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昌泸山“鱼篮观音”画像碑考略

泸山是西昌邛海西岸的一处著名的风景名胜地,这里景色秀丽,寺观云集,素有“川南胜景”之美称。在半山腰的观音阁木亭内,有一通明万历卅一年(1603年)线刻的“鱼篮观音”画像碑,尤为引人注目。此碑由碑帽、碑身和碑座三部分构成。通高2.5米。碑阳的额顶上,篆刻有“御制”两个大字,碑身是一幅阴线刻制的“鱼篮观音”像,观音头像的上端两侧,分别刻有万历神宗皇帝的“赞词”和皇帝生母——慈圣皇太后的印鉴款识等。(图一)碑阴则全部通刻以《重修大悲观音碑阴记》。此碑自嵌立以来,迄     

郭茂倩题衔与赵子游墓志——一件出土碑刻上的宋代人物信息

《乐府诗集》的编者郭茂倩曾于北宋元符年间知温州永嘉县事,在县治华盖山蒙泉刻立观音海神像碑。此碑后于南宋绍兴末年被采作赵子游的墓志石,2015年出土于赵子游墓室。观音海神像碑有郭茂倩题衔,可以补充郭茂倩的仕履信息。赵子游曾知南外宗正事,墓志的出土,也可以补充《宋史·宗室传》有关赵子游记载的不足。     

德化观音瓷塑赏析——以福建博物院馆藏珍品为例

德化县位于福建省中部,是我国著名瓷都,现称世界陶瓷之都。明清时期德化白瓷制作精细,质地坚密,晶莹如玉,釉面滋润似脂,瓷塑以陈设艺术品为主,多为佛像、观音及人物造型。文章以福建博物院馆藏珍品为例赏析明清及当代德化观音的瓷塑,探讨德化观音瓷塑技艺的传承与创新。     

长安地区北魏佛教造像的形制特征

长安北魏佛教造像有铜、石两类材质。石质造像可分为单体圆雕造像、背屏式造像、造像塔、造像碑、造像龛、三面造像石、单面造像石等七类。造像塔、背屏式造像和造像碑是长安北魏流行的造像形式,至迟到北魏晚期尚未出现成熟的石质圆雕佛像。至迟在北魏末期,长安已出现成熟的佛像铸造失蜡法工艺。     

新乡临清驿长孙氏造像碑

本文概述了唐代河南新乡临清驿长孙氏造像碑的存在、地望、碑文内容等,并考证该碑通体(含佛像与题证)为唐代原碑,从而否定了由唐延刻至宋或宋代重刻的说法。并认定该碑为唐初兴佛时中原地区也流行为佛造像之实证。     

洛阳魏唐造像碑摭说

北魏至唐,洛阳佛教极盛,造像活动频繁,不但开凿了规模巨大的龙门石窟群,而且在为数众多的木结构寺院里,大都有圆雕石佛像、浮雕造像碑、石经幢和石塔等。此外,有些陵墓前面也置放造像碑、经幢和石塔。这些寺院和陵寝饱经沧桑,早已湮没,唯独部分石刻造像和塔幢得以幸存。在新开辟的洛阳古代艺术馆石刻艺术室(关林庙西廊)内,除了展出唐代石刻圆雕佛像以及唐     

咸阳博物馆收藏的造像碑

<正>以古长安为中心的陕西地区在中国宗教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也留下了大量文物遗存。咸阳博物馆收藏的造像数量众多,现遴选其中三件较有特色的造像碑介绍如下。1.北魏造像碑咸阳博物馆旧藏。沙石质。高85、宽55厘米。已残,现存残块为长方形,右上角缺失。正面上半部雕刻佛像,分为八层。上部四层及最下一层每层应刻七尊佛像,现最上层仅存三     

散见于朝鲜的中国年款佛教遗物

我在《谈几尊可疑的辽代佛像》一文中(见《收藏家》1997年,第2期)列举了现藏日本东京大学考古学部的三尊铜铸鎏金观音立像,在台座框上有双钩线的楷书刻款“统和二十八年圣居山天圣寺”数字。这三尊观音像的冠饰朴素,整体造型板直,莲座为六角形,莲瓣细瘦,总之,整体造型上有着浓厚的日本飞鸟时代佛像影响。因此之故,我颇怀疑这三尊像的产地与真伪,或许是日本佛像被古董商人伪刻     

仁寿观音堂岩穴墓及岩画

观音堂,位于仁寿龙桥乡北约5公里的练武村。据史书载,这里原建有大规模的寺庙,供奉众多佛像,尤以主奉观音而遂得名,可惜现寺庙佛像均遭毁损殆尽。在旧址后山,仅存岩穴墓四穴,分布在距地表1．5～4米高、长28．5米范围的陡岩峭壁上,据有关专家鉴定,其时代风格应为南北朝时期。     

当代“铁女”——宏法尼师

历史化古城湖北荆州,北门内有一条长长的青石板老街,拐弯是一条幽静的小巷。小巷深处,有一座唐代古庙铁女寺。寺内除供奉有如来、观音、弥陀等佛像,在大雄宝殿两侧的佛龛里,还供     

浅谈山东博兴出土的北朝铜佛像

山东博兴博物馆馆藏100余件北朝--隋代铜佛像,其中有确切纪年的35件,时代自北魏太和二年(478年)至隋仁寿三年(603年).这批铜佛像以释迦多宝、观音、弥勒像为最多.同窖藏出土的一件道教老子造像,反映了当时佛、道两教融合发展的事实.     

浅谈河南荥阳大海寺石刻造像的艺术特点

1976年3月,郑州市博物馆在大海寺内遗址中发掘出一批北魏至唐长庆年间的佛像和菩萨像40余尊。其中除一块北魏造像碑外,多数为唐代密宗菩萨像。现将其具代表性者分别介绍如下。 1.大海寺北魏造像碑该碑为扁立方体,高1.35、宽0.98、厚0.44米。正面为主龛,瓮内有一交脚弥勒坐于长方形座上,脚     

张龙达造像碑考释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受中国的立碑供奉纪念的影响,与中国古代的碑刻相结合,于是产生了佛教造像碑。佛教造像碑是一种具有特殊形制的宗教造像形式,是古代将佛像雕刻在石头上的碑刻,在其碑上开龛造像,并在碑上雕刻供养人、造像人姓名、官职、籍贯、造像缘由、祈福内容、造像时间、地点等。本文以张龙达造像碑为例,对其造像碑上所反映的问题进行分析,及碑上所体现的造像风格进行考释和分析,对其碑上体现的问题进行解读,得出张龙达造像碑的造像年代在西魏时期,造像碑上反映的是以张氏家族为主体的家族信仰,以及碑上所体现的造像风格是由于政治的影响。     

隋开皇六年《仲思那等造桥碑》

山东省微山县文化馆收藏一块隋开皇六年(586年)《仲思那等造桥碑》(见图)。此碑原在马坡乡石里村,1980 年迁至县文化馆。碑残高126、宽74、厚13.5厘米,碑石略(?)棕黄色。碑的上部断去一截,右上角残缺,左下角断开。据邹县旧志载,碑上原有佛像二层。1973年3月,县文物工作者曾去石里村抄录碑文,当时碑头已断残,每行约缺两、三字,     

《千佛堂碑》与民俗文化

中国佛教造像碑表现明代神魔小说《西游记》题材的极为罕见。此碑选取了唐僧取经的民间神话传说作为雕刻题材,表现了明清时期民俗文化对佛教造像艺术的影响。碑中观音、文殊、普贤和地藏四大菩萨及弥勒佛的化身布袋和尚同时出现,反映了明清时期佛教信仰的主流意识和佛教中国化与世俗化的进程。     

有关《韦尹靖碑》中的几个疑点浅析

大足县北山佛湾给2号龛《韦君靖碑》(图一)是记载唐末昌州剌史韦君靖“功业”的碑文。该碑建于唐高宗乾宁二年(895年),碑文为韦君靖幕僚前守静南县令胡密所撰。碑高2.73米,宽3.40米,直行阴刻,正文51行,共1352字,较为详尽地记载了韦君靖(图二)的生平事迹和唐末四川的政治、社会状况,尤其是唐末东川的形势。《韦君靖碑》(以下简称“碑”)还记录了韦君靖首先在大足县北山开凿佛像和建造佛塔的     

正定崇因寺明神宗圣旨碑

崇因寺曾是正定的八大寺院之一,明神宗圣旨碑是寺中流散多年后又失而复得的重要石刻文物之一,碑阳所刻的明神宗颁经敕谕及碑阴所刻的募缘疏,为考订崇因寺的历史沿革及铜铸毗卢佛像的铸制缘起等,提供了确切的文字资料。     

佛教造像碑

古人借助类同碑揭形式的石质材料雕刻佛像,创造出适用于地面寺院的佛教造型艺术造像碑。在印度次大陆,中国中原北方与南方,以及朝鲜半岛均有造像碑遗存,印度次大陆造像碑产生与建筑造像构件有密切关系,中国造像碑自有渊源,朝鲜半岛则继承了中国模式。中国造像碑拥有众多个体、丰富内涵和鲜明地域特征,是世界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造像碑的产生与供养中国中原北方与南方广大地区,东汉、三国时期已出现了地面寺院,至迟东晋、十六国时期石窟寺院也发展起来。泥塑、壁画是最初地面寺院的主要艺术形式,石窟艺术在中原北方地区兴起…     

敦煌莫高窟壁画彩塑

敦煌莫高窟有历代壁画4.5万多平方米,规模巨大,内容丰富,技艺精湛。壁画内容大体可分为下列几类: 一、佛像画其中包括各种佛像:三世佛、七世佛、释迦、多宝佛、贤劫千佛等; 各种菩萨:文殊、普贤、观音、势至等; 天龙八部:天王、龙王、夜叉、飞天、阿修罗、迦楼罗(金翅鸟王)、紧那罗(乐天)、大蟒神等等。这些佛像大都画在说法图中。莫高窟壁画中的说法图有933幅．各种神态各异的佛像12208身。二、经变画利用绘画、文学等艺术形式, 通俗易懂地表现深奥的佛教经典称之为”经变”。     

西昌发现元代梵文石碑

四川省西昌市西郊一户农民在翻修旧房时,发现早年砌入房基的一块元代梵文石碑。碑质为当地红砂岩,高58、宽42、厚8厘米。从碑石的上下插榫看,此碑原有碑额和碑座,现在仅存碑身,左上角略残。碑两面磨平雕刻佛像和文字。正面上部方线框内以细线阴刻坐佛像一尊。佛着圆领通肩袈裟,结跏趺坐于束腰须弥座上,后有头光和身光,带座通高26厘米。右侧刻阴文直书"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