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四川早期佛教造像

本文论及的四川早期佛教造像,包括迄今发现的四川东汉晚期、蜀汉时期的佛教造像.近年来,四川地区在考古工作中陆续发现了一批早期佛教造像资料,已有学者进行了初步研究.但是,人们对四川早期佛教造像的年代(如乐山麻浩崖墓佛像,绵阳摇钱树佛像)认识不太一致;关于四川早期佛教造像的来源,也颇多争议;至于它的特点,尚无人涉及.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拟从四川早期佛教像的年代、特征、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早期佛教造像的关系和来源诸方面,略抒己见,作为引玉之砖,祈请方家匡正.     

四川早期佛教造像滇缅道传入论——兼与吴焯先生商榷

中国南方早期佛教造像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诸省,在长江上游四川省发现的早期佛教造像历来为学术界所重视。最近,吴焯先生发表了《佛教蜀身毒道传播说质疑》和《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和传播途径的考察》两篇研究四川早期佛教艺术的重要文章,重新考订了四川早期佛教造像的年代和传播途径。吴先生的基本观点是:四川早期佛教造像年代为蜀汉时期,其传入途径未经滇缅道(亦称蜀身毒道),而系经“丝绸之路”南段,从青海道到四川。笔者认为,四川早期佛教造像时代大多为东汉晚期,系从印度经滇缅道传入,对此笔者曾有论文涉及。本文将阐述滇缅道的开通过程、年代,中印早期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并进一步论述四川早期佛教造像风格、年代、滇缅道沿线早期佛教艺术及其传播,以求教于吴焯先生。     

四川早期佛教遗物辨识

地处中国长江上游内陆的四川地区,自杨枝高1940年发现麻浩崖墓佛像以来,至今已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中,早期佛教遗物断断续续地有所发现,与之相关的外来文化遗物也多有发现,为早期佛教的传入研究,提供了新材料.笔者在此对这些材料作一次分析,并对相关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四川早期佛教探源

中国的佛教一般认为是从西域传入中原。四川的佛教则是由汉中等地经广元传入,而最后终于大足。因为广元、乐山、大足等四川境内著名的佛教石刻造像均有源渊关系,并与北方的造像有直接的关系。然而考古发掘的材料证明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四川的佛教石刻艺术除了此北传路线外,很可能存在着其它传入途径。其理由如下：首先,四川地区早期佛教石刻作品存在着不同的艺术风格。佛教造像由北传入四川最早的目前所知为广元千佛崖石窟造像,千佛崖南朝造像以中段的“天成窟”造像为代表,其主像坐于宝座上,磨光馒头状肉髻,长目略呈矩形,鼻梁狭长…     

四川石窟寺中常见洞窟形制及经变相考

石窟及经变相是佛教化的产物,也是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份。而四川石窟形制与中原、北方早期石窟寺一脉相承,唐以后的变相题材受其影响。洞窟形制的类型多样性,丰富了佛教石窟艺术宝库,经变相的雕刻表述了对佛教理想境界的向往,并且每个石窟都以佛界为主体,自成一个世界,隐藏着教化的历史,蕴含着神秘哲理。虽然四川石窟寺遗存不多(以摩崖龛为主),但唐以来的经变相无论是题材、数量在全国仍占优势,摩崖龛像的大量遗存,突显了蜀地化的多样性。     

“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中日学术研讨会”述评

《东南文化》1990年1至3期发表南京艺术学院阮荣春先生文章,该文以3万多字篇幅,系统地研究了印度和中国佛教造像的起源,他认为,汉晋时期由中印度经长江流域至日本存在一个受秣菟罗造像风格影响而形成的早期佛教造像南方传播系统(简称“南传系统”);中国早期佛教造像先兴于南,而后盛于北,因该观点与中国早期佛教造像受西域传入的犍陀罗艺术影响的传统观点相悖,由是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1991年4月,南京艺术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和日本龙谷大学派员成立了《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日方称《佛教初传南方之路》)研究班,先后五次到中国南方的浙江、江苏、安徽、四川、云南等省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获得汉晋佛教造像资料140余处,其中有确切纪年的30余处.     

四川石窟、摩崖造像综述

四川佛教艺术发展的兴盛时期是中晚唐、五代、两宋时代.早期四川石窟、摩崖造像受北方、中原影响很大,密教的传入,密宗的流行为四川石窟造像注入了新的活力.晚唐以后,四川石窟、摩崖造像以民族化、世俗化、地方化的特色,自成一体,弥足了很多密宗造像题材,是中国石窟、摩崖造像中的奇葩.     

论早期佛教造像东渐的“时空差”

近年来于中国南方发现的大量佛教遗物,清楚地显示出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由西而东的整个流势,即佛教南方之路的大致轮廓。木田知生先生曾作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他将江浙等地方志中有关汉至西晋间的佛寺记载作了统计,结果表明,方志所载与近年来出土早期佛教遗物的地点,基本上是一致的。由此可见,方志虽不可全信,但仍有一定参考价值。即此可以认为,汉至西晋间吴地已出现了许多佛寺建筑,这与近年发现的大量佛教造像有一定联系,均与当时当地的宗教氛围分不开。长江上游的佛寺情况尚未整理,但由江浙等地的情况可以推想出,四川等地佛教艺术的出现亦不是孤立的现象,是有一定的宗教思想为基础的。     

佛教蜀身毒道传播说质疑

近年开展的《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研究,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南方实际存在着一条佛教由印度经缅甸、云南、四川(早期)传入的路线,即所谓“蜀·身毒道”.对此,我曾就有关的基本中料进行认真的考(?),感到有些问题还难于作出合理的解释,因为它牵涉到此次讨论的根本问题——中国南方早期佛教造像的传播途径,无法回避,故检要点质疑.一中国史籍最早记载蜀、身毒道并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其《西南夷列传》称:     

岷江上游的唐代经幢和造像碑

四川汶川县出土的唐代造像碑与经幢,以及佛教石刻造像数件,为研究四川地区南朝以来佛教造像样式、题材内容、传播路线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     

中国早期佛教遗存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论

中国早期佛教考古是指从佛教正式传入的东汉至两晋时期的佛教考古。这一时期的佛教遗存发现相对较少,有些佛教遗物在形态和性质上较为模糊,不易辨识,但它们对研究佛教如何进入中国及进入中国后的早期历史表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直到近年,学者们对中国境内发现的早期佛教遗存的性质、时代、分期、艺术风格、传入路径等开展了大量研究,相关成果对认识东汉至两晋时期的佛教历史文化具有重要贡献。     

四川忠县三国铜佛像及研究

1981年5月,在四川忠县涂井发掘了一批蜀汉时期的崖墓,出土文物3600余件(其中钱币3000余件).这是四川三国时期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近年对这批文物深入观察.我们发现5号墓,14号墓出土铜树树干上的人像,均是佛像.这些铜佛像经正式发掘出土,5号墓未曾被盗掘扰乱,器物保存入葬时原貌,具有明确的器物共存关系,有比较准确的年代特征.是三国时期极为少见的佛教造像之一,这批铜佛像共计14件,据目前资料,它是我国汉魏时期数量最多的一组佛像,又是三国时期一组有确切年代的佛教造像,对早期佛教研究有重要的价值,现将佛像情况及其有关的一些问题分析介绍如下.     

汉代早期佛教图像与西王母图像之比较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术界对于早期佛教图像曾有过热烈的讨论并且开展大型实地调查项目,推动了对中国佛教艺术早期发展的研究。除了对于资料的发掘和梳理外,关心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早期佛像图像的传播路线上,对此,许多学者从文献、考古实物证据、中西交通、图像比较等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和研究①,而对早期佛教图像进入中国社会情境的具体面貌则缺乏深入的分析。本文试图将早期佛教图像②与汉代西王母图像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将前者进一步贴近汉代社会文化情境,同时也为后者增添新的研究视角。东汉中期以后,随着佛教进入中国,佛像…     

早期佛像输入中国的路线与民族化民俗化

本刊曾于1990年1—3期连载了阮荣春先生《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一文,文章根据近年来于长江流域发现的60条例早期佛教造像实物,联系印度、中国以及日本的有关资料,首先提出了“佛教造像先兴于南后盛于北,在公元三世纪前后已存在着一条从中印度经长江流域到日本的佛教文化传播线”的观点,引起中日学术界关注。1990年底,由南京博物院、北京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和日本龙谷大学学者联合组成的中日联合研究组对中国南方进行了为期三年的考察调查,并先后于四川成都、江苏南京、日本京都和名古屋召开了四次中日学术研讨会,不但使南方早期佛教实物由原来的60余例增至300多件;而且研究的范围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国内外研究或关心的学者也大量增多。为配合这项中日合作研究项目的开展,我刊曾于1991年第3期起开辟了《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研究专栏,前后两年,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深远影响。“南传系统”的研究是个全新的课题,是个跨国度的系统工程,要研究的题目很多,其中许多问题随着国内外诸多学者的间入正逐步理出头绪。目前中日联合考察调查工作虽已结束,但真正的研究工作尚刚刚开始。基于此,我刊决定继续开办“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专栏,不定期地刊载有关研究文章以及新发现的实物资料,热切希望关心本项目研究     

灌县灵岩山唐代石经

我国石刻佛教经典开始于北齐。北齐的唐邕自天统四年至武平三年(568——572)在今河北武安县北响堂山(即石鼓山)刻了许多佛教经典,这对后代佛教徒从事大规模石刻佛经有很大的影响。①四川在东汉延熹年间就有了佛教的摩岩造像。②南北朝时,刘宋孝武帝大明中(公元457——464),道汪在三峡中摩岩造像。③南齐永明元年(483年),北魏僧人释玄嵩在茂县造阿弥陀佛像。之后,随着北地僧人络绎不绝地到蜀中传法,北朝的造像风格也就传入了四川。在唐代以前,四川是否有人发起刻造石经,现在还未见到这方面的记载和实物。唐代,四川     

对立与统一:中国早期佛教图像再认识

文章通过梳理中国早期佛教图像,结合相关的史籍记载,力图对中国早期佛教图像的相关特点进行辩证思考。由于传播过程中主体双方的认知不同,中国早期佛像具有佛与神的双重性特点。其中,神性特点是早期佛教图像的主要特点;分析佛像在载体中所起的作用,具供奉性与装饰性的特点;最后通过图像出土地点的分析,并结合相关史籍记载,可发现早期佛教图像与中国丧葬文化联系紧密。     

评李正晓《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研究》

早期佛像是我国古代中印交流史研究的重要环节。首先,在我国发现早期佛像的大部分地区缺乏佛教传播的记载,早期佛像作为第一手考古资料,填补了这些地区佛教艺术传播的空白。东汉佛像是我国最早的佛像,它有助于解决中国佛教和佛教艺术起源的问题,因此,早期佛像研究将改写中国佛教史的第一章。其次,学术界对印度佛像起源时间一直存在争议,早期佛像中最早有确切纪年的佛像非常接近印度佛像的起始时间,因此,这项研究将有助于解决印度佛像的起源及其发展演变问题。     

川渝东汉墓出土吐舌陶塑造像初探

通过对相关资料的综合比较,可以认为,四川、重庆汉墓出土的以吐舌为基本表情形态特征的陶塑造像,其出现受到早期佛教传入影响的可能性似可否定,也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其与楚地出土吐舌“镇墓兽”之间有明显的传承关系。这种文化遗存,或许与巴蜀地方流行的某种巫术形式有关。     

山东滕州新发现佛教内容汉画像石的初步研究

山东滕州汉画像石馆藏有一块疑似早期佛教内容的汉画像石。本文通过对其图像志的分析,结合山东地区其他汉画像材料,并将其放置在汉代佛教初传中国的视野中,将其初步定为"胡人礼佛"题材的汉画像石。这一图像与同时期犍陀罗美术中"梵天劝请"佛传故事图像形成可供对比研究的序列,代表了早期佛教与中国本土神仙信仰和儒家信仰在鲁南地区的碰撞和融合,对研究早期佛教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研究专栏

近几十年来,在中国南方考古中,不断有汉末到西晋时期的佛像与佛饰器物出土,但人们对这些器物的学术价值一直未给予足够的重视,1989年前后,南京艺术学院的阮荣春先生对其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我刊1990年1—3期发表的《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一文,集中反映了阮氏的研究成果.近两年,这一研究课题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因为它牵涉到印度佛教造像传入中国的时间、途径、过程、地域、风格、表现手法即中印、中日早期佛教文化交流、中日早期佛教造像的流派、印度早期的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学术问题,需要进行艰苦细致的、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为此,1990年,日本著名的佛教大学龙谷大学委派研究印度、中亚佛教学及佛教史学和研究中国历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