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尺度视角下中国城市创新网络格局及邻近性机理分析

借助2016年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合作数据,利用复杂网络和空间分析方法对国家、区际和省内三个尺度的城市创新网络结构进行刻画,并利用负二项回归法对创新合作的邻近性机理进行了剖析。研究表明：①全国城市创新网络的整体联系较弱,网络极化现象明显,空间结构呈现出以北京为核心的放射型网络形态。区际城市创新网络的跨区域网络联系强于区内网络联系,东中西形成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异质性空间结构。省内城市创新网络的本地结网不足,内部联系强度低,空间形态普遍呈现出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核心-边缘结构。②回归结果证实了社会邻近、技术邻近对城市创新结网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地理邻近则呈现出不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技术邻近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社会邻近,而地理邻近则需要通过社会邻近的调节效应对创新结网产生影响。     

中国重点城市入境旅游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及优化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论视角,研究了中国12个重点城市入境旅游空间网络的节点结构特征和整体结构特征,并提出了旅游空间网络结构优化相关策略。结果发现:(1)重点城市入境旅游网络节点间共有46对旅游流联系,每个节点平均与其它3.83个节点存在着旅游流集聚和扩散联系,且充当旅游网络中介者角色的平均次数为8.25次;(2)北京和上海在入境旅游空间网络中居核心地位,西安、广州和杭州居次核心,其余城市的网络地位较低;(3)重点城市入境旅游的整体网络密度较低,不均衡性较明显。最后,提出优化重点城市入境旅游网络结构的相关策略。     

基于先进制造业投资的中国城市网络空间联系与结构研究

先进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对于刻画中国城市空间联系具有重要的表征作用。本文基于29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先进制造业投资数据,利用空间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了中国城市网络空间联系与结构特征。研究表明,基于中国先进制造业投资的城市网络总体上形成以“菱形”结构为主体框架的“V”字型空间形态;城市间投资联系按照距离由远及近呈偏右态分布,具有明显的距离衰减特征和大分散、小集聚的整体联系特征;城市网络具有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为主的首次位联系,继而形成以上、深、广、北为核心的“核心—边缘”城市联系空间结构。     

城市寺院之社会价值

自汉明帝永平十年起佛教传入中国大地,到千年后的今天,宗教在中国有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大小寺院也遍及中国的大江南北。寺院在中国不仅作为宗教活动进行的场所,其本身的建筑艺术,强大的影响力也在城市发展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近年来,现代城市蓬勃崛起,寺院的作用也有了新的拓展领域,其社会作用不容小视,像是教育功用,庆典活动所承载的文化推广作用以及慈善,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都是重要的方面。本文通过近几年对北京雍和宫①以及台北龙山寺②的探访心得结合相关网站数据,对现代寺院在都会城市中发挥的社会价值进行探讨。     

近代宁波保险业的发展及其当代启示

保险行业作为一个新兴行业,伴随着西方国家在中国的经济活动的深入而进入中国。领风气之先又具有强大经济实力并对金融业极具敏感的宁波帮商人是中国保险业的最早开拓者之一,并为推动保险业在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创造了相当灿烂的保险文化,如今更是宁波建设全国首个国家综合创新试验区及中国保险博物馆的重要资源。     

唐宋城市社会公共空间形成的再探讨

场作为唐朝城市公共空间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我们现在常说的市场,其实属于集合型名词,至少在唐朝,市与场还是两个概念,空间范围所指也是两个不同的区域。本文探讨的场所具有的社会公共空间的作用,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市与场的结合、逢场作戏成语的出现正是城市从士人社会走向市民社会过程中社会公共空间不断拓展的反映。     

“世界船王”包玉刚与“宁波帮”

走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宁波 对于宁波这个城市来说，整整30年前的1984年是个值得纪念的年头。因为在那一年的5月4日，宁波被列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开始真正走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     

经济学视野下的中国城市空间扩展

城市空间扩展是城市经济学和城市地理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城市的空间范围也迅速扩展。近年来关于中国城市空间对外扩展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但现有的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并没有揭示中国城市空间快速扩展的独特因素及其根本动力,特别是忽略了地方政府在其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本文以城市经济学相关理论模型为基础,结合中国体制背景,构建一个以地方政府为核心的城市经济模型,并运用该模型对中国城市空间扩展及其相关问题进行分析,认为地方政府在中国农地非农化及其土地开发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现实农业土地租金较低推动了城市空间的额外扩展,外部性收益使得地方政府零地价出让土地仍然有利可图,诸如铁路及其站点建设等外部条件冲击推动城市以蛙跳(飞地)方式对外扩展。     

城市紧凑度对中国城市创新的影响

城市空间特征与创新的关系是创新地理的重要研究议题.论文构建了城市紧凑度与城市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研究假设,并选取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空间单元,从密度、土地混合利用、街道连通性和交通通达性四个方面构建了城市紧凑度指数,对2010年中国城市紧凑度进行了评价,分析了中国城市紧凑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     

开发区建设对中国城市发展影响作用的聚类分析评价

本文以中国48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及其所在的65个城市有关数据资料为基础,从产业规模、空间规模、经济外向度、税收、就业等多个方面,就开发区建设对中国城市发展影响作用进行了综合分析评估;并运用系统聚类分析方法、依据影响作用综合强度以及各方面影响作用的均衡程度,将开发区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贡献模式分为相对均衡型、高水平高效益型、空间影响超强型、空间影响主导中等水平型、经济影响主导中等水平型五种类型,并指出了各类型所对应的城市组群。     

全球化时代的城市大事件营销效应:基于空间生产视角

在全球竞争时代,大事件营销已经成为城市政府实现增长策略的重要工具。文章引入空间生产的分析视角,对城市大事件营销的物质空间效应、社会空间效应、经济与政治效应进行了客观的评述,这些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从而揭示了通过大事件营销实现城市空间生产过程的本质。文章指出,大事件营销成为城市在全球化流动空间中增强对资本等发展要素粘性的重要媒介,实现了从流动空间向场所空间的转变,对城市的空间、经济、社会与政治关系等都产生着深刻的重塑作用。但是,更加关注如何将外向增长机遇与城市内生增长能力进行更好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     

Multi-Firm City Versus Company Town: A Micro Foundation Model of Localization Economies

When do we have a company town and when do we have a multi‐firm city? In this paper I analyze the impact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decisions on types of cities in a decentralized urban system. This is done in a one‐sector spatial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of a closed economy. Investment in public infrastructures reduces the fixed set up cost of all firms within the city resulting in multi‐firm cities. Thus, in this approach localization economies are modelled explicitly instead of assuming that larger industrial size within the city enhances productivity. On the other hand, when the infrastructure is not provided, a company town will be formed by a developer because of the fixed cost required by each firm. The decision of whether to invest in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s depends on the type of city that will provide households with the highest utility. This paper characterizes the conditions that lead to each of the two equilibrium configurations.     

跨国场域下的企业家精神、国家与社会网络：中国新移民的个案分析

以在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企业家为个案,简要地讨论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及其在全球化时代的展延;分析了新移民企业家跨国知识与技术优势在新兴企业成长中扮演关键作用;论述了跨国移民企业家产生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外在因素以及由此形成的双赢策略;进而阐述跨国性的理论架构如何有助于解释华人企业家在当代世界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城市企业主义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增长机制研究

我国城市发展自本世纪以来呈现出加快发展的趋势。然而,这一进程尚不均衡和协调。本文通过城市企业主义这一视角,分析中国城市实现空间与经济迅速增长的机制及其所面临的问题。文章首先考察了2001-2009年间的公共财政结构,揭示出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并对其背后的制度原因进行了分析,以体现出城市企业主义是如何受到高度集中的行政考评体系和分税制这一转型期财政体制的影响。文章接着对地方政府为实现其城市企业主义战略而采用的土地驱动型发展模式进行了研究,最后提出了中国城市发展亟待转型的呼吁。     

不同模式下城市郊区居民工作日出行行为的比较研究——基于北京与广州的案例分析

本文选择北京、广州的两个典型社区,分别作为转型期中国城市居住郊区化"政府主导模式"与"市场主导模式"的代表案例,基于两个社区的活动日志调查数据,比较两个社区居民的工作日出行行为,以此探究居住郊区化模式对居民出行行为的影响,在国内已有时间地理学研究基础上进行城市间直接比较研究的尝试。研究发现:政府主导的居住郊区化模式为居民提供了较完善的活动机会与便捷的出行环境,但并没有避免职住空间错位;市场主导的居住郊区化模式无法提供完善的活动机会与良好的出行环境,居民日常活动高度依赖于内城。     

中国城市人口集聚分布——基于空间效应的研究

城市人口集聚分布以及城市带的形成是一个空间现象,空间力量对其形成和演化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应用空间计量经济学与趋势面分析相结合方法,以617个县级以上城市1998年和2011年的城镇人口和经纬度坐标数据来研究中国城市人口空间集聚分布与趋势。研究发现,中国城市人口分布与其周围相邻城市的人口分布关系密切,并且其6阶空间自相关效应是最强的;同时地理位置对中国城市人口体系的空间分布和纵向形态形成具有显著影响。在空间自相关和空间位置相关的共同作用下,城市人口规模聚集区已在东部沿海地区形成。     

基于中国电影产业价值链分工联系的城市网络研究

选取2003-2015年占据当年票房75%以上的中国电影为样本，基于中国电影产业价值链分工联系数据构建了城市网络。在此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城市网络的结构特征展开了分析，并进一步剖析了其形成的原因。研究发现：①城市网络的密度为0.25，城市间的联系较为稀疏。②城市网络呈现出“一主两副”的“中心-外围”结构，北京是主核心，香港和上海均为副核心，其它81个城市处于外围。③城市网络中的强联系围绕北京展开。具体来看，香港、上海与北京的联系最为多元和紧密，首尔、台北、曼谷与北京的联系多为价值链的纵向配套，广州、天津、金华与北京之间的联系多为价值链的横向合作。④中国电影产业的三重属性、尤其是政治属性深刻地影响了其城市网络的结构特征。     

有关"社会主义转型国家"城市社会空间的研究述评

1990年代西方学者对于“社会主义转型国家”城市社会空间进行了大量研究。尽管中东欧社会主义转型国家与中国城市社会空间演进有某些共同点,如郊区化、内城区衰落、居住隔离等,但两者的分异机制迥然不同,前者为“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彻底的急速转型”,后者为“社会主义前提”的渐进转型。这对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的深入研究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     

中国本土零售连锁超市空间扩张特征与格局研究——以永辉超市为例

连锁超市已经成为中国零售商业的主要经营业态,以中国本土大型零售连锁超市永辉超市为例,从空间扩张模式、扩张格局和区位选择等方面对零售连锁超市空间扩张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伴随中国零售市场的发展和零售业的对外开放,永辉超市在1999至2013年15年间空间扩张速度递增,呈现指数型增长态势;空间扩张模式可以归纳为区域深耕式、接触式、跳跃式和复合式扩张四种,经营成熟期以后主要表现为复合式扩张;永辉超市在跨省际空间扩张中进入城市的次序与城市人口规模呈现弱的正相关性,在省域范围内,永辉超市门店的空间扩张具有首位分布趋向特征。     

En route to New York: diasporic networks and the reconfiguration of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in Senegal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social networks on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It interrogates shifting patterns of market development, juxtaposed to the lure of new economic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entrepreneurs located at the periphery, Senegal. I critically analyse how a distinct and classed category of Senegalese women entrepreneurs navigates international spaces and legal restrictions in attempts to launch profitable economic ventures in metropolitan centres such as New York City and negotiate new forms of representation and agency in contentious socio-economic spaces. By interrogating the complex interplay between women entrepreneurs and diasporic communities, I weave an often-missing gender perspective into the analysis of the emergence of female trans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diasporic social networks.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that diasporic social networks, transnational markets and spatial interconnections, while contributing to market revitalisation and expansion, are nonetheless fraught with tension. Diasporic social networks embody paradoxical positions. They represent an enabling economic transactional space, while embodying an informal social space that nonetheless remains sites of power struggles deeply embedded in gendered, sociocultural and economic dynamics that transfer from local to transnational contex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