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首领官制度刍议

首领官是元代中央、地方官府主要属官的统称。其制发端于金代,形成于元代。金代首领官分布于尚书省、枢密院及其派出机构行尚书省、行枢密院等官署,但这些机构的都事等吏职则不属于首领官。首领官系“首领吏员”之义,产生于官吏界限模糊、吏员地位提升的背景之下。“首领官”称谓的出现不晚于金代中期,但至金末才具有制度化趋势。金代首领官的设置大抵局限于中央机构,未及地方官府。元代首领官制度的确立以忽必烈称帝、推行汉法为背景,继承了金代首领官职位,同时受金朝吏制和大蒙古国汗廷必阇赤及地方幕僚制度之影响,都事等升为官职,都目等吏职亦同其一道称为首领官。由此,元代形成了系统的首领官制度。首领官制度对宋代以降的中央及地方僚属系统进行了全面改造,改变了传统四等官制的外在形式及内部运作形态。     

伯克制略考

伯克系突厥语的音译，意为“王”、“首领”、“统治者”。从10世纪开始，至清朝晚期，在新疆天山以南的广大地区均实行伯克制度，历时近9个世纪。伯克制在稳定当时的社会、发展经济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19世纪中后期，带有浓厚的封建农奴制统治的伯克制度明显暴露出了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和诸多社会弊病，严重阻碍了新疆地区的进步和发展，1887年，清政府正式取消了伯克制度。     

西夏“权官”问题初探

本文对西夏中后期的权官问题展开探讨,主要讨论了西夏时期权官的类别,主要有“权正”、“权正统”、“权小监”、“权检校”、“权都案”、“权案头”、“权正首领”、“权首领”八种,西夏时期的权官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西夏“权官”涉及文武,但以武官体系为多;第二,西夏“权官”的选派须遵守严格的资序。     

清末的新疆工业

<正>一清末新疆工业所产生的历史背景新疆建省(1884年)后,清政府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在政治、经济制度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主要采取了切合当时新疆农村社会具体情况的措施。清政府取消在新疆南部实行的传统的伯克制,代之以府、州、县制。各伯克原来的养廉地亩收     

中国古代的信访举报

信访举报早在原始社会就有了雏形。古文献记载,舜当部落联盟首领时,就设置了“纳言”的机构,就是让纳言之官深入民众之中,听取采纳民众的讽谏和对官员行为的不满。夏商周时,民众们多以诗歌反映社情民意,对此,专门设置了采诗官,让采诗官“振木铎循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中国古代的信访举报

信访举报早在原始社会就有了雏形。古文献记载，舜当部落联盟首领时，就设置了“纳言”的机构，就是让纳言之官深入民众之中，听取采纳民众的讽谏和对官员行为的不满。夏商周时，民众们多以诗歌反映社情民意，对此，专门设置了采诗官，让采诗官“振木铎循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乾隆时期清政府对回疆的治理

回疆,也称为回部、南疆,主要指回疆八大城及所属地区。清对回疆的统治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清控制下的伯克制。伯克一词,源于古突厥语,始有突厥或回纥王,部落首领,某一地区的统治者,特权阶级或贵族,其有地位与声望的行政官吏等意义。总之,是对有权势的统治者的称呼。擒献达瓦齐的霍集斯是乌什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在准噶尔统治时期是拜城阿奇木伯克。乾隆二十四年正月,舒赫德将和阗“额里齐等六城大小伯克职名、户口、粮石、牲畜数目开单呈报”。七月,兆惠     

“西北三马”迥然不同的后半生

民国时期,在我国西北的甘、宁、青地区,存在着数股强大的回军武装力量。由于其首领皆为甘肃河州回族马姓,故称“马家军”,俗称“西北群马”。因割据范围不同,又分“成宁(夏)马“”、青(海)马“”、甘(肃)马”等,其势力还曾扩张到新疆。马家军原为家族武装势力,它们参与了当时中     

西周官制考

西周官制考孙凌安西周最高统治者是周王，也称周天子。西周内服官首领为师和保，师，金文作“大师”或“大市”，典籍多作“太师”。保，金文作“大保”或“大”，典籍多作“太保”。师和保共同辅佐周王处理国家政事，掌管王朝卿士，总治内外百官，并统领四方诸候，兼掌军...     

一枚极为独特的新疆小天罡银币

在众多的新疆五分小天罡银币中,有一枚极为独特又较为罕见的品种,这就是“四满文”小天罡（天罡一词是中亚一带突厥民族对银币的称谓,原意为腾格,后被新疆的汉人将其音译为天罡,并沿用至今）。     

对新疆地方志行文中有关问题的浅见

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称谓外省志书常用“本省”、“全省”、“省政府”称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简称“本区”、“全区”、“区政府”似有不妥,易与专区、市辖区的“区”相混,还是简称“自治区”、“全自治区”、“自治区人民政府”好,在遇到获“区级奖励”、达到“区级水平”时,应在“区”后加（省）,如：达到“区（省）级水平”。二、民族称谓。在不涉及具体民族时,如“民族干部”、“民族职工”、“民族学生”、“民族语言”等称谓,在新疆地方报纸上所常见。这种称谓不准确,应在“民族”前冠“少数”二字,因“民族”一词的…     

明代“土流参治”再研究

国内外学术界几乎一致认为明代的“土流参治”就是以汉族担任流官,以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土官.这种把“土流参治”仅仅看作是一种用人制度的传统观点有着明显的局限性.明代“土流参治”不仅是贯穿于西北边政方方面面的宏观指导,更重要的“土流参治”还是一个庞大的、多元的、复杂的管理体系,包括明代西北地区的卫所建设、戍边屯田、流官制度、土官制度、僧官制度、茶马贸易等诸多方面.明代“土流参治”大体归结为三个基本层面,即第一层面的“土流参政”;第二层面的“土流参设”;第三层面的“土流参任”.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维吾尔族社会初探

十九世纪下半叶,外患的加剧严重破坏了新疆社会生产力。1884年,清政府通过新疆建省和以“建省”为中心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以及20世纪初在新疆推行的新政,废除了长期存在新疆维吾尔族社会中的伯克制,有力地促进了维吾尔族社会的发展,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枚有趣的红钱》不是避讳钱

《新疆钱币》2005年第1期《一枚有趣的红钱》一（以下简称《趣》）,由于中所载阿克苏局咸丰当十钱钱“咸”书写成“ ”,所以,《趣》作认为这是一枚“避讳钱”。笔认为,“避讳钱”称谓欠妥,特提出一孔之见。以与《趣》作及同道探讨。     

“别于众囚”：乾嘉道时期新疆废员的谪戍生活

清代新疆自乾隆朝统一后,曾接收过为数众多的因罪因过、不忍刑杀之废员。由于兼具“官”、“犯”双重身份特征,谪戍废员的生活待遇自是有别于寻常遣犯。本文以清代官私文献、新疆地方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及废员遗著为文本线索,探讨乾嘉道时期新疆废员群体随着身份的转型、生存空间的改变,“上层”与“下层”废员在谪戍新疆时的不同生活情形。     

里耶秦简“守”和“守丞”释义及其他

通过与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的相互参照和分析,本文认为里耶秦简中县的“守”、“丞”和“守丞”含义不同,它们分别为代理县今、县丞和代理县丞;而迁陵县和阳陵县频繁更换县的代理官员的原因是:(一)县的官员参加战争,(二)县的官员去世、生病以及短期离开官署。里耶秦简也说明了秦朝“守官”制度的完备。本文还对里耶秦简中其他一些称谓进行了解读。     

清代新疆私铸钱探微

清代新疆有没有私铸钱,答案是肯定的。《新疆图志》中记载：道光二年(1822年)十一月,刑部戴均元等奏：“新疆私铸铜钱掺入制钱使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伊犁将军布彦泰奏：“查私钱混充官钱,为害甚大)……”。又《回疆则列》中亦有如此记载：“因普尔钱有当五当十之分,不肖回商希图渔利,私毁私铸。”从上述有限的史书记载可以看出．清代新疆南北两地的流通市场上也充塞着一定数量的私铸钱。     

(亻革)家阴阳两系结构实地考辨

(亻革)家阴阳两系结构考辨的具体意义 (亻革)家人自称“哥摩”,具有勤劳、朴实的含意。解放前,黄平苗族称之为“嘎斗”,汉族称之为“(亻革)兜”。在汉文史籍中,“(亻革)兜”这一称谓,最早见于明神宗万历年间李化龙的《平播全书》,解放后,(亻革)家认为这一称谓含有歧视予以否认,同意“(亻革)家”称呼。(亻革)家分布在四川省酉阳、秀山,广西的南丹,贵州的黄平等19个县。据1981年底人口普查的不完全统计,贵州省(亻革)家37115人,主要聚居在黄平县(16,362人)、凯里市(9,613人)。黄平县以重安区较集     

“光绪通宝九年十”和“乾隆通宝背九”红钱并非仅属“纪念币”

清光绪九年（1883年）,为了庆祝和纪念新疆建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库车铸钱局铸造了具有纪念意义的“光绪通宝九年十”红钱,阿克苏铸钱局也铸造了“乾隆通宝背九”红钱（属补铸前朝红钱）。近年来,不断有专家著书及泉友撰文称其为“红钱纪念币”。而笔者认为,“纪念币”这一称谓有失准确,特提出个人看法,与泉友探讨。     

《贵州古代史》中的“明代后期‘路苗’的反抗斗争”之补遗

公元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路苗”东西两路有众数万人,其首领分别为阿伦、阿万、阿绒和阿浪、阿戍等。是年十月贵州巡抚郭子章,借水西土司首领安疆臣领其土兵一万,明军守备李大谏领官兵五千人,经三个多月的征讨,血腥镇压而结束了明代后期“路苗”的反抗斗争。其后的第十一年,即公元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定番州(惠水)南疆的洛平地区又发生了一起重大的“路苗”反抗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