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政府对侵华日本战犯的审判和改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反法西斯联盟各国基于国际法准则,为惩罚犯罪、伸张正义、明确战争责任、恢复人类尊严,先后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和处理.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政府(以下简称新中国)对于日本战犯采取了法律与道德相结合、惩办与教育相结合的处理方法,予以人道主义的待遇,在思想与劳动改造的基础上,使之逐渐自觉地认识到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的罪行和责任,为战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具有不同于他国的中国特色和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人权视角论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的改造审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50年至1956年,中国政府对关押在本国的千余名日本战犯进行了改造和审判。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府充分重视日本战犯的人权,尊重日本战犯的人格,在改造期间在生活上给予日本战犯优待和照顾,在侦讯审判期间在司法上给予日本战犯应有的权利,并对罪责较轻、认罪态度较好的日本战犯进行宽释。中国政府之所以优待...     

1947年,南京审判日本战犯

有罪必究, 法网撒向战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国际法准则,以及由中、美、英、苏等１１国组成的远东委员会关于处理日本战犯的决议,犯有危害和平、违反战争法规、违背人道罪行的甲级战犯由设在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属于上述罪行现地责任者、直接执行者的乙、丙级战犯则由直接受害国家的军事法庭审判。据此,中国政府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分别在南京、上海、北平（北京）、汉口（武汉）、广州、沈阳、徐州、济南、太原、台北设立了１０个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乙级战犯。在南京大屠杀中率所部烧、杀、淫、掠的日军第６师团…     

跨越国界的历史认识——顾若鹏《从人到鬼,从鬼到人:日本战争罪行与中国审判》读后

正战后盟国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审判,其中包括设立在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甲级战犯的审判,以及盟国在亚太地区设立的法庭对乙丙级战犯的审判。除此以外,还包括与上述审判不在同一法理体系和框架的日本战犯审判,如苏联主导的伯力审判和1949年后新中国政府主导的沈阳和太原审判。(1)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由于涉及战争责任的确定和国际正义的实现等"大义名分"问题,一直以来都被视为中日两国"历史纠葛"的源头。相对而言,学界对各盟国主导的乙丙级战犯审判的关注,远不如对甲级战犯的国际审判。此外,相对于中日两国学界,西方学界对战后     

巢鸭监狱：占领之下的“异空间”

日本战败之后,审判战犯成为了盟军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重要工作。在美军的接管下,东京的巢鸭监狱内收押了包括甲级战犯在内的数千名日本战犯。虽然其中部分战犯被绳之以法,但是随着冷战的到来,美国对日政策发生蜕变,绝大多数的日本战犯都被减刑乃至直接释放,而被处刑的日本战犯也被偷偷的搬入靖国神社合祀,这不仅造成了后来靖国神社参拜的问...     

战犯问题与国共和谈

在国共两党战略决战阶段,中国共产党灵活地运用了战犯问题.无论是战犯名单的公布、严惩战犯原则的提出,还是北平和谈中关于这一原则的灵活执行及对桂系的争取,都是为了击破国民党政府的"和谈"攻势及企图,明确战争责任,将革命进行到底.     

提篮桥监狱内枪决的第一个日本战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投降签字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美国军舰上举行。11月6日当时的中国政府依据有关规定,成立了“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从12月中旬起,陆续在北平、上海、太原、济南、沈阳、徐州、武汉、南京、广州、台北等10个城市设立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和战犯拘留所,对各地拘捕的日本战犯进行审判。由于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交通便捷,通讯完备,当时不少日本战犯曾在上海关押和审判。建筑精良的提篮桥监狱是上海地区最早关押日本战犯的一个重要场所,那里曾先后关押过几百名将、佐、尉级的战犯。那里不仅是上海地区,而且是中国境内最早审判日本战犯的地方。据现有资料看,抗战胜利后至少有13名战犯被处决于提篮桥狱中,其中处绞刑的有5     

国民政府在惩处日本战犯问题上的两面性

左双文教授在《国民政府与惩处日本战犯几个问题的再考察》一文中指出：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置问题,是战后对日处置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初国民政府对这一问题甚为重视,在战时即成立了专门的调查机构,进行相应准备,战后亦投入了一定人力物力以策进行。但国民政府因为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秉持蒋介石“以德报怨”的对日处理方针,对战犯的...     

原则与现实:国籍问题与台籍战犯审判

二战期间,日本从台湾抽调了二十余万兵力投入大战,部分台湾人在日本对外侵略中充当起急先锋的角色,对被侵略地人民施以暴行。抗战胜利后,战犯审判事宜被提上了台面,如何处理以帮凶和仆从身份出现的台籍战犯成为国人无法回避的问题。国民政府的基本原则是"依法办事",即遵照国际法,以国籍为依据处理台籍战犯,然而国民政府忽略了台湾人国籍问题的复杂性,这一方针施行起来并不顺利,现实与原则相悖,国民政府由"守法"走向"违法"。     

南京审处日本战犯亲历记

抗日战争胜利初期,南京国民政府曾枪毙过两名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总算替中国人民出了一口气。因我当时在行政院司法行政部工作,知道详情,特作如下记述。日本投降后的次年（194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和行政院联合组成了“日本战犯罪行调查小组”,先出公文和《调查表》到各省、县,望各地受难同胞及其因日本侵略罪行造成全家灭绝的邻居,将日本战犯的各种侵略罪行填报上来。截至该年四月底止,已收到《调查表）30638件。1946年5月,将调查小组改组为“行政院处理战犯委员会”。到1947年委员会结束时,共收到《调查表》44万多份…     

正确认识日本投降和东京审判

日本投降后并无悔祸之心,其媒体仍在宣传统治阶级的意志与对战犯的崇拜。东京审判对少数战犯绳之以法,是国际正义的巨大胜利,宣告日本军国主义是人类文明和进步最顽固的敌人。逍遥法外的战犯们继承军国主义的衣钵而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构成对世界和平的威胁。     

周恩来与改造日本战犯

笔者在担任抚顺市政协文史委主任期间,先后采访了原公安部、东北公安部等相关部门的一些领导干部和各地战犯管理所的亲历者与知情人,以及日本“中归联”继任会长、委员长等日本战犯,因此,对新中国改造战犯情况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特别是在采访过程中,深深感受到周恩来总理为新中国成功改造日本战犯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     

从《中央日报》看战后日本战犯的审判

日本投降后,如何处置日本战犯成为同盟国共同关心的问题。1946年1月19日,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审判在二战中犯下重大罪行的日本甲级战犯。作为国民政府的官方媒体,《中央日报》对日本战犯的处置问题给予了很大程度的关注。本文拟从《中央日报》对日本甲级战犯审判的相关报道中来管窥国民政府对审判日本战犯的态度...     

加害与受害的双重变奏——对朝鲜BC级战犯的审判及其遗留问题

因日本殖民者在朝鲜实施强制动员计划,许多朝鲜青年被迫或自愿应募为战俘营看守,协助日军看管盟军战俘。日本战败后,盟国为了追究日本法西斯虐待战俘、侵犯人权的罪行,设置军事法庭进行审判,一些战俘营的朝鲜看守作为BC级战犯被起诉和审判,129人被判决有罪。朝鲜BC级战犯背负"对日协力者"的名声,遭遇来自亲朋故旧的蔑视,同时给在故乡的亲人带来了不堪承受的精神压力,一些战犯既不能回归祖国,也无法融入日本社会,面临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困境,扮演了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双重角色。他们为了洗刷罪名、恢复名誉、争取合法权益而进行了持久的抗争。     

山下奉文案探析——以抗战胜利后的新闻报道为中心

马尼拉特别军事法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军在远东设立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开端,法庭判处山下奉文死刑。山下奉文案不仅在法庭授权、审理程序、确立战争罪名等方面,为东京审判积累了审判日本战犯的经验,而且与中国关系密切。它既反映了战后军事法庭追究日本战犯罪责的合法性、正义性,以及其个别方面的不彻底性,又因其所引发的法律问题而受到法学界的广泛关注。     

战后盟国追究德、日财阀战争责任的比较与反思——以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审判为例

德、日两国财阀在德、日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战后,德国财阀和军工企业主的战争责任得到了比较彻底的清算,而日本财阀战犯却逃脱了法律的制裁,日本财阀也在被“解散”后不久便得以“复活”,再次充当了日本保守势力的经济后盾。正由于二战中的日本军工企业,在战后逃避了为其战争中罪行付出应有代价的惩处,成为导致日本右...     

我国教育改造处理日本战犯工作的伟大胜利

我国教育改造处理日本战犯工作的伟大胜利谢玉叶,赵月琴１９５６年６月至８月间,我国政府根据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按照我国的法律程序,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战争中的战犯作出了严正而宽大的判决,得到了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拥护,也得到了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同情...     

周恩来临终对台湾问题的批示

毛泽东下令释放所有战犯,1996年,我有幸参与了《改造战犯纪实》一书的编纂工作。在这前后,我访问了当年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原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副主任罗青长,原公安部副部长凌云等几位领导,以及有关省公安厅长、战犯管理所所长和若干管教干部,还有部分获释的国民党战犯、日本战犯与伪满战犯等。     

赵尚志殉国与一个日本战犯的忏悔

赵尚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东北抗日联军著名将领,原北满抗联总司令、抗联第三军军长。1942年2月12日,他在与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不幸以身殉国。然而,有谁能相信这位叱咤风云的抗日英雄竟是陷入日本侵略者编织的魔网而死于敌手的呢?又有多少人知道曾参与谋杀赵尚志的日本战犯东城政雄经过在战犯管理所认真改造,回国以后成为坚决反对侵略战争、倡导中日友好的进步人士呢? 日伪特务密谋,诱骗赵尚志上当众所周知,赵尚志在“九一八”事变后即参加领导抗日武装斗争。1932年,他在直接参与领导的巴彦反日游击队失败之后,不畏挫折,又于1933年创建了珠河反日游击队。这支最初仅有十几个人的游击队,在他的指挥下,在与日本侵略者的顽强斗争中,于短短的三四年内,就发展成为拥有     

国民党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1月6日,国民党政府成立了以秦德纯为主任委员的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并相继在各地逮捕和审判日本战犯.其中,以南京审判最著名,影响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