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马王堆古地图的几个问题

对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两幅古地图,已经有许多同志写了研究文章,我认为有的问题还需要补充、商榷,下面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请同志们批评指正。一、关于"道"的解释马王堆出土的《地形图》和《驻军图》中,标名为"道"的有四处,《地形图》中有"冷道"、"齕道",《驻军图》中有"箭道"、"复道",它们虽然都名之曰"道",但意义却不一样,"冷道"和"龁道"是汉代县一级的行政单位。《后汉书·百官志》说"凡县主蛮夷曰道"。当时的所谓"蛮夷",就是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地图的整理

在毛主席"古为今用"方针的指引下,继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后,于1973年12月进行了二、三号墓的发掘工作,又获得了一批珍贵的历史文物。特别是三号墓,出土了三幅绘在帛上的地图。第一幅属于地形图,第二幅为驻军图,第三幅为城邑图。这三幅地图是我国以往出土文物中所罕见的,它对研究西汉早期的政治、军事和测绘技术提供了新的资料。现将第一幅地图(附折页图)的修复整理情况简报如下:     

从马王堆3号墓出土地图看墓主官职

马王堆3号墓出土地图3幅,为《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自1974年以来,有关专题论文已达30余篇,但以往研究的重点偏于《驻军图》。笔者以为,这3幅地图是一个整体,它们对于确认墓主的身分,对于认识汉初中央、长沙国、南越国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可取代的意义。并且还可类推出地图制作的先后时间。一秦汉的地图分为三大类:舆地图、军陈图、都市宫寝图。自马王堆3号墓发掘后,目前发现的只有甘肃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和5号汉墓出土的地图。因此我们认为,秦汉乃至古代,以地图随葬极为罕见,随葬地     

西汉初期长沙国南界探讨——马王堆汉墓出土古地图的论证

<正> 西汉初期的长沙国南界,由于史书记载疏漏不全,早有争议,很难比较确切地划定。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驻军图》和《地形图》,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和有关信息,为长沙国南界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前蜀王建墓出土的平脱漆器及银铅胎漆器

漆器是王建墓内出土的重要器物之一。其中的玉册匣、宝盝等已由杨有润同志在本刊1957年第7期中加以介绍,但尚有未尽,特别是其中的银铅胎漆碟,为所发现的此类器物中之最早者;镜匣亦为出土平脱器中之最精美者,现分别介绍于后。按镜匣与铜镜同时出土,部位在棺内靠东北隅地方(棺为正南向),出土时镜置于匣上。银质花纹饰片保存良好(页7图1),其下尚带有朱漆纹及朽木痕,故可据之作较准确的复原。     

郑州二里岗唐墓出土平脱漆器的银饰片

一九八○年九月中旬,郑州二里岗附近的市木材公司在基建动土工程中,发现一座小砖券的单室墓,在墓中挖出铜器、铁器、银饰片三类共十四件。据施工同志讲,这个墓主人头向南,略偏西一点,墓主人口中、手中各有一枚铜钱。出土的银饰片都是在一起的,银饰片中还放有铜镜一件,旁边有一把铁剪刀。从出土器物看是一座唐代墓。因墓葬在施工中被毁掉,墓内的其它资料未能得到,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现将墓内出土的银饰片等简介于后。银饰片共发现八片,保存都基本完好,     

凤雏村名探源——从甲骨文看周人对凤的崇拜

风雏甲组西周早期大型宫室(宗庙)建筑位于京当公社贺家大队凤雏村。在基址 H11窖穴出土的283片有字卜甲中,刻有周王室崇拜风的卜辞共四片[见图,其中第38片(H11:138+160)系两片缀合为一片]:     

汉代漆器金箔贴片浅说

1983年在包头南郊召湾一带清理了一批汉代墓葬,其中M63出土了一批从漆器上脱落的动物形金箔片,计约30余件”(图--)。随后的1986年又在这里清理了两座墓葬,其中之一的M88也出土了类似的金箔片Q(图二),数量上略多于前者,但有一部分已残破缺损,两墓共计80余件,现藏内蒙古包头市博物馆。     

明代绢本南京(部分)府县地图初探

我国古代地图,或以帛画,或以绢绘,或以石刻,或以纸印,流传至今的,只有汉代墓葬出土帛画《地形图》、《驻军图》及宋代石刻《华夷图》、《禹迹图》、《坠(地)理图》、《九域守令图》等少数几幅。明代,印刷地图开始普及,散见于各类方志之中;可是,绘制的地图传世的仍然极为少见。镇江博物馆藏明代绢本南京(部分)府县地图(简称镇绢本图),设色彩绘,制作精美,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地理资料。本     

对考古绘图方法的认识与比较

考古绘图是将制图学应用于考古发掘调查和研究工作中,用制图学的理论知识和技术方法来表现考古材料的一门基础学科,也是考古工作者必须掌握的一门基本技能,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都必须借助于绘图、照相、测量等技术手段,最终才能完成简报、报告的编写和论文撰写。考古绘图具体包括绘图工具的使用、绘图的步骤与方法、图字的标注等,通过客观翔实的绘图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出土遗物的大小形状、花纹和质地,达到见图如见物的效果。近年来,数字化技术飞速发展,数字测绘在考古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传统的考古测绘也有其独特的优势,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考古测绘中不可或缺的两部分。     

河南息县唐墓出土瓷器

1987年11月,河南省息县许店乡戴寨村常庄农民清理围塘时,发现1座砖室墓,出土4件瓷器和1件残铜镜(图一)。县文管会的同志闻讯赶到现场时,墓室已被塘水淹没,仅收集了出土的器物。出土的瓷器简介如下。     

国家图书馆藏甲骨整理札记

自十九世纪末发现甲骨,至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1928年以前出土的甲骨,多是非科学发掘出土的资料,因而其出土的准确数量很难统计.据胡厚宣先生1984年的统计: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资料,在我国大陆有98个机关单位,47家私人收藏,共收藏97611片;在台湾和香港有9个机关单位,3家私人收藏,共收藏30293片;在国外,计日本、加拿大等12个国家和地区,共收藏26700片.合国内外,公私收藏共154604片,举成数而言,即共有15万多片①.20世纪90年代以后还陆续有甲骨出土:1991年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有刻辞的689片②;2002年7月殷墟宫殿区又有甲骨发现③.总之,到目前为止,所有出土的甲骨数量不会超过16万片.     

试论西周胡国的族源

早在30年代以前,有宗周钟,其铭文中有“(害夫)”字。郭沫若同志以为该钟是西周昭王时器,“(害夫)”字应是西周昭王的名字“瑕”。而唐兰同志则以为是西周厉王时器,“(害夫)”字释为厉王的名字“胡”。后来也有同志释作“甫”的。1973年在陕西兰田出土有(害夫)叔鼎,铭文中有“(害夫)叔”二字。1975年在陕西扶风县出土的伯(?)诸器中,也多有“戎(害夫)”等字样。1977年在陕西岐山县发现大批西周的甲骨文。其中的 H_(11:232)片之文为:“其于伐(害夫)侯?”联系过去出土的录簋、录(?)卣、(?)甗等,对于(害夫)国的讨论又开展起来。     

山西省朔县发现明万历三年长城《碑记》

1985年1月,青岛市董耀会同志在徒步考查长城途中,于山西省朔县石湖岭村发现一块明万历三年(1575年)修长城《碑记》。《碑记》1972年春出土于村东北银盘山长城墩台附近(图一),出土时距地表仅10厘米。     

合肥出土、征集的部分古代铜镜

合肥市近几十年为了配合城乡建设,清理发掘了数以百计的从商周到清代的遗址墓葬,出土了大量文物,现将部分质地精良、保存完好、有研究价值的铜镜介绍如下。四山镜。圆形,三弦纽,方纽座,座外方框。羽状纹地,纽座四角向外伸出一片花瓣,其顶端连接一四瓣花朵,花心圆凹,把镜背分成四区,每区有斜粗短双线凹面山字纹,在山字中间竖笔之右均饰一片花瓣,素窄卷缘。直径13.8厘米(图一)。1977年合肥郊区桃花店墓葬出土,同时出土的有陶鼎、钫、豆等器     

陕西扶风县北桥出土一批西周青铜器

1972年12月9日,扶风县建和公社东桥大队北桥生产队贫农社员乔新发在村北东边土崖中挖出了铜器九件。乔新发同志保护好现场,并立即报告大队党支部和公社党委。我们闻讯后,随即派人前往进行了清理。乔新发同志这种爱护祖国文物的行动,受到了表扬。铜器为一窖藏中所出(图一),出土处距崖顶约3米。附近有西周文化层,灰层长200、厚约0.3—1米,其中夹杂有西周文化遗物。现将出土铜器介绍如下:     

殷墓享堂疑析

1977年在河北省平山县中山王陵一号墓中出土了一块刻有四百五十余宇的“兆域图”铜版,铜板上用金银镶错出整个中山王的陵园平面布局,它是我国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一份陵墓建筑规划图,具有极其重要的科学价值。它的出土,引起了考古学界的极大的重视。许多同志相继著文探讨中山王陵的墓上享堂建筑,以及古代中国陵墓上建享堂的源流问题。在探索这一问题时,有些同志     

江西萍乡新出土的西周甬钟

江西萍乡继1962年7月在彭高乡出土两件市钟之后,先后又在1984年3月芦溪区银河乡邓家田村和1989年4月安源镇十里埠村出土三件西周时期的角钟。三次民钟的出土为研究赣西地区——萍乡在西周时期的政治、经济和青铜文化以及冶炼技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史料。1962年在彭高乡河里出土了两件雨钟,出土时两件顺叠,器身粘有白膏泥（见本期彭适凡文,图七）。由于萍乡当时还没有文物部门,两件器物于1963年1月已由江西省博物馆列为二级文物收藏。此两件而钟已在江酉《文物工作资料》1963年第1期由程应林同志予以介绍。1984年3月下旬,在芦溪区银河…     

长沙咸家湖西汉曹(女巽)墓

湖南长沙市岳麓山公社咸家湖大队,有三座略呈品字形的小山丘——陡壁山、扇形山和象鼻山,位于湘江西岸(图一)。1974年,在陡壁山发现了一座西汉墓。当年12月至次年1月,我们在湖南省博物馆同志指导与协助下,对该墓进行了发掘。因出土"曹     

透雕龙纹饰件时代之再考辨

近于《收藏家》2003年5期读到了徐琳同志《顾林墓出土白玉镂雕龙纹饰时代考辨》(以下简称《考辨》)一文,将玉饰时代定为明,这对龙纹饰件(图1)馆藏已有20余年,正如《考辨》所言,鉴定记录及馆藏文物帐册上年代均为南宋,笔者与陈建强同志合作有《明万历顾林墓出土玉器述评》一文,也将其年代定为宋,在此,笔者不揣冒昧,再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顾林墓出土玉器、镶金玉器共有10件,除了这一对竹节形透雕龙纹饰件外,另有玉提携1件,系汉代玉剑(?)改制,唐代玉带头1件,唐代人鹿纹玉佩1件,工字玉佩1件,青白玉簪2件,镶金嵌宝玉蝴蝶1件,玉扁圈1件,其中除了工字玉佩、青白玉簪、镶金嵌宝玉蝴蝶饰片明确为明晚期作品——也就是所谓的“时作玉”,一件光素扁圈年份难以确定之外,其他玉器都明显地早于墓主的生活时代,或为汉、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