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奏折制度浅论

奏折作为官员的上行文书为清代所独创。顺治帝有感于题奏本章存在的缺陷,在小范围内试用了奏折,康熙帝在位期间将其推广到地方及中央高级官员,雍正帝全面继承并发展了奏折,清代奏折制度在雍正朝基本确立。     

请慈禧“训政”折出笼的前后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御史杨崇伊上了一道奏折．请求慈禧太后“训政”,于是慈禧发动了戊戌政变,导致了变法的失败。关于这份奏折的出笼．人们怀疑它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太后党的一个阴谋。     

已刊康熙朝满汉文奏折正误

康熙朝奏折是研究清史特别是研究清代奏折的珍贵史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组织有关专家学者 ,对之加以系统整理并对其满文奏折进行翻译注释 ,分别以《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为名刊印行世 ,无疑是对清史研究的重要贡献。但是 ,由于种种原因 ,两书中的翻译错误 ,拟题不确及目录排列错误 ,编年错误 ,对于内容重复条目、衍文、脱文未作处理及注释错误 ,非康熙朝奏折、朱批而误行收录 ,本属康熙朝奏折而脱漏或窜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者亦所在多有。于此试为论列 ,以与翻译、整理、编辑上述两书的专家学者商榷 ,并求其是     

张学良秘取《田中奏折》内幕

正《田中奏折》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一个总战略、总规划。其译文于1929年在南京《时事月报》第二期上首次披露后,震惊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直到现在,《田中奏折》还是中日关系史上一个值得记取和研究的课题。其实,张学良觅取这个密件的过程,也充满着激烈的斗争和神奇色彩,其中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内幕。1928年,日本军国主义着手实施《田中奏折》中第三个时期的侵略计划,加快灭亡满蒙。在皇姑屯炸死张     

光绪帝朱批述评

奏折是臣工向皇帝报告政务的一种文书,中间不经任何人开拆直达皇帝。清初奏事,本公事用题,私事用奏,后因奏折既机密又能速达,故而改题为奏。奏折经过皇帝用朱砂调色之红笔批示后,称朱批奏折。光绪朝奏折现存于世的约计18万件,其中2.3万件保存在台湾,已于1973年影印出版,全套16开本26册;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汉文光绪朝奏折约15万件,其中朱批奏折约10万件。这些朱批奏折经过4年左右的编辑,采用了较先进的影印方式出版,名为《光绪朝朱批奏折》,全书共120册,是反映光绪朝历史状况的第一手材料,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     

乾隆朝书院运行实态探析:以宫中档为中心

<正>清代书院是清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以往学界对它的研究,就史料来源来讲,主要是书院志、碑刻、地方志和文集笔记等。《历史档案》2012年第3至4期连载了韩永福先生编选的《乾隆朝书院档案》。该批专题档案史料,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和上谕档,起自乾隆元年正月初八日,下至乾隆六十年八月十一日,对于研究清代书院史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学界迄今尚无集中利用该批档案的研究成果发表。本文拟依托该批档     

日本对外扩张的纲领—田中奏折

无论在世界现代史,或是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中当讲到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时,少不了都要提到“田中奏折”。“奏折”中关于“要征服全世界,就必须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就必须征服满蒙”的话,是日本实行对外侵略的大纲。正是按照这个纲领实施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一个时期以来,国外史学界以“奏折”某些文字上的差错为实,否认这个“奏折”的存在,说它是伪造之作。我以为,说清“田中奏折”一事,可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有利于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何谓“田中奏折”?要全面而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只有从“奏折”的产生过程和实行的实际情形才能找到答案。     

清代奏折制度考源及其他

在我国传世的文物中,古代的官文书——档案文件,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其中又以清代档案文件传世的数量为最多。仅以现存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及台北故宫博物院两个单位的原清代中央机构的档案而言,为数就达一千数百万件之多,其地方政府的档案尚未计算在内。在这些清代档案中,又以奏折文书最为世人所瞩目。这是因为:第一,奏折文书的     

谈京内奏折的处理及朱批、录副奏折的构成问题

<正>有关清代奏折的研究,学界已经比较深入,主要关注奏折的起源及奏折制度的演变及内容、特点、作用及评价1,但仍有未尽之义,比如奏折的进呈与传递,奏折的批阅,就还有值得深入探讨的地方。通常所知的奏折处理程序并不能涵盖全部奏折的处理方式,京内奏折与外折的处理方式就很不一样。本文拟对京内奏折(内折)及其处理作一探讨,并由此引申分析,论述朱批奏折、录副奏折的构成——即内折与外折的数量及比例,兼及军机处在奏折处理中的位置与地位     

清代“奏折代替奏本”考辨

正奏折作为清代文书制度中最具特色的文书种类,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无论是奏折的起源、制度的改革、文书格式以及文书价值、史料价值等,相关学术成果颇多。在论述其文书价值时,有一个论断作为重要论据,时时为学界诸家所提及,即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皇帝谕令废除奏本,由奏折替代。但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故撰写此文以辨,并求正     

“9·18”、《田中奏折》与王生

“９·１８”、《田中奏折》与王艹凡生潘昌龙对于“９·１８”及田中奏折的探讨,已历经多年了,大是大非问题已然明确。不过,还有许多细微之处,在研究中尚未顾及。本文想就王艹凡生与“９·１８”和《田中奏折》的关系提供一些线索和想法,同时提请人们对王艹凡生、谢...     

近50年来清代奏折制度研究综述

奏折制度,是清代特有的一种官文书制度。奏折,亦称密折、折子、奏帖,作为臣工直接上奏给皇帝的上行文书,虽与清代以前各朝代臣工上呈给皇帝的奏章、奏疏等有一定的联系,但学界普遍认为它是清朝特有的。清朝灭亡后,奏折制度也被废弃。随着大量密藏深宫的奏折公诸于世,奏折特有的史料价值很快为学术界所认知,并被用于对清代社会历史的研究中。近50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清代的奏折制度及相关问题,展开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许多问题上,仍存有很大的分歧。因此,就近50年来的有关研究进行评述,对我们总体上认识清代的奏折制度,继…     

《阿克苏办事大臣阳春奏报铸造普尔钱文情况》朱批奏折释读

<正>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有一份嘉庆五年(1800)五月十四日阿克苏办事大臣阳春向朝廷奏报的关于阿克苏局铸钱之事的朱批奏折。奏折末尾,嘉庆皇帝用红色的笔批复"知道了"三个字。奏折原文如下:"闻事本年四月十九日准户部来文,钦奉上谕内,嗣后新疆地方鼓铸乾隆钱二成,嘉     

尸谏孤忠吴可读

尸谏孤忠吴可读张兵清光绪五年（１８７９）三月二十二日,一位小京官身怀一纸奏折,自缢于河北马伸桥三义庙。他的死,是以生命与最高当权者抗争,矛头直指慈禧太后,在当时曹使朝野震动。一时间,朝廷大臣为之争辩不休,山林逸士也为之愤愤不严。这位小京官就是清末陇上...     

浅析联豫《开设白话报及汉文藏文传习所片》奏折——读吴丰培主编《联豫驻藏奏稿》

清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中央王朝,在治理西藏的过程中,根据西藏局势的变化,政策也在不断的调整。清朝末期,驻藏大臣联豫主张在西藏进行一些系列的改革,加强中央的统治,光绪三十四年,上奏开设白话报及汉文藏文传习所,加强文化的交流,加快政策的传达,本文主要简析这个奏折,从这个奏折中可以看出联豫的治藏思想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     

英国档案中的《田中奏折》

《田中奏折》问题不仅和中日两国有关,也引起了在中国有着巨大利益的英国的关注,因此在英国的档案文献中保存着不少与之有关的资料。这些资料,既有对《田中奏折》真实性的质疑,也有对其内容可信度的某种肯定。在九一八事变前后,英国人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将《田中奏折》放在远东国际关系中进行考察,比较重视《田中奏折》所反映的日本政策与现实的联系,试图通过《田中奏折》来分析日本对华政策的走向,显示出《田中奏折》对第三国影响的不同特点。     

光绪帝亲政前的习批奏折探析

朱批是清代皇帝对奏折给出的处理意见,具备行政命令之效,也是皇帝大权独揽的直接表征。按理,只有在位且亲政的皇帝方有为奏折进行朱批之权。然现存清宫档案显示,光绪帝在亲政前5年,就开始用朱笔批示奏折。比对《随手登记档》、《清实录》、《军机处录副奏折》等档案文献可知,这些朱批并非如之前学者推断的那样,是慈禧太后的手迹,它们出自少年光绪皇帝之手。然而,这些朱批并无行政效力,它们是光绪帝在翁同龢、孙家鼐等帝师的指导下,为成年后亲政进行的所谓"习批折"的政务训练。这种训练起自光绪八年(1882),直到光绪十三年(1887)光绪帝亲政为止。奏折内容,包罗官制、农业、外交、教育等诸多方面,在难度上由浅入深,朱批内容,反映了光绪帝早年的教育实况,也提示着日后他思想的部分源头。     

清初奏折探析

奏折制度为清帝所独创,且几乎与有清一代相始终,它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古代官文书制度的重大变革,而且与清代政治体制的演变息息相关。可以说,清初以来皇帝与内阁、督抚与部院权力分配的矛盾斗争最终孕育出了奏折制度。而折奏方式的广泛使用和规范化,又势必将皇权高度强化的象征——军机处推上历史舞台。本文以探索奏折的出现和发展为重点,时间范围大体限定在顺治、康熙两朝近80年内。一、顺治年间官私文献所提及的“奏折”奏折起源于何时？历来论者说法不一。《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十三年六月“甲申,偷吏部,向来科道及在京满汉…     

千万不能随便帮忙

在晚清,吕贤基也算是一个人物,他生于嘉庆八年（1803年）,道光十五年（1835年）中进士,咸丰元年（1851年）任工部侍郎。吕贤基为人真诚正直,敢针砭时弊,皇帝对其印象很好。然而,这样一个忠臣,最后却被自己的一封奏折“写死”了。     

关于《田中奏折》若干问题的再探讨

《田中奏折》,原件称《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于1929年未经南京《时事月报》披露以来,其真伪问题已争论了半个多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除日本前外交官森岛守人、重光葵等著文否认其存在外,60年代中叶以来,日本一些历史学者发表文章认定《田中奏折》是“伪物”。中国史学界从70年代末开始,有不少学者认为《田中奏折》原始抄件来自日本,“伪造”说不能成立,也有论者强调《田中奏折》是“伪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