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泉石上流——忆辛亥革命元老于右任

2003年一次中外记者会上,在回答台湾记者有关两岸关系的问题时,温家宝总理动情地吟诵了这样一首诗：“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我与茗山大师的翰墨缘

(?)山大师以88岁高龄于2001年6月1日圆寂于上海,至今已有一年矣。他的音容笑貌不时地浮现我的脑海。 我与(?)山大师初识于焦山对岸的象山江畔。那是20余年前的事了。"文革"结束后不久,有一天,我接到中国新闻社海外专稿部一封专函,约我就近采访(?)山法师,写一篇人物专访稿。我乘车来到象山江     

我与南京大屠杀研究

我于1957年秋从家乡扬州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从那时起,至今在南京已经生活了整整40年。南京成了我的第二故乡。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总想为南京做点什么。 古都南京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成为一片血染的土地。在1937年12月开始的举世瞩目的血腥屠杀中,30万以上同胞惨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历史使我选择了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 我国对南京大屠杀的系统研究,最早系由南京大学历史系高兴祖教授于60年代初开始进行;1979年,南京大学历史系编印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一书。1983年,南京市政府成立了由省、市有关方面和驻宁部队代表参加的编写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班子。我奉派代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参加。该写作     

忆父亲

一 1922年我在安徽合肥出生的时候,父亲是安庆一所中学的教员。我不满周岁的时候父亲考取了安徽留美公费生。父亲于1923年秋入斯坦福大学,1924年得学士学位后转入芝加哥大学读研究院。     

杨堃自叙

１９４９年这一年是我思想转变的一年,一方面感觉到了昆明民主运动的气氛;另一方面,北平于１９４９年初解放,４月,解放军渡江,攻占了南京和上海,使我的思想大为转变。我曾写过一篇《１９４９年的思想转变》,刊登在《云南民院学报》１９８７年１期。其中４９年１２...     

我受命护送李宗仁先生秘密回国

我于1960年至1966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在任期间,经历了不少事情,但最令我难忘的还是护送李宗仁先生秘密回国一事。 一 1965年7月初的一天,我突然接到由外交部发来的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李宗仁先生偕夫人郭德洁女士及程思远先生将于7月12日乘坐瑞士航空公司的道格拉斯客机,由苏     

苏北发现宝苏局咸丰当百钩咸宽缘样钱

1993年秋,泉友吴先生在苏北淮阴收到一枚咸丰当百大钱,于1996年春转让给我收藏至今。     

深情缅怀周克玉爷爷

2014年3月26日,我一接到“周克玉将军不幸于昨天逝世”的北京来电,就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他的病逝让我感到失去亲人般的痛楚。他慈爱的笑容,他的谆谆教诲,又一次浮现在我眼前。     

耄龄忆旧

一、参加革命前的复杂经历我于1905年出生于榆次西墕村,今年已届88岁.我上无兄姊,下无弟妹,是十亩地里一株谷——独苗苗.生母在我出世不久病逝.父亲不务正业,整日不回家,我孤苦伶仃无法在家生活,在本村小学读了几年《四书》、《五经》后,于1920年(15岁)离家出走,去太谷县东来当、榆次晋昌转运公司、平地泉裕发银行、方山县油面行等几个商号学徒、经商,先后共计15年.1935年我30岁时,到榆次城阎锡山政权所属的警察局当了警察.     

彭德怀的大衣

童陆生原名童传甲,湖北黄陂县人,毕业于云南讲武堂韶州(今韶关)分校。他生于1901年,于2001年逝世,是一位百岁将军。1946年童陆生任军委总参谋部作战局局长。我于1946年2月到作战局,在童局长的领导下工作。1948     

忆我的六年军旅生涯

一 我的祖籍在西华县城西关。我父亲早年毕业于冯玉祥部学员队,后来当了团长。由于我出生的那天他所在的部队打了胜仗,所以在我们姐弟四人中,他只记得我的生日——1928年农历正月初五①。     

我在白求恩医院工作的岁月里

我出生于山西省芮城县城北关村一户贫苦的农家,在我12岁那年(1935年),父母因光景困难,把我卖于南关尚毓琇为螟蛉子。1937年农历七月间,我听说二战区来我县招收新兵建立抗日武装(即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非常欣喜。当时我年仅14岁,为逃离苦海走出一条新生路,我瞒过尚家到招兵处报     

谒耀邦陵感言

2005年为胡耀邦九十诞辰。耀邦逝世于1989年4月。直到1995年我才写《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一书纪念他。耀邦逝世后,骨灰安葬于江西省共青城富华山,有一群众自发营造的陵墓。我于1999年耀邦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前往陵园拜谒,归来写《谒胡耀邦陵园记》一文,兹录其最后一段文字如下：“耀邦为改革开放冲锋陷阵,名动历史。而其主政也则郁郁,终至不容,且终至于死。     

周恩来指导红二十五军走上长征路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这一伟大事实发生在1934~1935年期间,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从江西开始长征,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从大别山地区开始长征。但江西与大别山区两地相距一千多里,在当时交通阻隔、通信落后、国民党军队封锁和围剿红军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两支红军无法联系。那么,红二十五军是如何走上长征路的呢?程子华生前的一段回忆为解读这个问题似乎提供了一些线索。1981年上半年,我料理完父亲程坦的丧事,即调入民政部。到民政部工作不久的一天上午,程子华部长的秘书白桦通知我,程部长要我去他办公室谈话,我向司长请假后即刻到程部长办公室报…     

市一男中欢庆解放

1949年,我19岁,在汉口市一男中读高中二下。1947年,我在学校受同学张孟林（地下党员）和同班同学曹贵斌的影响,开始走向进步,参加助学运动,搞读书会,办壁报等活动。鉴于我的进步表现,市一男中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支部在地下党员张幼峰指示下,派罗平安于1949年4月中旬到我家来发展我参加地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     

痛悼李旭旦教授

我出生于公元1901年,先一年是庚子年,八国联军进犯我国首都,接着就缔结了辛丑辱国条约。不到两年,担任塾师的我父亲又因病去世,国难家忧汇集于我初出世的一身。幼年我就读私塾时,常见我的塾师搂抱其爱子教他读书写字,我目睹此情此景,一面含泪高声朗读,一面默誓我将继承父志,努力攻读,日后必以培育后生,为我毕生志愿!     

我的“杨子荣时代”

在我的相册里,珍藏着一幅拍于1976年的照片。当时,大院里请来一位摄影师,轮到给我拍照了,母亲突然想起要给我来个造型,第一个念头就是杨子荣的扮相。只见她取来枕巾沿着我的额头捆成“绒帽“,用她的     

见证香港回归的日子

1997年6月下旬至11月下旬,我曾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做访问研究,有幸同630万港人一起亲眼见证并共同欢庆香港回归祖国这一历史性时刻的来临。 一、阴差阳错得机遇 我是于1997年6月26日赴香港的。选择在回归大典举行的前夕抵港,并不是我有什么先见之明。我虽是学历史出身,但     

回忆在太钢难忘的几件事

我于1927年生于山西省文水县,自幼人家塾熟读古典文学,后在山西工业学校学习机械电气专科。1948年初,我考入太原钢铁厂当练习员,半年后西北实业公司精简,我们十个练习员都被裁为工人。我成了一号高炉的炉前工。     

援藏工作漫忆（上）

我于1963年受党组织委派到西藏工作,前后长达20年。这段艰苦而充实的岁月使我终生难忘。 接受任务奔赴西藏 1963年,我当时在洛阳市郊区焦寨公社任党委书记。4月初的一天,接到郊区区委组织部通知,说有领导要找我谈话,要我立即到组织部去。从谈话中得知,组织上根据上级指示,选定我作为援藏干部进西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