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荐举

荐举作为选官的形式之一,可上溯到先秦。自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之后,随着朝代的更迭、时间的推移,荐举从内涵到外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是从春秋战国时的“立贤无方”向“有方”(即制度化)的发展;二是从义务向权力的过渡(即渐成为官吏依品级、地位享有的权力及政治待遇之一);三是荐官与举士的分途及荐官专门化的倾向;四是逐渐向吏干及资序的倾斜。上述变化正是在封建官僚体制的逐步完善、封建社会从形成到成熟进而走向僵化的过程中实现的。本文仅以唐朝为限,在荐举的狭义(有别于科举,即指荐官、举官)范围内,探讨上述变化的史实及根由,求正于方家。     

民国时期揭阳“一年八任县长”的内幕

民国初期,县长曾一度实行“民选制”,1923年,李烈钧以参谋部部长之衔进驻潮汕、“代行大总统职权”,而废除“民选制”,改用“委任制”。 揭阳第一个被委任的县长是周伯初。由于实行“委任制”,使“县长之位”成为当时相互争购的“热销商品”。患有“官瘾”者,便四处活动:或公开捐资、或暗中行贿、或献物纳谷、或攀亲结友……花样层出不穷。据《揭阳县志通讯》载:“当时向军酋买官者,继周伯初之后的有林宴林、陈颉龙、姚绍墀、陈实甫、林毓荃、林奇等。”仅民国十四年(1525)这一年,揭阳县便有8任县长先后任职:     

阮略其人

初读《文史天地》柏士良先生的《抗战时期的清官阮略》(2001．5)一文,我为阮略为官清廉的事迹所感动。同时误认为阮略不是曾任水城县县长的阮略。可当我读到“1938年夏历冬月初10日,阮略调任荷城(现水城)县长”时,才知道柏先生所写的“抗战时期的清官阮略”就是历史上曾任水城县的县长阮略。我不禁有所思,也有所怀疑。     

论明代镇守内官的设置、地位与作用

镇守内官是明代政治制度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明代"双轨制"中内官体制在地方的集中体现。镇守内官设置范围的普遍性表明其得到国家的认可并加以推广,公署及其附属人员表明镇守内官体制的日益稳定及其权势的扩张,敕书、关防、旗牌是明代官员行使权力的必备之物。明代镇守内官不再仅是皇帝的家奴、亲信,而是逐渐成为参与地方管理的公职人员。明代镇守内官体制在各地的运转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对地方社会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     

黑龙江官银号纸币分期探讨

黑龙江官银号设立于日俄战争之后 ,其发展过程经历几起几落 ,分分合合。因此 ,黑龙江官银号的名称也多次变化 ,表现在其发行的纸币上就有多种 ,如“黑龙江官银分号”、“黑龙江省卜魁官银分号”、“黑龙江省卜魁官银号”、“黑龙江官银号”、“黑龙江省官银号”等。由于名称的不统一 ,致使钱币界对黑龙江官银号发行的纸币至今还理不出头绪 ,不知“官银分号”和“官银号”纸币各自归属。如已故著名纸币收藏鉴赏家柏文先生在谈到黑龙江官银分号铜元票时 ,就曾提出疑问 :“何地分号不详”① ;最近著名纸币收藏家徐枫先生也曾专门向笔者询问黑龙…     

"三事"考

“三事”是先秦时期重要的职官。周初的“三事”泛指管理职事之官、管理司法之官、治民之官,“三事大夫”是这些官员的总称。西周晚期的“三有司”指司徒、司马、司空,其为“三事大夫”之长。春秋战国时期,“事”、“吏”字型相近而易混,故“三吏”应为“三事”之误。     

唐五代供奉官考

本文探讨了供奉官内涵自唐至五代的变化 ,指出 :在唐代前期 ,狭义的供奉官指中书、门下两省官 ,这也是供奉官最广泛的用法 ,广义的供奉官则还包括御史台官。高宗、武则天时期 ,出现台谏官“内供奉” ,是在法定名额之外所置谏官、御史等官的名目 ,“内供奉”的含义是“在某处服务” ,属唐人惯用法。玄宗“尊重宫闱” ,供奉官之名始加于宦官 ,出现宣徽供奉官 ,属加衔性质 ,职在为皇帝“备顾问”。五代时 ,供奉官成为属于武人的专有官名 ,其常规职司是在皇帝身边充当武官侍从 ,其最重要的作用是奉命出使 ,使命多与军事有关     

阮略其人

初读《文史天地》柏士良先生的《抗战时期的清官阮略》（２００１ ５）一文 ,我为阮略为官清廉的事迹所感动。同时误认为阮略不是曾任水城县县长的阮略。可当我读到“１９３８年夏历冬月初１０日 ,阮略调任荷城（现水城）县长”时 ,才知道柏先生所写的“抗战时期的清官阮略”就是历史上曾任水城县的县长阮略。我不禁有所思 ,也有所怀疑。一、“抗战时期的清官”这个“时期”的定语不妥 ,不应做为阮略的定论 ,建议改为“抗战初期贵州广顺县的一位清官阮略”。“抗战时期”指的是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查《水城县文史资料》第一辑（４４页）…     

老虎县长与百姓

人们传颂的老虎县长，是原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徐君虎，在解放前曾出任过新宁、邵阳、大庸等县县长之职，他刚正不阿，“巧破黄金案”，被誉为“老虎县长”。其实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为民办实事的故事，至今还在百姓中广为流传。     

西汉“齐三服官”辨正

西汉时有官营手工业机构“齐三服官”。对于所谓“三服官”,或理解为“三服之官”,主管织作“三服”(首服、冬服、夏服),或理解为有“服官”三所,与“三工官”相同。分析相关历史现象,可以推知后一种意见应当更接近历史真实。     

论一九一五年“国体”之争

国家体制包括国体和政体。辛亥革命前后,是中国近代国家体制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整个政治制度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缓慢演进。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政体,成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实现了政体转型。然而,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并没有真正确立,袁世凯统治时期,打着“民国”的招牌,逐步建立独裁专制统治。1915年秋,在舆论界掀起一场变更“国体”的轩然大波,围绕着是坚持共和政体、还是改建君主政体这个根本问题,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与帝制     

东汉持节问题探讨

东汉时期，国家使官员持节是实行统治的重要方式。当时国家一般通过诏令和委任官员参与国家重要活动的方式来授节。东汉国家设置的持节官有长期待节官和临时持节官。临时持节官主要参与国家的礼仪、军事、外交、安抚等活动，他们参与这些活动的意义就在于能够更有效地贯彻国家的统治意志。东汉末年，将军持节的形式开始出现变化。在将军可以持节的同时，已出现了使将军“假节”的情况。将军“假节”，可以加重其地位和参与地方的军事事务，因而，同将军持节所包含的意义已经有所不同。实际上，这已经开了魏晋时期将军具有使持节、持节、假节三种持节方式的端绪。     

从《大冶赋》看宋代矿冶铸钱管理体制

一、铸钱监和冶场考中国古代冶金铸钱之职官,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当数《周礼·地官》中的（通“矿”）人,其职责是“掌金玉锡石之地”。赋中也提到“人申其厉禁,九牧修其贡篚”。秦汉时设铁官,专营冶金铸钱。秦在产铁之地设铁官。西汉武帝时,全国设铁官五十一处,东...     

解读日本"55年体制"

本文对日本“55年体制”进行了解读,阐明“55年体制”是在保守政党和革新政党各自整合统一的基础上形成的,进而分析了“55年体制”的三个特点及其对战后日本经济、政治、国家安全战略诸方面的影响,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准确地把握战后日本的政党政治体制。     

海派与京津派之浅析

京派与海派曾发生过激烈之争,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过《“京派”与“海派”》一文。他认为：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沿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以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以今人的眼光去看当时对“京派”及“海派”的议论,会觉得有些偏颇。     

论清代的"呈请发遣"

清代的“呈请发遣”是指祖父母、父母通过鸣官的方式呈请官府惩戒违犯教令的子孙,官府听从家长意愿,通过国家强制力将不肖子孙远流离乡。“呈请发遣”以家长的鸣官亲告为前提,国家既尊重家长对不肖逆子的惩戒权,又给予他们鸣官的送惩权。这一手段使族内家长的自主惩戒权和国家权威相结合,从而达到相得益彰的效果。清代的“呈请发遣”律例在制定和增改的过程中,虽力求根据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伦理思想进行灵活调整,但其仅依据一些违礼琐事便听任家长呈请惩戒的做法,使很多人遭受发遣充军之苦,从而使“呈请发遣”这一体现儒化法律的良法美意成了家长制的虐民帮凶。     

《隋书》标点勘误及校勘补遗四则

1 册三 ,页 777,《百官志下》记隋开皇时官制 ,云 :“司农寺统太仓、典农、平准、廪市、盾、华林、上林、导官等署。”“廪市”误 ,应作“京市”。理由如下 :同处列举诸署名称后 ,又指出太仓、京市及导官三署的下属。太仓、导官均隶司农 ,“京市”亦当如是。但上文仅见“廪市”而无“京市” ,二者必有一误。该志后文述炀帝朝官制变化时称“司农但统上林、太仓、盾、导官四署 ,罢典农、华林二署 ,而以平准、京市隶太府” (页 798)。显然“京市”旧隶司农 ,上文“廪市”必是“京市”之误。《通典》卷二六《太府卿·诸市署》云“隋初 ,京市…     

陕甘地区的国民党县长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起承转合既关联高层也牵涉基层,县长作为关联各方的重要节点,作用当不容低估。事变之前,陕甘地区县长的人事更迭已凸显着西北政局的变化。事变期间,不仅县政措施及时跟进,县长们的作为亦可圈可点。他们一方面发表通电拥护张、杨八项主张,另一方面竭力营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舆论氛围,更有一些县长全程参与,为西安事变的发展演变提供充分便利的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多数县长虽延续着"官随人转"的政治逻辑,但民国时期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也使得县长的思想倾向发生变化。地理上与中共接壤的国民党县长,在西安事变与中共统一战线的激荡和影响之下,转而加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出人意料之处或许就在于此。     

《管子》书中的“幼官”和有关节气问题

《管子》书中的“幼官”本指祭官,“幼官图”就是为官方四时祭祀及相关生产、政教活动而绘制的图式。《幼官》和《幼官图》是四时节令制度与五行学说相结合的产物,即所谓“播阴阳五行于四时”。综合考察《管子》书中的时令诸篇及其他载籍中的时令文献,可以考见古代四时节气制度的变化。     

“台南官银票”的实物与史事

《中国钱币》2008年第3期发表台南官银票一纸,并说明银票发行背景（以下简称“‘一’文”）。作者将“台南官银票”定为甲午战争后台湾人民反对割让台湾,共推刘永福速率众抗日时发行之物,这是不错的。但作者收藏的实物和对实物的说明,却多有可商之处,愿向作者和读者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