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曹禺，再也没能写出“大作品”了

剧作大师曹禺,在“文革”时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身心遭受了严重摧残。“文革”结束后,虽然恢复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职务,但这对他是另外一种摧毁。他的女儿万方回忆说：“我爸爸八十岁的时候,常常念叨‘人生如梦,人生如梦’。我亲眼看到爸爸的晚年被一种痛苦持续不断地困扰,他想重新获得写《雷雨》时候的力量,但是他已经被异化了,他已经不是他,已经回不到原来那个曹禺了。他不知道怎么写好了,老觉得,这么写对吗？这么写行吗？他的脑子已经不自由了……一直到死,他都没有真正恢复到他写《雷雨》时候的那个自由自在的灵魂。”     

韦国清同志感人的精神与作风

重要的是讲真话 张罗的忆谈从他病室小茶几上的一本杂志和一本书说起。 一本杂志就是《炎黄春秋》。张罗说,这本杂志的创办人之一郑惠是你们湖南人,在北大读书时,我们就很谈得来。他和另一位湖南同学杨慎之常到我宿舍来聊天。《炎黄春秋》为众多读者所喜爱,首先是它讲真话、说真相,对历史的回忆能再现其真实面貌,给人回味和思索的空间,     

饥不择食的阅读记忆

翻阅《读书》2007年第12期耿占春《一个孩子的阅读史》,想起我国小时候的读书生活。耿说他“刚上小学三年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就是放了长假”,而我的“假期”更长,“文革”爆发的时候我上小学二年级。“文革”的一个印象就是,课本突然变薄了。我是“老六届”,“文革”爆发前在校的小学生,1965年上的小学,记得课本厚厚软软的,     

也谈刘少奇骨灰的保存和查找

《炎黄春秋》2009年第12期刊登刘立强的文章《刘少奇的骨灰是如何保存下来的》（以下简称《刘文》）,对原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文甫生前写的一篇文章《查寻刘少奇骨灰经过》（以下简称《赵文》）提出了不同意见。读完全文,给人的强烈印象是：赵文甫抢了作者父亲刘建勋（“文革”期间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文革”中北京第一起打死人事件

每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有对那个时代的个人理解。今天写“文革”,绝大多数人都把自己说成受害者,鲜有人站出来承认自己曾加害于人。本文从北京女中学生的视角,回忆了“文革”中北京第一起打死人的事件。审视历史,反思既往,但愿“文革”这样人为的灾难永远不再发生。     

光绪三年，那不堪回首的一页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题为《灾难记忆》的短文,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介绍一本叫《光绪三四五年年荒论》的手稿,后来我又得到一本手稿,也是写光绪三年大旱的。张杰编《山西自然灾害史年表》,综录地方志所记,详尽而具体。其中引述了几部专门著作,有李用清作《大荒记》、夏县的一块碑记、文水人李钟英所作《悯荒吟》和洪洞县梁培才所作《山西米粮文》等数种。我所得恰巧就是梁培才所作,不过书名和内文都不完全相同。张杰似未见到原稿本,他是从山西省人委办公厅在三年困难时期编的《光绪三年年景录》引来的。两相对照,我这本手稿似乎更原始一些,也许     

顾颉刚与《古史辨》

清乾嘉间,崔述积三十年之力写了我国唯一的一部科学的古史《考信录》,幸而有学生替他刻书,书总算保留下来,但很少人知道他。过了一百多年之后才得到一位真正的传人,那就是以编《古史辨》而扬名四海的史学家顾颉刚。顾先生学问渊博,兴趣广泛,除了古史之外,对于歌谣、传说、沿革地理等等都有撰述,这篇小文只谈顾先生的主攻方向辨伪史和他编的《古史辨》。     

朱熹所谓《春秋》之“难”探析

朱熹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其对经书典籍都有研究,但对《春秋》多次指其“难看”“难读”“不可晓”.通过分析朱熹对《春秋》性质、孔子作《春秋》的原因、《春秋》与“三传”的关系、解读《春秋》之方法的理解,可以看出朱熹以史解经,以理判史.《春秋》之“难”一方面是《春秋》经文本身简略,难于考证;另一方面是《春秋》诸家注疏多有臆凿之...     

乘风破浪又一年

在《炎黄春秋》创刊十周年的时候,我曾写过几句话:“澄清史实明辨是非,学术道义勇挑双肩,此为国本精神资源。”时间又过了四年,《炎黄春秋》比过去办得更好,发行量大幅度上升,社会影响越来越大。《炎黄春秋》其所以得到这么多读者的喜爱,是因为这本杂志坚持科学的态度,不断匡正     

杨献珍与彭德怀的交往(三)

伯乐、司令与《小二黑结婚》 杨老说,《小二黑结婚》比其作者赵树理(原名树礼)更有名。赵树理生就一派乐天性格,他多才多艺,善敲打锣鼓,还会唱,对艺术有一股子“疯迷”劲。“文革”中,他被打成“黑作家”、“反革命”,株连上了“彭德怀杨献珍这条又粗又长的黑线”。他象彭德怀一样,被打断了肋骨,还照样开批斗会,还照样被逼写认罪交代。1970年9月下旬,他倒下了。 “他比我小10岁,比彭老总小8岁。彭老     

《诗》、史互证:上博简《诗论》钩沉

《诗》、史互证是研究上古历史的重要途径,上博简为此提供了新的重要材料。上博简《诗论》“人之怨子”是对于《人之》一诗的评论。《左传》相关记载表明,此诗应当是为春秋后期人们比较熟知的齐国子尾、高强父子之事而作。在流传的过程中,此诗的大部分混入《瞻Mao》篇,小部分混入《小宛》篇。我们将这些内容析出整理后,可以基本看出《人之》一诗的原貌。《诗》中所佚篇章有些是其内容误入他诗因而失名的结果,上博简《诗论》所提到的《仲氏》、《人之》等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辞令

《礼记·经解》:“属辞此事,《春秋》教也。”春秋时士大夫重辞令,孔子也重辞令,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他极重视《春秋》在表述上对文辞的斟酌。司马迁说:“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这反映出孔子对历史撰述在文辞要求上的严肃态度。《左传》作者概括了《春秋》在这方面的成就,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后来《左传》、《史记》都继承、发展了《春秋》的成就,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文革中的《伯达文选》人物志

年前有文章谈及“文革”中曾有红卫兵、造反派编有《江青文选》,并有追随讨好者欲正式出版《江青文选》,后因故作罢。今年《炎黄春秋》第3期上甘惜分先生在《我见到的陈伯达》一文中谈及对陈伯达的评价,又建议说：“但是作为一个学术人物,他的前半生还是做过不少有     

“七擒孟获”真有其事吗?

“七擒孟获”的故事家喻户晓。初中《中国历史》第一册说:“诸葛亮打败了南中一带少数民族部落,俘虏了他们的首领孟获。……诸葛亮七次生擒孟获,七次放他回去。最后孟获心悦诚服,表示归附蜀国政府”。其他史书也有七擒孟获的故事。如东晋人写的《汉晋春秋》、宋朝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明朝李贽的《史纲评要》等,再如今人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史稿》、《中国古代     

王夫之与司马光史学思想比较

司马光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他以《资治通鉴》这部巨著而著名于世。王夫之则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史学评论家,他的史论著作很多,如《尚书引义》、《春秋家说》,《春秋世论》、《读四书大全说》、《诗广传》、《黄书》等,虽名为“说经”,但其中都有关于古代历史的评论;他晚年所写的《读通鉴论》、《宋论》则更是比较系统的史论巨著。由于《读通鉴论》是王夫之的史     

需要的是沟通与合作

《炎黄春秋》杂志社的同志们：因参加一部辞书的审读,加之社会活动较多,许久没有联系了。不过我作为贵刊的一个忠实读者,杂志还是逐期翻阅的。今年以来,《陈布雷、陈琏父女分道扬镳》、《李锐与〈庐山会议实录〉》、《“文革”中胡愈之等痛切晋言前后》、《西路军的失败与陈昌浩的检讨》,以及《“扬州出美人”背后的血泪史》等,读后都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当然,也有我个人认为的平平之作,至于文章中的瑕疵也时有发现。不过我已注意到三期有“更正”发表,四期的“编读窗”又订正了两篇文章中的错讹。这倒使我这个爱挑毛病、爱提意…     

读《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传》

“他却严格地区分祖国与‘文革’。他爱祖国,他恨‘文革’,不是祖国遗弃了她的儿子,而是‘文革’迫使《思乡曲》的作者流落异国他乡。”这是《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传》(以下简称《马传》)所记述的一段话。他,就是中国乃至世界,当代颇负盛名的作曲家、小提琴家马思聪先生。     

王夫之的史学思想

王夫之(1619—1692)是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著名的史学评论家。他的进步史学思想除集中地反映在他的《读通鉴论》、《宋论》等史论专著外,在他的其它著述里也有所反映。如其《尚书引义》、《春秋家说》、《春秋世论》、《读四书大全说》、《诗广传》、《黄书》等,虽名为“说经”,实则其中都有关于古代历史的评论。王夫之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是:把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贯穿于著述之中,以是否有利于民族利益为臧否人物和评论朝政得失的重要衡量尺度;提出了“理势合一”“趋时更新”的史学理论,认为历史是发展、进化的;主张从事著史、论史必须有自己的宗旨和原则,并强调以史为鉴,以“求治之资”。兹分别论述如下。     

为地质学院造反派说几句话——对《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的一些意见

《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发表的《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是朱维铮先生的口述,由金光耀先生采访整理。看到这篇文章感到很亲切。金光耀先生是历史学家,还钟情于文革史研究,我很敬重。我和朱维铮先生也有过交往,1982年,我(时任《红旗》杂志编辑)到复旦大学组稿,曾在他家和他晤谈,很投机,他还送我他著的书。朱维铮先生这篇口述,是研究文革史的一份重要史料,但他关于北京地质     

文革中的《伯达文选》

年前有文章谈及“文革”中曾有红卫兵、造反派编有《江青文选》,并有追随讨好者欲正式出版《江青文选》,后因故作罢。今年《炎黄春秋》第3期上甘惜分先生在《我见到的陈伯达》一文中谈及对陈伯达的评价,又建议说:“但是作为一个学术人物,他的前半生还是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按照不因人废言的传统,我们是否也可以把陈伯达著作择其精华编成文集,让后人研究中国历史时有所参考。”又说:“据我所看到的陈伯达著作中比较有学术价值的大约有几十篇,即使其中个别地方并非都完全正确,也可全文收入,使后人能够从中了解一个真实的陈伯达。”其实,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