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阿希姆的普遍历史观念

在普遍历史观念主导下看待和书写历史，是西方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这一观念大致经历了政治的、宗教的和理性的三种样态。在西方普遍历史观念从宗教演变为理性样态的过程中，12世纪意大利基督教思想家约阿希姆扮演着重要角色。他在人类世俗历史的框架中，构建出一种类似于基督教上帝拯救历程理论的普遍历史观念。这种观念虽仍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但其侧重从尘世生活和人的能动性角度，理解整个人世历史的演进。这使其历史理论具有明显的世俗化特质，可被视为西方现代以理性为主线的普遍历史观念的原初形态，构成西方历史哲学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元代山水画的时代精神

如果说,中国山水画的前几变是标志着山水画由早期的原生态一步步走向成熟,那么,大痴、黄鹤的一变则使山水画艺术从写实走向精神的质变。元代社会,由于统治者所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使汉族士人大都游离于朝廷之外;又由于宗教的盛行,汉族士人大都信奉宗教,从而演绎了元代山水画的核心变化。元代山水画,不仅仅是一种纯艺术的表现,一种自然景象与图象的取舍,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客体的描绘,演绎出一种精神境界,一种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内在感受,那种萧条淡泊、闲和严静的心境意态;不仅仅是技法的演变,而是从整个创作动机到内涵的演变,从而达到中国传统文人画的高峰。元代山水画的核心精神就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教精神”,充满玄机、自然、真性的精神。     

四川蓬溪县金仙寺藏殿元代题记及相关问题

四川蓬溪金仙寺藏殿是四川省内为数不多的十余处元代建筑之一,殿内现保存有多处墨书题记。藏殿主体结构上的20处题记为元代遗存,反映了建筑、择吉、移民、家庭、基层职事、宗教、社会关系、历史地理等多方面的历史信息。当地元代中晚期的文化是在南宋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受外来影响较小,主持修建藏殿的得性可能是影占僧户的富人。     

景教在元代的传播初探

元代的宗教政策较为宽容,蒙古早期部落中就有景教的传播,如在乃蛮部,汪古部等,此外也在元代的贵族之中信仰。元代也专门设置了管理宗教的政府机构如:管理基督教的崇福司,管理伊斯兰教的回回哈尔司等,元代的景教传播是与其他的宗教相互作为支撑的,从其传播的影响,以及与中国的儒,佛,道等思想的融合,可以归结出其中国化的原因,景教在中国传播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适应中国社会的过程。     

解析上海出土文物中的藏传佛教因素

元代以来,藏传佛教广泛在西藏以外地区传播,带来了独特的宗教理念和宗教艺术。江南地区寺塔林立,在上海佛塔"天宫"、"地宫"出土的佛教文物中,诸多藏传佛教文化元素,从较早的元代一直延续到清代。这些文物是藏传佛教在江南地区传播的实证,对其性质的分析研究,可以了解元明清时期汉藏文化的融合方式和特点。     

元代景德镇窑青白瓷佛像研究

青白瓷佛像是元代景德镇窑制瓷业的一个重要进步。在当时蒙古人统治的历史及宗教之大背景下,元代大型瓷塑佛像突然且短暂出现的原因是本文所关注的,笔者认为这些令人惊叹的瓷塑佛像的生产直接受惠于蒙古人对藏传佛教的信仰和对景德镇窑厂的赞助,同时这些瓷佛像也在元代宫廷的藏传佛教的仪式和典礼中被使用。     

近年来国内大遗址保护与管理运营问题研究述评

<正>大遗址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文物事业向文化遗产事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具有综合性、系统性和主导性的文化概念。大遗址主要包括"反映中国古代历史各个发展阶段涉及政治、宗教、军事、科技、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水利等方面历史文化信息,具有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的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遗址、遗址群"[1]。尽管对这一概念的界定,目前在学术界仍有争议,但对其规模大、价值高、分布集中的特性却是普遍     

苏天爵与元代史学

苏天爵是元代颇有文史之才的杰出史家,在当代史撰著和历史文献整理与编纂方面成就卓著;在历史编纂理论与思想方面卓有见识。他所纂《国朝名臣事略》和《元文类》两部著述至今仍在中国史学史和历史文献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系统考察其史学实践与思想,对于探讨元代史学的主要成就和特点,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元代白话碑文的体例初探

元代白话碑文是研究元代历史、宗教、语言等的珍贵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首先概括介绍近代以来元代白话碑文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情况,然后对现有的白话碑文进行系统考察,从内容和形式上发明其中的某些体例,诸如圣旨、懿旨、令旨、法旨等旨书的格式、纪年方法,数旨同刻的排序等。明了这些体例,对于判定旨书颁发的年代,了解元代公文制度的特点,以及更好地理解和利用这些碑文,具有重要意义。     

双泉堡与元大都双线局——兼论元明清时期北京西北大道之改移

有关北京双泉堡地名起源，历来诸说歧异。依据现存史料线索，结合历史地理、历史语言分析，认为该地元代即名双泉铺，系因附近地下水溢出为泉，其旁置急递铺而得名。明代中期以来的地名转讹，当与元明北京历史语言变迁有关。其兴衰则与元明清以来北京西北大道改移有密切关系。元大都双线局与杂造双线局，是元代官手工业匠局机构，与该地名改移无涉。     

《粤西金石略》记录宋代八桂英才文化活动之概说

《粤西金石略》（下简称《略》）是清嘉庆五至六年（1800-1801年）广西巡抚谢启昆在桂林学朱依真,安徽桐城学胡虔、石元辂的协助下完成的一部地方金石献作,录了晋至元代八桂金石献。全书共15卷,其中约前1．5卷录晋至五代献,后二卷为元代献及《铜鼓考》和《待访目录》,宋代部分占11．5卷,是全书之重点。这些献皆为重要的历史记忆,其涵盖广泛,其中即有关于八桂英才的化活动记录。籍此,我们可以研究宋代广西历史人物的化活动。     

“刘秉忠暨大元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3年8月24日至27日,由邢台学院、民建邢台市委主办,邢台市政协文史委、邢台市刘秉忠研究会、邢台市文广新局、邢台市旅游局等多家单位共同协办的“刘秉忠暨大元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刘秉忠的故乡——河北省邢台市召开,来自北京、天津、山西、河南、吉林、湖北、甘肃和河北省内专家学者共80余人出席会议。元代名臣许衡、史天泽后人以及刘氏宗亲也应邀参会。与会学者共提交论文40余篇,会议肯定了刘秉忠在元代乃至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从政治、文学艺术、文化、宗教、交游、学术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深入探讨。     

晋祠藏《华严石经》发微

<正>石经是我国文字石刻中的一项重要类别，是指古代刻在石碑，摩崖上的儒家经籍和佛道经典。我国古代镌刻的儒家经典石经，有《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开成石经》《广政石经》《嘉祐石经》《南宋石经》《乾隆石经》等，零星刻经多为《孝经》。佛教刻经在北魏开凿石窟风气影响下出现，其形式主要有壁面刻、摩崖刻、碑版刻、幢柱刻等。现存佛教石经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北京云居寺《房山石经》。     

用感性评述历史，用理智思考宗教

宗教伴随着人类文明而产生,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促进历史的进步,推动文明的发展。而宗教毕竞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它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片面、错误的认识与理解,但人们的认识在不断完善与进步,宗教体现着人的力量的伟大,表现着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宗教与世界史研究——佛教与世界史研究

宗教意识产生于人类历史的最初阶段,并伴随着人类走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宗教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在不同时期不同宗教的影响方式和程度有所不同,对这些影响,国内史学界的研究还有待加强。相对而言,宗教对我国历史发展的影响较小,或许这可以被视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这易于使我们忽视对宗教的社会作用的研究。研究世界历史不可缺乏宗教的视角,宗教作为世界一些文明的特征之一,在国际政治和社会生活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为此,编辑部约请几位学者笔谈“宗教与世界历史研究”的意义．希望史学同人能够重视这一问题．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编者按]     

唐长安城寺院与丝绸之路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宗教发展的昌盛时期,长安又是全国宗教活动的中心。当时,长安城之寺院几乎遍布在其各个坊里,而且宗派之多,建筑之宏伟、装饰之华丽、占地之广、信仰者之众均是历代所罕见的。唐长安城的宗教发展之所以如此兴旺,是同唐朝的国力强盛、人民富足有着直接的联系,与唐代帝后多对宗教的崇信态度分不开,和隋朝宗教事业的迅速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丝绸之路的畅通为其提供便利的     

灞河中下游河道历史变迁及其环境影响

灞河是西安市东部渭河支流,古都长安重要的天然屏障。灞河河道历史变迁及其环境影响研究是西安历史环境研究的重要内容。文章研究了灞河中下游河道的历史演变和环境影响,认为毛西村以上灞河中游河道演变主要表现为河道下切、西移,通过研究灞河右岸阶地,计算出了灞河中游河道自形成以来的西移、下切量。中游河道变迁产生的环境影响主要是白鹿原原边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严重。毛西村以下的下游河道秦汉以来河道位置比较稳定,文章提出汉代灞桥在段家村、下水腰村一带,汉代漕渠在解放村附近与灞河相交。历史上灞河下游河道变迁主要表现为河床淤积抬高,隋初至元代淤积量为2米左右,元代至清代淤积量为2.68米。河道淤积影响下游桥梁、渠道安全,沿河洪水灾害威胁严重。河道淤积的主要原因是历史上伴随蓝田县人口快速增加,秦岭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加剧。     

普陀山多宝塔

在建立普陀山多宝塔“四有”档案工作过程中,比较藏传佛教建筑艺术风格,探讨多宝塔外在形式渊源以及内在文化特质,从历史、艺术、宗教等方面提高了对多宝塔的认识,强调多宝塔是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元代藏传佛塔在汉地发展演变的见证。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恢复拓展的历史条件

自 1 978年以来 ,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宗教问题给予了高度关心和重视 ,把宗教工作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这是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宗教政策得以恢复拓展的前提条件 ;从世界总体发展的高度面对中国的宗教问题 ,考虑和解决中国的宗教问题 ,是新时期党的宗教政策恢复拓展的重要条件 ;新时期的宗教研究 ,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理论 ,也加深了人们对宗教现象及其社会地位、历史作用的认识 ,为党的宗教政策恢复拓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宗教自身世俗化倾向的加强 ,一方面可以说是党的宗教政策作用的结果 ,另一方面也是促成党的宗教政策恢复拓展的重要因素     

文本话语与行为规范:西藏宗教人物传记的史学史意义

本文主要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分析西藏历史上曾经大量著述的历史文本,即宗教人物传记。在这类传记中,西藏传统上有其特殊的分类体系和传统写作样本。传记的形式、流传的方式也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传记都有所不同。在西藏,传记在藏传佛教中被看作属于一种文本"传规"(lung-rgyun),具有特别的含义。传记传流方式对于藏族史学影响也很大,以至于传记成为藏族史学著作中数量最多的文本。对于西藏宗教传记的文化特点、历史演变及其影响加以全方位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藏族文化的更深层次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