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息“两广事变”的中共密使

"两广事变"又称"六一运动",是1936年6月间广东军阀陈济棠联合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发起的一场以抗日救国为名、反对蒋介石削弱地方军政割据势力的斗争。这场事变与"西安事变" 一起,被史学界视为推动中国人民全面奋起、团结抗战的两大事变,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走向影响重大。为了联合一切力量奋起抗战,中共中央从延安派出了密使赴广西进行斡旋,促使事变和平解决……     

“审蒋”无法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审蒋”无法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张伟联系到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之前已经制定了“逼蒋抗日”的策略方针,学术界仍有人认为,中共中央在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立即决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指导下,对蒋介石个人的处置在策略上有一个发展过程,即由“...     

中共中央西安事变善后方针变动经过及原因的再考察

西安事变实际上存在三个阶段,即酝酿、发生和解决。事变的解决并不因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被释放即告结束,恰恰相反,和平与和解并未到来,战争反而随时可能发生。由于对形势的判断前后有变,影响到对事变及对统战的诉求认识有变,中共中央应对事变善后的政策方针也有过一系列极其复杂且十分重要的变动。但是,和西安事变应对过程一样,由于中共中央这时的基本政策主张在求和而非求战,因此其选择最终还是极大地左右了事变解决的方向与结果。     

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西安会谈的再探讨

根据目前学术界关于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西安会谈的描述,似乎周恩来在刚抵达西安时就已经完全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具体方案,这与中共中央在事变之初一度采取"除蒋"方针有很大抵触,不能不令人怀疑.本文把周恩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景下进行具体考察,并主要依据档案资料进行分析,指出周恩来当日不可能向张学良提出"军事阴谋",也没有分析事变存在两种前途,更不可能力主释放蒋介石并拥护其作为全国抗日领袖.相反,与中共中央一样,周恩来在寻求和平解决事变的具体方案上同样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过程.     

从“罢蒋”、“审蒋”、“诛蒋”到“放蒋”——再谈西安事变中我党处置蒋介石方针的演变

1986年12月,我在纪念西安事变5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就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中有关处置蒋介石的方针问题,作了一次发言,首次提出,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并非一开始就确定了“放蒋”的方针,而是经历了由“罢蒋”、“审蒋”、“诛蒋”到最后“放蒋”的思考、转变过程。嗣后我在《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1期发表了《关于西安事变后我党处置蒋介石的方针问题》一文,对上述观点作了系统论述。     

张闻天在西安事变中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率领的国民党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多次进谏蒋介石无效反遭斥责后,被迫在西安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著名的西安事变。事变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变幻莫测,国民党各派系各霸一方,勾心斗角,亲日派更是蠢蠢欲动,觊觎大权,南京群龙无首,纷乱无绪的苗头争相显露,内战的硝烟骤然升起。在风起云涌的斗争漩涡里,中国共产党如何确立自己的策略,应对复杂局势,对国家命运和前途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张闻天,处变不惊,纵览全局,发扬民主,集中集体智慧,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贡献。     

西安事变七十周年随想

1936年12月12日清晨,张学良统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统领的十七路军联合采取行动,扣押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军政大员几十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我当时正在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所在地保安工作,略知一些这次事变的有关情况.     

甘肃雷马事变中的蒋介石与杨虎城

1931年8月,雷中田、马文车联合发动政变,囚禁甘肃省政府主席马鸿宾,改组省政府.事变发生后,陆海空军总司令潼关行营主任杨虎城迅速介入,试图利用解决事变之机摆脱蒋介石的控制,在西北自创局面,蒋介石则以处理事变为契机,顺势展开对西北的统一行动.蒋、杨围绕雷马事变的博弈,反映了抗战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个特点,即代表着"中央"的"地方"在分裂着"中央".     

战与和之间的折冲者:孔祥熙与西安事变的解决

西安事变发生后,孔祥熙以国民党中政会成员和代理行政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以及蒋介石亲属的多重身份,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当局内"主战"和"主和"两种对立声音之间充当了一位折冲者,以求在政治、经济的稳定以及蒋介石的安全都不受威胁的情况下,迅速解决事变。     

蒋介石与1945年昆明事变

发生在1945年10月的昆明事变,是国民党中央政府与云南地方当局为争夺省政控制权而多年博弈的结果,也是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和"云南王"龙云强势个性碰撞的产物.事变以龙云解职离滇、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蒋介石获胜而结束.惟衡以实情,龙云解职后,云南仍未完全听命于国民党中央政府,蒋介石亦不能不表示向现实的妥协,且事变对其后云南政局的发展有深远影响,故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蒋介石解决龙云之举,其得失非断然可判,未可一概而论.     

张学良私人飞行员披露七十年前的一幕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统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采取行动,软禁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军政大员几十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从民族利益和抗日的大局出发,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12月25日,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成为中国时局的转折点。     

从胡白事件到《何梅协定》:蒋介石对华北事变的处置

1935年5月至7月之华北事变,是日军企图侵占华北的重要一环,蒋介石由"委曲忍让"而"隐忍至此"。一方面,他要集中精力解决西南问题而对日"委曲忍让",由何应钦出面对日交涉。他指示何应钦对于日军提出的于学忠等人撤职、中央军撤出华北等一系列问题以"自动实行"方式加以接受,不能给予"任何书面之承诺",出现了特殊的外交文件《何梅协定》。另一方面,蒋介石只能"隐忍至此",对于日军要求将停战区扩至平津地区、华北人事等附带事项须按照日方意思处理等问题拒绝接受,并考虑下"最后之牺牲"的决心。何应钦比较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处理方针,日军因基本企图得逞而表示河北问题"告一段落"。蒋介石认为自己有效地应对了华北事变,并认为比起处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来说较易些。     

试论西安事变中何应钦的主战

西安事变中,南京政府内部在如何解决事变的问题上产生了意见分歧,分裂成"主和"与"主战"两派,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坚决地站在"主战"的阵营。长期以来的史学观点认为,他是为趁乱炸死蒋介石或假张、杨之手杀掉蒋介石,"取蒋而代之",这有失偏颇。何应钦当时的主战,其目的是"以战逼和"营救蒋介石。促成他在当时"主和"与"主战"两种营救蒋介石的途径中选择并坚持后者的原因,主要是:冥顽的反共立场;维护国民党集团利益和自身个人权力的需要,以及日本施加的压力。他的"讨伐军事"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具有客观上的积极意义。     

张学良、蒋介石与“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主义——基于张学良回忆的讨论

张学良关于"九一八"事变不抵抗命令的回忆,提供了研究不抵抗主义的新证据、新视角,也引发了不抵抗主义谁之过的认识分歧。揆诸史实,张学良关于不抵抗命令出自自己、蒋介石并无此令的回忆,是确实的;但他关于对日军侵略情况误判的回忆,以及蒋介石和不抵抗主义没有关联的回忆,是不准确的。张学良服膺蒋介石、东北外交完全归国民党中央办理的约定和蒋介石在万宝山事件后的相关指示,是张学良下达不抵抗命令的真正原因。"九一八"事变前后,张蒋在"力求避免与日人发生冲突"上达成高度共识,其实行结果就是不抵抗。实际上,不抵抗、诉之国联是国民党当局应对日本侵略东北的基本方针。     

张学良、蒋介石与“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主义——基于张学良回忆的讨论北大核心CSSCI

张学良关于"九一八"事变不抵抗命令的回忆,提供了研究不抵抗主义的新证据、新视角,也引发了不抵抗主义谁之过的认识分歧。揆诸史实,张学良关于不抵抗命令出自自己、蒋介石并无此令的回忆,是确实的;但他关于对日军侵略情况误判的回忆,以及蒋介石和不抵抗主义没有关联的回忆,是不准确的。张学良服膺蒋介石、东北外交完全归国民党中央办理的约定和蒋介石在万宝山事件后的相关指示,是张学良下达不抵抗命令的真正原因。"九一八"事变前后,张蒋在"力求避免与日人发生冲突"上达成高度共识,其实行结果就是不抵抗。实际上,不抵抗、诉之国联是国民党当局应对日本侵略东北的基本方针。     

论蒋介石制造的安庆“三·二三”事变

1927年3月23日,蒋介石在安庆制造了一场打击安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反革命事变(以下简称“三·二三”事变)。该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必须研究的重阐问题之一。本文就蒋介石制造事变的历史背景、准备、经过、及其作用,试作辨析和要述,力求弄清历史本来的面目。     

二二六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因应及其困境

皇道派和统制派在内政与外交等方面的矛盾,导致日本1936年二二六事变。该事变不仅导致日本国内的惶恐,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格外关注,因为它不仅关乎本国内政,且影响远东局势与世界和平秩序。事变发生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视其为危机与机遇并存,不断研究如何利用日本内部及日、苏间的矛盾为中国争得有利形势等问题。一方面,由于蒋介石对日、对苏的态度,未取得任何一方之信任;另一方面,由于苏、日各自基于对国际形势及国家利益之考量,致使蒋介石对日苏战争的空前期待成为泡影,其"联苏制日"、与日结盟抑或中立的企图均告落空。     

宋子文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在民族危亡日益加深而蒋介石仍坚守"攘外必先安内"的严峻形势下,西安兵变的消息让国内震惊、世界哗然。但短短的两周内西安事变竟奇迹般地以和平方式解决,本文将着重介绍活跃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宋子文在解决事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西安事变”后的事变

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向蒋介石发动兵谏的“西安事变”,在共产党的努力下和平解决。但在事变之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却被逮捕,东北军群龙无首,杨虎城孤掌难鸣,又一次惊心动魄的事变也就不可避免了。     

西安事变期间蒋介石政策转变的心理探因

本从历史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西安事变期间蒋介石政策转变的原因,指出一定的民族主义意识、华北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尖锐、蒋介石的求生本能和宋美龄等人的亲情感化是促成蒋介石政策转变的主要因素,同时分析了这些因素在促成这一转变过程中各自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