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中的一则错误

藏于台北“国史馆”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以下简称“蒋档”）原名“总统府机要室大溪档案”（即“大溪档案”）,包括了蒋介石在大陆与台湾时期的函电、文稿、照片等文件,隐藏着中国现代史上的许多秘密,备受学术界关注。1995年“蒋档”全部被移交至“国史馆”后逐步开放,已有许多学者查阅并在研究中加以引用。[第一段]     

东北军与中原大战

本系利用台北“国史馆”庋藏的《蒋中正总统档案》(大溪档案)、《阎锡山档案》和辽宁省档案馆编的《中华民国史责料丛稿·奉系军阀密电》等原始资料,来探讨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南京蒋介石(宁蒋)和太原净镑山(晋阎)对奉天张学良(奉张)所进行的拉拢活动与彼此角力情形。中除了说明宁蒋、晋阎与奉张的联络管道和游说方式外,并具体分析奉张何以由中立而决定入关助蒋。     

台湾蒋介石档案的由来与管理

现存台湾“国史馆”的蒋介石档案主要系1923年至1971年近50年间覆盖蒋介石一生的文件、照片及少数文物。     

蒋介石的秘书周宏涛:见证中华民国历史关键变局

正2006年以来,随着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所藏的《蒋介石日记》的开放,“蒋介石研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与此同时,蒋介石相关人物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如宋美龄研究、陈诚研究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应该以蒋介石研究为主线,俾使整个中华民国史研究取得更多新成果。因此,除了依托《蒋介石日记》、《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以及“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     

孙殿英屯垦青海事件之重考——以“蒋介石档案”为中心

孙殿英屯垦青海事件,不仅对近代西北影响巨大,且因牵涉国民党军政要人甚多,与"新疆事变""察省事变""闽变"等事件错杂因应,又处于国民党围剿中共的特殊时期,多受学人关注。但因受资料所限,关于此事件的研究,难免有疏漏、偏颇或不实之处。鉴于此,本文拟以台湾"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为中心,结合"国史馆"藏"阎锡山档案"和《民国档案》刊布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对孙殿英屯垦青海事件进行重新考辨。     

风起于青萍之末——透析皖南事变之起因（上）

2010年4月,笔者应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之邀,自费赴台作访问学者,得以有机会在台北“国史馆”查阅大溪档案等有关资料,此行收获颇丰,看到了一些未经删改的与新四军和皖南事变有关的微缩档案。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每一桩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事先定然会有蛇灰蚓线和种种前兆。诚如陈毅所言：“惟皖南事变伏根甚深,内容复杂特甚,国人或有不及细察者。”本文试从两岸档案史料稽考爬剔、梳理分析着手,本着存真求实的宗旨,对皖南事变之起因提出一些新的探索,以就正于方家。     

一项南北联合倒蒋计划的夭折——阎锡山档案一瞥

阎锡山生前不仅注意保存自己的档案,而且还专门设立机构,截收民国时期的各方电报,因此,台北“国史馆”所存阎锡山档案内容极为丰富,可以说是研究民国史的一座尚待开发的矿藏。我访问台湾期间,曾浏览过阎锡山档案的部分内容,兹就30年代一项南北联合打倒蒋介石计划的提出和夭折,略窥该项档案的价值。     

孙科被“劫持“回重庆

在台北“国史馆”收藏的蒋介石档案中,有蒋介石命亲信根据自己日记编写的事略稿本,其真实性已经为蒋介石日记原稿所证明,而其收录的与日记相关记载有直接关系的电报、手令、信函等文件,则大大丰富和拓展了蒋介石日记的内容。     

卢夫人、孙科与澳门——对两幅历史照片的考证

1996年夏秋,笔者应邀赴台湾参加《华侨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学术研讨会和电影“金马奖”的活动,先后两次到“国史馆”参观访问,得到潘振球馆长,朱重圣副馆长和史料征校处简笙簧、叶飞鸿两位处长的热情接待,并对历史照片的考证工作进行了交流。同时简笙簧处长还协助笔者查阅了与澳门有关的历史资料和照片档案。     

蒋介石与战时平准基金

蒋介石与战时外汇特别是与战时平准基金的关系,迄今为止未见有专门性研究成果问世.本文在查阅斯坦福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国民政府档案及其他史料基础上,系统梳理蒋介石对于战时外汇问题尤其是对于平准基金和平准基金委员会的态度,分析蒋介石对于战时重大外汇政策的决策与实施的作用,进而探讨相应的体制与机制问题,以冀深化对于蒋介石研究和战时财经领域的研究.     

蒋介石父子招抚廖文毅始末(上)

正蒋介石主张中国统一,长期坚持反对台湾独立运动。早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初,日军原参谋少佐中宫悟郎与牧泽义夫不甘心失败,即串联少数台湾人士,谋划台湾独立。1945年11月,蒋介石致电台湾行政公署主任陈仪,要他注意侨居台湾的日本人"策动台湾独立运动"的企图,指出其方式为"宣传中国政治腐败,使台民对祖国印象改观"[参见《蒋中正电陈仪》(1945年11月2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6-     

台湾故宫“史馆档”与《清史稿·灾异志》

众所周知 ,《清史稿》编纂时 ,对于清代国史馆所修纪、志、表、传等多有所本 ,这些原始档案今天依然可以在海峡两岸的相关机构看到。但有关“灾异志”部分 ,则有所不同 :由于清国史馆拟定的本朝史体例中 ,并无“五行志”或曰“灾异志” (《钦定大清会典》载 :“志之目有 :天文志、时宪志、礼志、兵志、刑志、乐志、艺文志、地理志、河渠志、舆服志、仪卫志、食货志、职官志、选举志” ,① 共十四志 )。因此 ,在现存的清国史馆档案中 ,自然找不到“五行志”或“灾异志”② ,欲从历史编纂与档案学的角度对《清史稿·灾异志》进行考察 ,只能主…     

放开视野，观察历史——就《太平天国史》的评价问题与吕实强先生商榷

台湾“国史馆”出版的《中国现代史书评选辑》(十五)、(十六)两辑分别发表了吴圳义先生和吕实强先生的大作,对我主编的《太平天国通史》和罗尔纲先生撰写的《太平天国史》进行了评议。     

《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简介

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档案》杂志社编辑、档案出版社出版的《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一书(上下册)现已正式出版发行。该书总计58万余字,主要辑录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国民政府行政院、监察院等机构中记载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发生背景、事件经过及平息过程的机密档案资料,其中包括台湾光复后国民党政府对台湾实行行政机构、金融政策特殊化的由来及后果,台湾接收后政治腐败、经济衰落的混乱状况导致事件的发生;台湾省长官公署、各主要市县地区事件经过报告;蒋介石、陈仪、白崇禧等人在事件过程中及有关事件善后的讲话、广播、训词等,其中全部收编了国民政府监察院闽台监察使署监察使杨亮功、何汉文关于“二     

孙中山关于法律解决“宋案”之资料二件

这两件资料,选自国民党政府国史馆档案。原为抄件,未注明出处。系由旅美同盟会会员、《少年中国晨报》发起人之一龚显裔先生自美洲寄往重庆。文中说明孙中山先生对“宋案”亦曾主张法律解决,为史学界提出了孙中山如何由法律解决“宋案”之主张转变到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这一课题。现予公布于后。     

从“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功能的演变谈大陆方志馆延伸功能的发挥

綦延辉、韩立胜在《中国地方志》2013年第2期上发表文章指出,方志馆建设已逐渐纳入各地史志工作的发展规划,在解决“有”的问题后,应最大限度地发挥方志馆的已有功能,积极开发方志馆的服务新领域,充分发挥其延伸功能,使其在地方大文化建设战略中发挥更为有效、更为突出、更为独特的作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功能和作用主要是对台湾文献的采集整理及编辑,并进行广泛的开发利用,服务社会。“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大楼的布局及展示的内容有以下特点：一是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二是布局合理,有效利用资源;     

另一个中央：一九三О年的扩大会议

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阎锡山、冯玉祥联合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和西山派邹鲁、谢持等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简称“扩大会议”),欲另立党统。该会不仅通过宣言,而且组织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争正统”,制订《中华民国约法草案》以“争千秋”。以往囿于国民党党统观念,北平扩大会议未被国民党史所正式承认。本即欲跳脱国民党正统观的束缚,正视当时中国南北分裂的政治现实,根据台北“国史馆”庋藏的《蒋中正总统档案》、《阎锡山档案》等原始资料,透过“争党统”、“争正统”、“争千秋”三个阶段来阐释扩大会议。     

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以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为中心

迄今为止,关于战后中国对日讲和政策之研究,大多以1952年4月28日签订之《日华和约》为主要对象,而对于1945年至1949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之研究则明显不足。部分学者主要将焦点集中于战争赔偿、战犯处理、战俘和日侨之遣送等问题。近年亦有学者关注战后日人留用等问题。但是,这些研究都不足以揭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之全貌。笔者利用《蒋介石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外交部档案,以及国史馆等相关资料,考察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所制定的一系列对日讲和政策,揭示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之全貌,从而加深人们对那段历史的理解。     

蒋介石为何葬在慈湖

在台湾,距台北市60公里处的桃源县有一个大溪镇,蒋介石就安葬在大溪镇的慈湖,蒋经国安葬在大溪镇的大溪,二地相距不远。慈湖旧名埤尾,有前后两湖,其间有小溪相连。蒋介石为何选择葬在慈湖呢？这里面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满汉名臣传》的版本及其价值

《满汉名臣传》一书又名《满汉大臣列传》《国史列传》《满州名臣传》,是一部传纪类史书,它收录了自天命元年至嘉庆初年以满汉大臣为主的人物列传,其中也有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大臣的人物列传,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一、《满汉名臣传》一书的作者及其版本源流 《满汉名臣传》一书的作者究竟是何人?根据一些资料证明,笔者认为是清国史馆编撰。首先,该书的书名页或书口都标有“国史馆撰”的字样,清代大臣李桓编纂的《国朝耆献类征》一书卷首“述意”一文详细阐明了此书的部分史料来源,在阐述书中国史列传部分时写道:“本人有国史馆本传者均将史传首列,次及诸家文字,唯史馆故事止准史官就馆抄录,不得将原本携归私寓。先文恭公,先编修兄叠,直史馆均不过二三年,就抄无多,嗣属在馆戚友续抄,仍属无几,是以应有史传而阙载者甚多”。可见《国朝耆献类征》一书所载国史馆本传部分即清国史馆史料,我们将其中的国史馆本传部分与《满汉名臣传》逐一相核对,其内容完全一致,由此可以断定《满汉名臣传》的作者即为清国史馆。为进一步核对《满汉名臣传》一书的作者,我们又走访了国家档案馆和故宫博物院,从档案馆残存的资料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