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有关宋徽宗画艺文著的点滴体会——兼及《听琴图》为赵佶“真笔”说

宋徽宗赵佶在绘画史中是一位承先启后的不朽人物。对于他的作品历来就有代笔之说,且流传至今的遗作为数有限,而其中精美之作亦往往被鉴家定为“代笔和御题画”。故宫博物院珍藏的赵佶之作皆被视为非赵佶的“亲笔”。作者有感于此,乃重新学习有关文献记载及当代论画名著,略有体会,因而提出个人的不同认识,特别对于《听琴图》提出了为赵佶“真笔”的七条论据,为研究赵佶“真笔”提供参考意见。     

御宿川考

御宿川考辛玉璞秦汉上林苑中，隋唐帝都之南，有两大名川：一曰樊川，一曰御宿川。樊川之名一直沿用，家喻户晓；御宿川之名，久不使用，几乎无人知晓。本川百姓不知，文人学士也有将之与樊川混为一谈者。兹考究于下：一御宿川的位置《三秦记》曰：“长安正南，山名秦岭，...     

江桥暮雨VS迷踪御码头

“淅沥带秋垌,两岸蒹葭响,何处渔舟螟未还,隔浦闻清唱。”今天,暮雨潇潇的江桥之畔,仍会引得人诗兴大发,迷情满怀。昔日皇帝的御码头已经重建,不知其它的湖墅八景,名闻遐迩,旧迹安在？     

陕南御麦（玉麦）非玉米考

陕南御麦（玉麦）非玉米考萧正洪田艺衡《留青日札》、李时珍《本草纲目》等曾以“御麦”或“玉麦”为玉米之异名。今人颇用其旨,据之以考察明清时期玉米的传播过程。然作物之俗名往往因地而异,地方文献所载之“御麦”或“玉麦”能否以玉米视之,实难一概而论。明嘉靖《...     

美术史研究中的宋辽御容往来

宋辽文献中,有关双方御容往来的记载十分丰富,在当时引发了朝野的相关讨论与争辩。本文从美术史视角探讨其中的御容像、画家、御容样式以及窃写、相术等理论与创作的问题,昭示其对后世人物肖像画艺术发展的影响。     

清高宗御制诗文创作流程及代笔问题探疑——以新见“乾隆御稿”为核心

清高宗御制诗文体量颇丰,且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不过其创作主体和创作流程存在较大疑问,文臣“代笔”之疑团构成对其研究、利用的阻碍。近年来进入学界视野的“乾隆御稿”,即清高宗诗文手稿及誊抄稿,为探究此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结合相关序跋、清人笔记等,再将实物资料与历史记载相互印证,可厘清清高宗诗文具体的创作流程。进而通过区分御制诗和御制文,对创作主体进行考察,可得出结论:御制诗应当大多为清高宗自己创作,文臣主要负责誊抄、作注等;而御制文中,碑文、序、记等存在文臣代为撰写的情况。上述结论对久已有之的代笔说做出了回应,并为充分研究、合理使用清高宗诗文奠定基础。     

清代的贡墨和御墨

宫廷用墨,一般称之为“御墨”。事实上,仔细把宫廷用墨加以区分,又可分为“贡墨”与“御墨”两大系统。它们在形式与意义上是有区别的,笼统地名之为“御墨”,只是大家相沿已久的一种习惯罢了。     

宋徽宗赵佶代笔画的再认识

20世纪50年代徐邦达提出赵佶“代笔画”之说,这是为艺术史界普遍接受的研究成果。上海学人丁羲元经过对文献和传世赵佶绘画的多方考察,提出赵佶“代笔画”的新见。本刊连续二期刊出丁先生二篇有关徽宗赵佶的最新研究。     

古代御墨初析

御墨是指封建时代专供皇帝书写绘画用的墨。早在唐代，宫廷就开始设立墨务官，专门负责制作御用墨。玄宗时创立集贤院，并在易州设立墨务官负责制作御用墨，制墨名家祖敏被委以重任，首开制“御墨”先河。王象晋《群芳谱》关于唐玄宗李隆基“以芙蓉花汁调香粉作御墨”的记载亦佐证了御墨的存在。     

御前侍卫的真实面孔

英俊的容颜,高超的武功,坚毅的性格……人们心中的“御前侍卫”,总是充满戏剧性,演绎着一个个或浪漫或惊险的故事。可历史上的御前侍卫,却未免“名不副实”。     

雅安市博物馆藏西汉御兽青铜人像考

四川省芦山县博物馆1974年征集到一件西汉时期的御兽青铜人像,现藏雅安市博物馆。有学者根据其铜人纵目特征认为其为杜宇氏蜀部族后裔斯榆人为其先祖蚕丛所造之像。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及考古图像资料,可重新判定该造像的御兽铜人为巫觋,所御四兽为翼虎,其主题是中国古代艺术品中常见的“巫师御虎蹻”。通过对比江苏盱眙和湖南永州鹞子岭出土的两件汉代青铜博山炉,基本可以确认该御兽青铜人像原来为青铜博山炉的柄座部分。     

沈阳故宫院藏乾隆御墨

墨作为中国“文房四宝”之一,在我国文化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仅是一种书写用品,还是一件融绘画、书法、雕刻于一体的艺术品,具有收藏和鉴赏的双重价值。沈阳故宫院藏有多种清宫墨,仅乾隆时期的御墨就有百余件之多,其墨模、图案、装潢都非常精美。造型更是千变万化、应有赆有;质量精美,形式多样,墨品均是采用上等材料,并由技法超群、造诣精深的墨工制作而成。可以说,院藏乾隆御墨无论从形式到装饰内容都达到了制墨工艺的极至。笔者现将院藏墨按院藏乾隆御墨、院藏乾隆集锦墨来进行阐述。     

陆士仁伪作文徵明书法的鉴考

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中的“文先生传”记:“以故先生书画遍海内外,往往真不能当赝十二,而环吴之里居者,润泽于先生手几四十年。”王世贞正是这“几四十年”时的当代人,其所见、所闻必无虚谬,而世传文徵明的书画作品确是真赝混淆,以至成为古书画鉴定研究的重点之一。所谓“润泽”一词,说得太客气了,因为传世文氏书画不仅有代笔的一种,更多的是仿学者的伪书、伪画。据迄今的鉴定研究,我们已经知道文徵明之子文彭、文嘉兄弟以及文氏弟子钱穀、居节、朱朗诸人曾为文氏代笔作书画,应该也不排除他们径直地进行伪作。但“环吴之里居者”中还有更多的人伪作文氏书画,是我们迄今尚未知姓名者,甚     

戴熙画论著作版本研究

该文在谢巍和周永良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戴熙画论著作的版本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以期探明《习苦斋画絮》纪年抄本、《习苦斋画絮》惠年十卷本、华东师范大学藏《习苦斋画絮》四卷本、浙江省图书馆藏《赐研斋画媵》、《赐砚斋题画偶录》、《赐砚斋题画补录》及《习苦斋杂著·题跋》之异同及诸版本的渊源关系。     

中国古书画鉴定方法论探讨

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古书画鉴定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与西方美术史发展相比,中国美术史在作品的创作、流传上有自己的独特方式。书画仿造、作伪一直是中国美术史上的独特景观。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展开很大程度依赖作品的鉴定,自古以来,鉴定便是中国美术史上的重点,甚至具有决定地位。在古代,鉴定家便是“美术史家”。鉴定和与之联系紧密的收藏是影响美术史的重要因素。鉴定学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基础,但恰恰是这个基础本身却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在现代科学仪器和方法尚未能运用于此领域的今天,书画鉴定仍承袭古人之方法,主要依靠个人的学识、经验和方法,通过目鉴来判定真伪,其结论往往因人而异。鉴定学方法的不确定性,使鉴定学和中国美术史研究面临严峻挑战。古书画鉴定方法的核心是它的科学性,要建立真正的鉴定学就必须有一套完整的方法论,而方法论必须具有科学性。建立起科学的鉴定体系,是古书画鉴定学的需要,也是中国美术史研究的需要。一、古书画复制、仿造与鉴定渊源魏晋南北朝以前,绘画发展已经经历了上千年的历史,但从鉴藏角度考察,真正需要鉴定的古画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在此以前,主要限于收藏活动,且魏晋前,绘画主要由无名画工承担,作品不署名款...     

元代“常朝”与御前奏闻考辨

秦汉以来 ,“常朝”一直是国家最高政务决策的重要方式之一。元代虽无固定的“常朝” ,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大臣参与的御前奏闻仍然是常见的中央最高决策形式 ,故可将元代的御前奏闻视为一种特殊的“常朝”。相较于汉族政权的常朝 ,元代的御前奏闻是有时间、场所多变不定的特点 ,这是因蒙古统治者在部分吸收汉法的同时仍较多保留了传统习俗而形成的。     

豢龙、御龙考

中国古代文献中有许多关于上古时期豢龙、御龙的记载。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晋国太史蔡墨说:“昔有(?)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鬷川。鬷夷氏,其后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拢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拢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氏嘉之,赐姓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淄醢之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这段话出于晋国太史之     

触动心灵的声音——与固特异御乘轮胎一起静听城市之音

2010年12月15日,全球最大的轮胎制造商之一固特异在澳门举办了一场名为“与御乘轮胎一起静听城市之音”的多媒体视听盛宴。     

商代的拜祭与御祭

一商代的拜祭二商代的御祭商代崇尚鬼神,祭祀频繁。《礼记.祭义》: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根据殷墟甲骨刻辞的记载,商代的重要祀典除岁祭外,还有拜祭与御祭,二     

日本侵华的重要罪证——幕府和天皇的御瓷

最近,我发现4个瓷瓶,分别出自日本的江户幕府和近代天皇。日本瓷器没有中国式的官窑,按照中国的说法几乎都是民窑,朝廷和幕府的御瓷往往出自一些著名的民窑。这些瓷瓶类似于中国的青花瓷,有的结合五彩工艺,在当时的日本是登峰造极之作。在中国所藏的日本瓷器,它们无疑属于翘楚之作。其中,有日本天皇“御赏”乃木希典和张作霖的3个瓷瓶。乃木希典(1849—1912年)是日本陆军上将、甲午战争以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