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阳哈尼梯田遗产化与旅游化的关系演变与互动机制

遗产化与旅游化已成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活动，历时性地理解两者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元阳哈尼梯田遗产化与旅游化发生的时空背景基本相同，但关键施动主体与客体不同，形成二者关系演变的基础；地方先后经历了“旅游化启蒙遗产化、遗产化与旅游化相互促进、旅游化阻碍遗产化、遗产化加快旅游化”四个阶段；其中，“摄影师”、“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大众传媒”、“社区居民与旅游企业及外来商人之间的矛盾、生态环境问题、地方贫困”、“地方政府、旅游企业、社区居民”等关键行动者分别依次发挥了主要作用，影响着二者关系的格局变化。     

乡村社区旅游空间不正义及其“住改商”制度症结——波兰尼嵌入性视角下的西江苗寨实证研究

中国乡村旅游已成为乡村社区脱贫致富和空间不正义的一把双刃剑,而后者尚未引起学界和政界的足够重视。文章基于波兰尼嵌入性理论,分析揭示了乡村社区旅游“住改商”制度的脱嵌路径及其空间不正义的作用机理,并通过现场观察、访谈、问卷调查等定性定量方法,对西江苗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现代旅游经济的脱嵌是乡村社区旅游空间不正义的直接原因,而乡村旅游“住改商”制度的脱嵌则是其制度根源;波兰尼嵌入/脱嵌的经济及其制度区分,对于我国现阶段乡村旅游兼具农耕经济的嵌入与旅游经济及其制度的脱嵌矛盾面向极具解释力;对乡村社区旅游“住改商”制度实施反“脱嵌”制度安排,是破解乡村社区旅游空间不正义的有力举措。     

身份认同与具身体验内在响应研究——以中国“同志”赴泰旅游为例

同性恋旅游正在成为一个全新的旅游细分市场,而身份认同作为中国“同志”在旅游过程中的自我认同和身份的确认,在旅游体验的获得上具有较为紧密的关联。身份认同与旅游具身体验的响应研究以中国“同志”赴泰旅游为例,通过16位中国“同志”旅游者五天四夜的赴泰旅游日记的撰写,并结合后续通过3位日记撰写受访者和6位赴泰旅游的受访者的深度访谈逐字稿进行访谈,探讨中国“同志”赴泰的身份认同与具身体验响应的内在关联研究。研究表明,中国“同志”赴泰旅游体验是实现身份认同和自我认同的具身性实践和反思,也是叙事性内容建构的过程,进而得出身份认同与旅游具身体验内在关联的叙事过程性空间模型。本研究将补足深化和拓宽亚洲“同志”的身份认同与具身体验的研究较少的现状,做了进一步的细分旅行者行为和心理的研究。     

从异地空间到异质空间——90后中国女性旅游者身体的自我建构

旅游作为休闲活动为空间中的身体实践提供了特定情境,且伴随技术迭代,旅游者可“置身”于地理实体空间与数字虚拟空间。本文选取90后中国女性为研究对象,探究其身体于旅游异地空间和虚拟异质空间中的自我建构;采用深度访谈法并对访谈文本进行扎根理论分析,研究发现：①90后女性具身化模型由内外两个维度构成,身体唤醒、身体建构等构成内部维度,场域空间、自他认知等构成外部维度;②尽管90后女性逐步唤起身体的自我意识,打破女性身体在消费主义影响下产生的“商品化”“神话化”现象,但其身体仍受到日常审美标准与他者监视的压迫。     

乡村旅游地空间生产与村民角色转型的过程与机制——以丹霞山瑶塘村为例

乡村旅游空间与村民社会角色是一个相互形塑和建构的过程，揭示两者的互动机制对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乡村旅游地空间经历了农业生产空间、农旅并存空间、旅游消费空间的演变过程；村民角色从“农业生产者”，经不同转型轨迹，归于“旅游从业者”角色。权力、资本和市场等主体对乡村旅游空间的建构，对村民角色扮演提出新的期望和规范；村民主体的微观权力、资本积累、个人技能、个人观念影响其角色扮演与空间适应；不同角色村民主体通过微观空间生产行为，促使乡村旅游空间景观化、商业化和制度化，也会产生民宿空间分异和乡村公共空间侵占等问题。     

潮州古城旅游社区主客活动秩序研究

个体日常活动行为的时空特征及秩序反映出个体对空间利用的时空需求。本文选取潮州古城作为案例地，以周末为典型日，采用日常活动地图收集居民与游客活动数据，基于活动分析法及ArcGIS空间分析从流动、分布与状态三个方面探究大型旅游社区的主客活动秩序。研究结果表明：古城的空间功能在原有的生活功能基础上演化出旅游功能，并保持着主客活动的秩序性，但其流动模式由于交通管制条例的约束及主客的共同占用，暗藏潜在矛盾；由于主客活动意图的不同，决定了活动安排上时间与空间的错位，在时空资源配置上表现出“分时共地”、“共时异地”的嵌合特征；“共时共地”之时，由于古城的空间足以容纳主客的活动，加之“商业性好客”的驱使，使得主客活动仍能保持秩序化。由于潮州古城具有着相对独立的社区结构，社区旅游发展成为社区秩序重构的重要机遇，合理的规划内容和途径能有效促进旅游社区生活功能与旅游功能的协调，在利益主体的协商与适应中构建了主客活动的新秩序。     

跨越地理边界的地方性食物——以广州流动群体的饮食消费为例

地方性食物原本被定义成在清晰的地理边界内生产的食物，是“本地人”抵抗极端商品化食物系统的有力武器，但以地理边界为中心的视角压抑了消费者身体的积极作用，也忽视了作为“外来者”的流动群体的在地饮食体验。基于对广州流动群体的日常饮食消费的深入考察，本研究发现：流动群体对跨越地理边界的故乡食物和广州本地食物主动赋予丰富的地方性意涵，构筑日常饮食“流动的地方性”。基于身体与食物的关系视角，本研究认为身体接触食物的契合感受以及与食物提供者的信任关系奠定了流动群体建构地方性食物的基本途径。区别于反抗式的地方性食物运动，流动群体把地方性食物嵌入在地生活，凸显多重的日常意义，主要表现在突破食物知识困境，缓解饮食焦虑，以及增进身体和地方的亲密关系。     

空间不匹配带来城市收缩的三重逻辑——制度空间位移、政策空间悖论与行为空间失衡

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了近40年的飞速发展和规模扩张，我国的城市发展步入了“后城市化”时代。“快速扩张下”的城市收缩现象越来越引起理论和实务层面的关注，其中空间层面的资源不匹配和不协调是带来城市收缩的重要原因。基于“空间—行为”互动理论，尝试从“制度—政策—行为”层面的空间不匹配，解释城市收缩的逻辑归因。其中，制度空间通过“经济体制转型”和“社会结构变迁”，带来收缩城市在空间和社会上的两极分化；政策空间基于政治体制、社会政策带来城市发展的不平衡；行为空间嵌入个体、群体、家庭行为中，通过职住分离、就业环境等带来个体“空间—行为”的不匹配。最后，提出深化经济制度改革，促进收缩型城市再“更新”、关照区域政策平衡，扩大收缩型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坚持“以人为本”，让城市成为“人”的“家”等治理导向与政策尝试。     

基于空间三元辩证法的城市周边旅游型乡村公共空间生产研究——以西安地区清水头村为例

旅游消费文化的入侵导致了城市周边乡村发展中社会与空间的巨大变革,使其公共空间面临社会公平与空间正义缺失,进而出现异化。为深入剖析该类型乡村公共空间的生产机制,本文引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运用其三元辩证法理论框架,以西安市长安区清水头村为例,从“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空间”三个层面对其进行解构,深入阐释城市周边旅游型乡村公共空间的生产机制和内在逻辑,最后从乡村公共空间生产的作用力、目标形态、机制保障等方面给出了相关优化建议。研究发现,旅游型乡村公共空间在地方政府空间表征过程中,其“使用价值”被压制,而“交换价值”被凸显,但是村民在表征空间过程中的“抵抗”态势并不明显,反而“内化”趋势更多。本文的机制分析和优化建议有助于引导城市周边旅游型乡村公共空间的健康发展,最终达到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优化社会生态的两重目的。     

驻村工作队与乡村精英互助作用下的乡村治理研究

基于乡村“公”、“共”、“私”三分领域的治理理论，以G省F贫困村为例，运用实地考察、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结合F村实证特征和问题分析，探讨政府（驻村工作队）与社会（乡村精英）互助作用下的乡村治理特征。研究指出，驻村工作队代表政府权威，领导并协助村两委工作；新乡贤利用自身社会资本，与驻村工作队在项目确定、资金使用、村庄发展等方面协商互助，降低治理成本；村两委则以维持乡村生产、生活秩序为主，并领导/协助新乡贤参与村中事务。总体而言，驻村工作队嵌入乡村，代表上层政府的外部政府权威，乡村精英代表乡村内生权威，二者作为“中间者”在乡村层面协作互助，实现“上、中、下相结合”的较为均衡的乡村治理。     

城市回族社区的地方性——基于开封东大寺回族社区地方依恋研究

作为中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少数民族,回族社区的地方性在城市化过程中受到严重挑战。论文以"地方依恋"为理论模型,以开封东大寺回族社区为典型案例,对城市回族社区的"地方性"进行深入解读。研究发现,由于围寺而居和强烈的回族认同感,城市回族社区的地方性特征主要受居住时间、文化程度、年龄大小和宗教信仰的深刻影响,地方依恋较深的地方主要在"寺市并存"或距离寺市都近的街道,内部空间上存在不同的宗教知识传承模式。这为丰富社区地理尺度的地方依恋理论和揭示回族社区人地关系机制提供了重要实证依据。     

乡村旅游精英的权力维度及其阶段性呈现特征——以袁家村为例

精英的权力是社会分层和领导者研究领域的重点问题。随着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旅游精英成为带领农民致富的领路人,但旅游精英的权力却未获得足够关注。本文采用建构主义扎根理论方法,基于乡村旅游地居民的访谈资料和网络资料,探索旅游精英的权力维度如何呈现,并深入研究乡村旅游精英的权力是否会随旅游地生命周期呈现动态变化特征。研究发现：①旅游精英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呈现六维权力：全局掌控权、制度制定权、空间生产权、声誉权、人情权与魅力权,进而以六维权力深入剖析了旅游精英带领村民致富的内部机理;②乡村旅游精英的六维权力处于动态演变中,在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权力呈现特征显著不同。     

地方、地方性与城中村改造的社会文化考察——以猎德村为例

本研究尝试从地方性角度出发,分析城中村地方性的形成机制和体现方式,利用历史演进的分析方法考察城中村改造前后地方性解构与重构现状。从地方等核心概念出发,探讨地方性的社会建构体系及特征,并认为地方性从景观、文本、符号及感知四个维度进行持续的社会建构。结合广州猎德村整体改造为案例发现地方性的建构与时空元素紧密相关,镶嵌在地方的发展过程,并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本文从理论上构建中国城市化中地方性研究框架;现实上为更深入理解城中村改造与地方性的关系,为更好地推进城市更新质量提供一定的参考。     

扎根理论视角下旅游非正式部门成长路径——以安徽西递古村为例

以安徽西递古村的旅游非正式部门为研究对象,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通过聚焦编码、轴心编码、理论编码三步骤,分析案例地旅游非正式部门的成长路径。研究发现:1旅游非正式部门发展在符合生命周期基本理论基础上,具有新特色。随着阶段推进,主导影响因素由单一向多元转变,外部影响因素的作用力愈渐加强。2精英带动在旅游非正式部门发展起步阶段起主导作用并以粗放开发为特色;利益驱动下旅游非正式部门过度扩张使得同质竞争激烈化,经营边际收益减少;家庭结构与社区影响造成经营固化与惯性,社会政策带来经营萎缩,经营者试图通过寻租及名望身份赋加的形式改变困境,增强对经济之外的其他诉求(如名望、人际),促进了旅游非正式部门对自我身份重新审视与再定位。3社区力量在市场饱和后以隐性道德伦理手段维持既有市场结构平衡状态,成为市场竞争调控手段新补充。     

北京市老城区菜市场的地方性及其机制研究

地方性研究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领域,能够揭示地方的特质特性,从而实现对空间的理解。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基于地方理论的研究对象开始转向人们日常生活的空间,而质性研究方法尤其适用于这一揭示空间社会意义的研究。本文选取菜市场这一典型城市空间,尝试运用质性方法对其进行地方性的建构并分析其地方性形成机制。研究认为,菜市场的地方性可归为地方空间特性、地方时间特性、地方意义三个方面;地方性的形成机制是地方物质环境、活动者、历史文化和现代性相互作用的过程。研究通过深入理解承载市民生活的空间,希望促进城市空间地方性的传承与发展。     

“场域-行动分析”视角：贵州西村农民的旅游抗争

随着地方社会不断卷入到旅游开发浪潮中，围绕旅游而发生的抗争日渐增多，这里称之为“旅游抗争”。旅游抗争主要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中国地方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生态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提出“场域-行动分析”这一新分析视角，破解“结构-制度分析”和“过程-事件分析”两种分析模式内蕴的“行动-结构”、“个人-社会”和“主观-客观”二元困境，将“结构-制度分析”化约为“场域”，具体分为社会场域和文化场域，将“过程-事件分析”化约为“行动”，具体分为行动的策略和一般演化路径。在该理论视角的关注下，本文对贵州西村旅游抗争的缘起、策略、演化路径及后果进行了完整叙事，为抗争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同时重构了二重性分析范式。     

Cultural impact of modernization and tourism on Dai villages in Xishuangbanna,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can have a considerable sociocultural impact on ethnic communities, but few studies have attempted to separate the unique impact of ethnic tourism from the overall impact of modernization and describe its mechanism clearly. This paper describe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performed in three typical Dai village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 crosswise and longitudinal comparative study was performed on Dai village culture. The study indicates the following: (1) spiritual culture has been transmitted relatively unchanged across generations in three Dai villages, but material culture has undergone various degrees of change. (2) The changes in material culture and some parts of institutional culture have been caused primarily by the pressure of overall social modernization. (3) Currently, the overall thrust of modernization in mainstream Chinese society has driven some ethnic cultural practices out of use, while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ethnic communities has pulled them back into use. (4)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odernization, the issue of whether ethnic tourism communities can be developed in a sustainable way depends on both bottom-up and top-down factors: the leading role played by community elites internally, developing useful parts of ethnic culture and discarding useless parts during repeated games in the tourism field, and government policy and guidance facilitating planning.     

旅游发展对乡村社区人际关系的影响研究——以丹霞山为例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一种以经济为纽带的新型乡村邻里关系正在建立,但国内学界对此缺乏关注。本文以丹霞山旅游区内的瑶塘村和断石村为案例,在确定了人际关系的衡量框架并对其可能的变化作出假设后,通过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实地调研并检验假设,探讨旅游业所起的作用和影响。研究发现:除了一般认识上的负面影响,如交往时间减少、当地村民淳朴性下降等,旅游发展对人际关系还有较大正面作用,如提高了当地的文明程度、减少了村民日常交往中的摩擦、增加了新型的集体活动等。     

权威善治视角下乡村旅游目的地治理演进机制研究——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

乡村振兴背景下,谋求适合乡村内生式发展的有效治理路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权威善治视角,探讨陕西省袁家村发展旅游以来治理结构演变过程与内在机理。研究发现：(1)地方权威主义治理主体扮演“决策者”“引领者”“代理人”等多重角色,并在旅游发展不同阶段发生角色变迁。(2)乡村旅游目的地治理结构从单一主体向“双轨”治理演化。其中,利益相关、产业规模扩张和制度安排为其演化提供了动力与保障。对现实的启发是,发挥好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协同互动作用,将有利于实现目的地乡村自治、德治、法治“三治融合”的现代化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