聚焦的这一"人情"只是这种"情态"中的本能部分,他有意无视"人之为人"的根本"人情"。这是韩非对先秦性情论"窄化"和"修正"的结果。韩非人情论贯穿着一条主线,即对所有臣民实施"因人情"而治,其根本目的在于满足君本能的"人情"。在韩非那里,"因人情"和"逆人情"实为一事之两面,因循的只是趋利避害的本能人情,悖逆的则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人情。于是在韩非思想系统中所有的人皆追逐于"物",精神生活被摈除于人之"心"。韩非"因人情"而治的治国方略切中的只是战国时代国君最为关注的问题,并未切中战国时代的"真正问题",即最广大民众生存和生活如何可能的问题。     

古人照镜杂拾

韩非说:“古之人目短于自见,故以镜观面。”自从人类出于爱美和认识自己的需要而发明了镜子以后,怕是极少有人不照镜子的。然而由于颜面、心态和生存环境的不同,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候“以镜观面”,却会“观”出不同的感慨,“观”出不同的效应来。李白一生以大鹏自喻,朝思暮盼,为国效力,“何时腾风云,搏击申所能,”“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却终不为世所用。     

《楚爰金研究》序言

楚金称“南金”,早见《鲁颂》。“汝汉之金”见于《管子》,韩非谓之“炼金”,怀王日“黄金”。楚金富饶,其说甚允。楚金打铸楚爰,其文难识,迨清光绪丁丑(公元1877年)方氏浚益父子,肇释“郢爰”。民国年间,说楚爱者寥寥。建国以来,虽为学术界、泉学界所关注,未见新著。独黄德馨先生以十年艰辛,寻幽探微,另辟新径,完成《楚爱金研究》一书,实属创举。     

《论衡·非韩》探微

乍一看来，《非韩》一篇，较之《论衡》中的其他篇，颇觉易读。它唤起学者的反响是，王充唯一专题辞章法家的理论文章，除了指出其“养德养力”的政见外，令人惋惜的是不该滑向张扬儒家、称道礼义的思维误区。说它张扬儒家、称道礼义，也不为“虚妄”。韩非斥责德生为“五台”之一，王充却美言儒生是礼义的化身，而礼义又是治国之纲纪（“国之所以存者，礼义也”），并用魏文侯敬重段干木而感化秦国罢兵为例（“段干木阖门不出，魏文敬之，表式其闾，秦军闻之，卒不攻魏”）。王充果真眼膺儒家的“礼义存国”吗？“六国灭亡，皆灭于秦兵”，…     

再谈孟子、荀子对孔子民族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孔子、孟子和苟子的“夷夏之辨”、“外夷内夏”、“夷夏之防”、“华夏一统”等民族思想为中华民族思想理论奠定了基调。虽然他们区分“夷”、“夏”的标准都是以“文化”为价值判断,但三人强调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孔子的民族观念是对西周以来民族思想的继承,主张以“仁”、“德”为区分民族差别的标准,讲究“和为贵”;孟子的民族观念继承了孔子民族思想的开放性因素,其核心是“以夏变夷”,其指向是以仁义治天下;苟子的民族观念则是以“礼乐”为中心构建起来的,也具备开放性特征,但其着眼点在“严夷夏之防”,终极目的是通过“礼乐”之教而使天下一统,直接为巩固君主集权体制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