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文化外交兴起的必然

文化是国际竞争中备受关注的“软力量”。文化外交作为一个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文化外交包括双边和多边文化交流、留学生培养、语言推广和媒体信息交流等活动。文化外交与公共外交关系密切,但又有所侧重。中国拥有悠久的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外交在配合国家整体外交,提升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宣传中国和平发展理念以及树立良好国家形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我国的文化外交仍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对外文化交流的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但是潜力巨大的中国文化外交必将在新世纪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50年

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特点　　新中国建国５０年来,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不断发展,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大体可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在每一发展阶段,与国内外形势相适应,中外文化交流表现了不同的发展特点。从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到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是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开创和逐步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文化交流工作是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和指导下发展起来的。中央和国家领导人不仅对文化交流工作有过许多重要而具体的指示,而且还经常亲自审查出国艺术…     

浅谈中国民族文化陶瓷史

中国的陶瓷有着悠久的历史背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有着不可忽视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中国陶瓷闻名于世界,在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有着重要意义,可以说,中国的陶瓷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和很长一个时期的世界文化交流,是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与科技、文化传播

近代中国社会朝野对博览会传播功能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炫奇”、“邦交”到“商利”、“文明”的发展过程。内中的曲折颇能从一个侧面揭示近代思想开放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逐步深入。博览会中所实际发生的科技传播与文化交流 ,大致可离析为展陈与观摩、研究与比较、广告与宣传等方面。尽管各种形式的博览会极大地促进了近代中国科技传播与文化交流 ,但由于近代中国社会负面意义上的封闭性、落后性和官本位等结构特征 ,致使博览会的科技、文化传播功能无可避免地存在自身的局限性     

先秦“士”阶层的文化心态与历史命运

春秋战国时代,“士”阶层作为具有鲜明社会标志的文化群体,崛起于神州大地,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意义重大和影响深远的。王国维先生在《观堂集林·释史》中指出,“士”源于“史”,其遥远的祖型,即是原始氏族社会从事占卜记事的人员。这是非常精辟的。笔者认为:“‘巫、史’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原始形态,在他们身上潜藏着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某些基本品质,对中国早期文化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但他们毕竟还算不上真正的、成熟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还揉杂着相当浓厚的虚妄成分,他们还缺乏自由从事文化创造的身分和能力”。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具备了真正成熟的知识分子特征的,当推春秋战国时代的“士”阶层。     

宁波港通天下

作为著名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宁波在中国对外交通、贸易、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以宁波为门户的中国先进文化的输出曾对亚洲各国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特点

20世纪50年代,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对外文化交流工作。这一时期对外文化交流的特点是:文化交流紧密围绕外交活动展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形式、内容、数量、规模上既不同于汉唐至明前期盛世之际的古代中国,也有别于为寻求救亡图存的途径而向西方学习的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对外文化交流存在不平衡性,以中国主动吸收和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为主;官方和民间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频繁,但民间形武大多是以政府主导为主;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进行文化交流,为中国打破西方封锁、树立新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美国国务院中美文化关系项目初探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国务院开展文化外交,设立中美文化关系项目,通过多种路径与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向中国民众展示美国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中国人了解美国。通过中关文化关系项目,美国在抗战时期加强了美国文化在中国的影响,也增进了中关两国在知识、学术、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合作。美国对华“文化外交”,是其对外文化战略的组成部分,服从于美国的整体战略和对外战略,目的在于通过各种文化交流,在中国塑造有利的“美国形象”,输入“美国理念”,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对方。     

从“文化视角”到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锻造——治史心路回眸北大核心

治学理念是研究者根据本学科的特点和主观抉择总结出来的,治学理念形成之后,应当在研究工作中得到认真践行,并且与时俱进,予以提升、发展,这对学术工作的创新有重要作用,需要认真地反思和总结。“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是从学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治史理念,主要是将历代史学名著的成就置于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潮、文化走向之中,考察史家对时代特点的认识;同时又通过史学名著,考察中国文化传统如何得到继承和发扬,展现出怎样的特质和魅力,对推动社会前进和学术发展产生了什么作用。运用这一双向考察的理念与方法,对中国史学演进道路和史学名著进行创造性阐释,发掘其非凡成就、哲理内涵和宝贵价值。在此基础上,考察传统学术的精华何以通向马克思主义,探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点”和“传统思想中的闪光点”相贯通的内在逻辑。继而,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如何锻造,这也是对“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双向考察”这一理念的进一步践行和提升。     

北齐佛教造像“青州样式”源流初探

青州地区自古就处于南北方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中转站的位置,在南北朝末期更是处于政权交界之地,同时也是对外海路交通的一个重要关口,再加之北齐统治者的政治文化倾向,使得青州地区这一时期的佛教造像呈现出与北方其他地区既有联系又迥然不同的风格。青州样式作为北齐佛教造像的突出代表,上承魏晋遗风,下为隋唐佛教造像的基本形态奠定了基础,在中国佛教造像史上处于一个十分关键的过渡地位。而其风格形成的缘由错综复杂,需要仔细理清。     

泉州海上丝绸之路

从我国史料记载,我国古代经济发展水平在当时世界范围内属于比较发达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对外商贸发展进程,海上丝绸之路是相对于路上丝绸之路的一天重要海上经贸通道,最早史料记载在汉代已经开始通过海路进行对外贸易,在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进入鼎盛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与西方交流的主要通道。泉州作为我国当时重要的出海港口,见证了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与繁荣,在这个过程中也进一步推动了泉州的经济、文化发展进程。文章研究中将基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背景,探讨分析海上丝绸之路对泉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文章笔者介绍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基础上,分析了泉州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盛况,阐述了海上丝绸之路对泉州社会文化、经济的影响,以供借鉴。     

北魏平城佛教造像与儒学中“礼”的关系——以美术考古重新解读

美术考古作为考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学科的提出是以美术相关作品和历史语境来认识历史、解读文化与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以期深入了解历史中的社会文化现象。中国古代社会崇尚“礼”,在礼制的影响下展现出了不同时期的文化交融与精神风貌。北魏是佛教初传入中国并尝试融入中国社会的关键时期,佛教作为一种源自域外且带有明显域外特征和文化的信仰,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深受当时魏晋南北朝广为流传的儒学的影响。同时,佛教造像的衍变和发展也受到“礼”的约束。文章试图从佛教传入中国后,传播过程中为保持其信仰的独立性和优先性,在与汉文化中“礼”的矛盾性处境中从造像方面衍化这一内容出发,浅析佛教造像的样式风格、题材与审美意象的衍变。     

略论日本社会文化中的“道”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态或文化表现形式的形成,都是长期的历史积淀和多种因素的合成。“道”既是日本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日本社会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对日本“道”的认识与了解,是认识日本社会的一把钥匙。本文从“道”在日本社会中的表现出发,揭示了日本“道”的来源及文化表现。     

北宋政治的得失与“儒术治国”的尴尬

北宋堪称“儒术治国”的典型。这一论断的基本支撑是当时两个比较典型的历史现象：“儒术”的复振和“文人主政”。“儒术”大行其道以及整个笃信“儒术”的文人官僚队伍使得北宋政治实践中有着相当浓厚的儒家色彩。这一历史阶段的文治似乎比较成功,“文教”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创下了一个高峰。然而,整个北宋一直国势不振,国力不强,“积贫积弱”,对外奉行投降政策,最后败亡得相当悲惨。这一切使得“儒术”的历史作用显得可疑,使“儒术治国”说陷入真正的尴尬     

地方志与城市化推进中的文化记忆抢救工程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地方志工作需要致力于“文化记忆抢救工程”这样一个领域,这个工作是各地建设文化大省的重要内容。在我国城市化高潮来临的情况下,建设与保护是一对共生的矛盾,“文化记忆抢救工程”的急迫性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与社会经济发展抢速度。     

民国时期褒扬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褒扬制度是中国历代沿用的一种统治方式,该制度以褒扬文本为载体表达统治阶层的意识导向并实现对民众的行为规训。女性作为中国历代社会的重要规训对象,在褒扬文本中亦占据相当份额。民国时期,女性解放运动勃兴,但褒扬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却未发生显著变化。     

“多元一体”与“海洋中华”

<正>海洋文化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殊而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海、陆二元并立的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在"华夏中国(中心)—四方万国(边缘)"的国家社会结构中,历代中央王朝政治的核心是建立在农耕文化基础上的大陆性文化,大陆性文化是显性、强势、正面的文化,海洋文化蛰居边缘、民间的地位,是四方万国中的"岛夷"、"诸番"社会,是隐性的、弱势的、甚至相当长时期是"负面"的东西,被长期排斥、抑制发展。中国文明史的这一特征,导致了在以汉文史籍     

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小说中的怀旧书写

城市怀旧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城市小说作为想像城市的一种方式,通过建构老城市特有的物质空间、精神形态,以及老一代市民生活场景,也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汇入到这种怀旧风潮中。本文试图从“市民精神的追认”、“繁华逝去的挽歌”以及“青春乌托邦的追忆”三个方面,阐述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小说怀旧书写的形态,运用现代性理论,探讨这一书写方式背后的文学与文化原因。     

天水市举办首届伏羲历史文化研讨会

为弘扬民族文化,扩大对外文化交流,促进经济发展,天水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天水市社联筹委会于1992年10月10日至13日,举办首届伏羲历史文化研讨会。大陆和台湾学者专家等60余人与会;会议收到论文52篇,经初评有42篇参与交流。与会同志在和谐而热烈的学术氛围中,从伏羲历史文化及生平功绩、秦地文化、麦积山石窟艺术和天水历史沿革诸方面,对伏羲历史文化的形成、     

江淮围棋述旧(中)

中华民族进入1949年,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当满身疮痍的中华巨龙从战争创伤中走出来的时候,修复自身是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作为依附上层建筑的围棋文化,完全取决于人民政权的巩固、社会的发展才能得到恢复和发展。而安徽的围棋发展,就是这一社会进展的写照。安徽地处江淮,在文化发展的地理位置上极为重要。从解放前的30年代到解放后的50年代,在围棋领域被称之为“南刘北过”的两大领军人物都是安徽人。南刘“南刘”名叫刘棣怀,被人尊称为“刘大将”。在我国现代围棋发展史上,“南刘”是30年代到50年代围棋水平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