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本《佛图调传》序

佛图调,当是天竺人,事佛图澄为师。慧皎《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云:“佛调、须菩提等数十名僧,皆出自天竺、康居,不远数万之路,足涉流沙,诣澄受训。”《水经河水注》引《佛图调传》云:“佛树中枯,其来时更生枝叶。”岑仲勉举此两证,断定他来自印度。其说可信。佛图澄卒于东晋穆帝永和四年（公元348年）,《佛图调传》的成书也不会太晚。但此书仅见于《水经注》,《隋书经籍志》亦未著录,其亡佚当在隋以前。 佚文仅存三条:其一为佛树,其二为佛钵,其三为昆仑山。这三条都比较重要。可为知人论世之助。第一条可以说明作者的出身,说已见前。第二条的佛钵,即大月氏的佛钵,亦见支僧载、竺法维诸人书,可以互相参证。第三条谓阿耨达山     

《佛国记》多名和于阗佛事

《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一关于《法显传》的提要,有两处不确: 其一,提要云:“法显,晋义熙中自长安游天竺,经三十余国。还到京,与天竺禅师参互辨定,以成是书。”案:法显在建康道场寺与佛驮跋陀罗(觉贤)“参互辨定”的,指他们合译之天竺律藏,不是指《佛国记》。《佛国记》如后世刻书人解题所注,是法显“自记游天竺事”的游记。此类文体唯有躬身实践的旅行家才有可能撰写,非局外人所宜蹑足者,亦无资“参互辨定”。何况,法显在《佛国记》有言:“(413年)夏坐讫,……遂便南下向都,就禅师出律。”此又见其与跋陀罗“参互辨定”的分明指合译经律。《魏书·释老志》云:“(法显)所得律通译未能尽正,至江南更与天竺禅师跋陀罗辨定之,谓之《僧祗律》”。是经为法显译经中最重要最具代表性者,此言亦分明指他们合译律藏,而不是指《佛国记》。盖提要作者一方面说到《隋     

洛阳白马寺

白马寺在河南洛阳城东十二公里,北依邙山,南临洛水。这里宝塔庄严,殿阁峥嵘,红墙隐隐,翠柏森森,一派肃穆气象。白马寺创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68年)距今已有一千九百多年的历史,是佛教传入中国后营建的第一座寺院。《魏书·释老志》、《洛阳伽蓝记》等书记载,东汉明帝刘庄派遣大臣蔡倍、秦景等,出使天竺(今印度)拜求佛经、佛法。他们历尽艰辛,在大月氏(今阿富汗一带)遇到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得到佛经和释迦佛象,遂邀请二高僧同来中国讲经授法。     

中古西北佛教戒律学考述——以梁、唐、宋《高僧传》为中心

中古时期,《十诵》、《五分》、《僧祇》、《四分》诸律之学率皆流行西北地区.十六国时代,鸠摩罗什在长安时,弗若多罗等人译出《十诵律》,长安遂成为中古西北佛教律学重镇.唐以前,关内素奉《僧祇律》,《五分律》亦在关陇局部地区流布行化.迨至唐代,《四分律》成为律学之正宗,法侣诜诜,律筵济济,律学如日中天.     

古塔摭谈

来历史传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使臣赴西域求佛法,在大月氏遇到天竺僧人迦叶摩腾、竺法兰,把他们迎到京城洛阳。第二年,汉朝廷在洛阳为两位僧人修建了一所寺院,因为来时一路上用白马驮载了佛经、佛像,寺院就以白马命名。白马寺是我国第一所佛寺,中心的主要建筑是一座木结构的大方塔。从白马寺开始,随着佛教的传播,佛寺和塔密切联系着遍及各地,凡有佛     

禅宗初祖东渡海 东瀛画僧绘神韵——日本禅宗画《达摩图》

“一石独亭亭,中藏初祖形。千年神气在,何用著丹青。”这首《面壁石》诗,出自清代顾嗣立之手。诗文中提到的初祖,就是在我国始传禅宗的禅宗初祖——达摩,他本名菩提多罗,南天竺香至王第三子,种姓刹帝利,     

《佛国记》在汉籍中的利用及中外之评述

晋高僧法显,涉绝幕,渡重洋,广游西土,留学印度等国一十五载,于公元413年回国。今年是他回到祖国的一千五百七十周年;明年是他的《佛国记》问世一千五百七十周年。《佛国记》以其学术价值早为中外学界所公认,誉为世界名著。法显既为僧人,西游的动机亦全在取经求法,其书所记多是佛事佛迹,一向收入《大藏经》,作为内典,多为佛教徒传诵和引用,此不待言。同时,是书也记载了作者经行中亚、南亚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习俗,是以不只是研究佛教史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中亚、南亚古代史地和中西交通史的重要文献。本文试就是书在我国文史载籍中的利用、中外学术界的评述以及在诸大百科全书的介绍,作一初步论列。     

浅议净居寺化缘钵的传承与禅宗“三家”法脉的弘扬

<正>化缘钵,简称钵、托钵。(梵文Patra)是比丘六物(三衣、钵、坐具、漉水襄)之一。音译为:钵多罗、波多罗、钵和兰等。意译为:应量器或应器。即比丘所用的食具。俗称僧人化缘所用的碗。关于化缘钵的制作,佛家在律制上有十分明确和严格的规定。《摩诃僧祗律》卷二十九、《四分律》卷九、《五分律》卷二十六等都对化缘钵的"体"、"色"、"量"等三法进行了阐述。一法钵之"体"。制作钵的材质只能是瓦、铁两物,不得使     

试论法显

我国晋代高僧法显,是一位伟大的旅行家和卓越的翻译家。然而,法显在历史上毕竟是以佛教人物出现的,当时世俗社会中知道他的人是不多的,官修史传中也不可能多说到他。这使他的生平资料十分缺乏,其著作的研究和发扬,亦不能不受到局限。从五世纪到十九世纪的一千四百余年间,除了北魏的郦道元、清代李光廷等少数人注重法显著作的学术价值外,不过个别僧传为其敷衍有传;他的著作《佛国记》,则不过收录于《大藏经》和数家丛书而已。十九世纪以来,随着中西交通史的     

屠本《十六国春秋》史料探源

《十六国春秋》为北魏崔鸿所撰.史载他“式缵世业,古学克明,在新必镜,多识前载,博极群书,史才富洽,号称籍甚”.因之他所撰写的《十六国春秋》达到了“近代之事最为备悉”.虽然原书已佚,今天看不到书的全貌,但从保存在其它书中的佚文,仍可看出是一部鸿篇巨帙.尤其是对汉族统治者出于民族偏见而认为的“五胡乱华”,他却敢于为其立史,并且坚持实录精神,不怕触犯北魏统治集团之讳,表现出其卓越的史才与史识.但也正因为如此,书成后“鸿以其书有与国初相涉,言多失体”(《魏书·崔光传》附传),长期不敢公诸于世.即使传世后,也不被列入正史,其本应有的史学地位反被远逊于它的《晋书·载记》所取代,进而逐渐散佚.     

佛国妙香话梵音

云南大理素有佛国之称,历史上是南诏与大理国的统治区。南诏和大理国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建立的两个地方政权,从8世纪起至13世纪,统治我国西南边疆地区达五百年之久。元郭松元《大理行纪》中载：“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尚浮屠法,家无贫富,     

南朝刘宋段国《沙州记》考略

南朝刘宋段国撰《沙州记》,大约在隋唐之际散佚,有的学者误将其视作敦煌沙州之地志。在辑得段国《沙州记》佚文18则的基础上,对《沙州记》之沙州地望进行考辨,结论更具说服力。研究表明,段国《沙州记》之沙州并非今甘肃敦煌之沙州,而是今青海贵南之沙州,两晋南北朝之际属吐谷浑疆域。     

中国佛教的早期图像

佛教传入中国,约在两汉之际。关于佛教祠祀最早的记载,见于《后汉书·楚王英传》,楚王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关于浮屠,李贤注引袁宏《汉纪》说:“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国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也,将以觉悟群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静。其     

新辑本支僧载《外国事》序

支僧载《外国事》,《隋书·经籍志》未著录,亡佚已久。作者支僧载,传记无可考。向达以为魏晋时外国沙门东来,辄以国名之一字冠于名上,断定支僧载当亦晋时自月支东来沙门之一。岑仲勉举叶梦得《避暑漫话》说:“晋宋间佛学初行,其徒未有僧称,通曰道人,其姓则皆从所授学。如支遁本姓关,学于支谦为支。”认为“未能即姓而遽定其国籍”。二说不同,当以向氏之说为是。 自丁国钧以来,学术界一致认为,支僧载为晋时人。但他是东晋人或西晋人,大家也不曾谈得清楚。今考僧载当是东晋时人,其赴印度旅行当在笈多王朝的极盛时代。本书播黎曰国条云: “播黎曰国者,昔是小国耳,今是外国之大都,流沙之外,悉称臣 妾。”（《御览》卷七九七引） 按:播黎曰亦作播黎越（Pataliputra）即著名的华氏城,位于恒河南岸,今称巴特那。笈多王朝的创业者月护王（陀罗笈多）,原为现今比哈尔地方的一个小君主,与黎车族的一个公主结婚后,取得华氏城,逐渐扩大领土,西进至钵那耶伽。他在位十五年,死后,其子海护王     

《十国春秋》标点辨误三则

《十国春秋》 (中华书局 1 983年 1 2月校点本 )卷九九《闽十》几处标点有误 :1 太祖常延义存与僧 ,备问达磨所传秘密心印……太祖又问 :“备此一真心本无生灭 ,今此一身 ,从何而有 ?”义存曰…… (《僧义存传》 ,第 1 4 1 5页 )按 ,此段文字文理不通 ,文中二“备”字 ,指禅师僧备。后文有“是时义存等与太祖对答 ,内尚书三人隔帐后录之”语 ,可知与太祖对答的禅师不止义存一人。又 ,因本传是义存之传 ,故只录了太祖与义存的对话 ,也可能僧备未答之时 ,义存先答或代答了。本卷《僧备传》记有僧备与义存为禅友及太祖待之以师礼等事。此段当…     

盘古考（续）

五、南北之狗国 槃瓠与犬戎的关系,很早已为学者所瞩目。其原因是,范晔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中说檗瓠所得人头乃犬戎吴将军之头。然而,晋干宝《搜神记》两种版本俱不言敌人为犬戎,仅言为戎,或言房王作乱。郭璞的《山海经》注也仅言戎王。不仅如此,《搜神记》一本还说犬戎为巢瓠的后裔。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即到底桀瓠即犬戎呢？还是其敌为犬戎呢？     

《慧能事迹辨正撮要》续说

拙作《慧能事迹辨正撮要》引用了张春波先生一段话：“所谓‘达摩遂开佛知见,以为密契,便传一领袈裟,以为法信’。法衣这么重要,传授的时间又这么长,理应有文献记载,但《续高僧传》却只字不提,不仅僧传不提,从北魏菩提达摩到唐代神会．这期间所有儒释道三家著述也都不见载录,只是在《神会语录》里才有传衣说。”     

僧齐己《白莲集》版本考

在《白莲集》现存各本之中,柳佥抄本直接抄自宋本,价值最高;何焯藏明抄本直接源自柳佥抄本,最接近柳佥抄本原貌,又经何焯据杨南峰家抄本校勘,不仅改正了柳佥抄本一些明显讹误,并可由其校勘记推知杨南峰本面貌;冯班家抄本、《四部丛刊》本、曹氏书仓本与柳佥抄本异同颇多,可能均出自辗转传录,而非直接抄录自柳佥抄本,然柳佥抄本之阙文,三本皆备,亦不失资证价值;张氏藏清抄本和顾一鹗跋本皆来源于冯班家抄本,辗转抄录,讹谬多些;毛氏汲古阁刻《唐三高僧诗集》与柳佥抄本虽时有异同,然其为现存《白莲集》最早之刻本,亦不可忽;《全唐诗》和《唐百家诗》亦悉录僧齐己之诗,可与《白莲集》互见,并增补遗诗。     

贵霜文化对于阗的影响

公元前2世纪,月氏由于受乌孙的驱赶,被迫从伊犁河城迁到阿姆河以北,并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当时大月氏主要有5个翎候(部落首领)。大约到公元1世纪左右,五翎候之间发生兼并战争,最后由贵霜部的翎候丘就却统一大月氏,建立了统一国家。史称贵霜王朝。随后他又竭力开拓疆土,使贵霜帝国的势力范围北达锡尔河,南到巴基斯坦中部,东到克什米尔,西达伊朗东部,是当时     

《晋出帝北迁记》疏证稿

《契丹国志》三、四两卷记晋出帝北迁,乃联缀《通鉴》及《欧史·晋家人传》之《高后李氏传》而成。今改题《晋出帝北迁记》而注释其事迹,以为《五代宋金人游记十一种疏证稿》之首篇。辽降出帝为光禄大夫、检校太尉,封负义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