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世界"与中国外交的变化

"和谐世界"是中国政府近年来提出的重大国际战略构想,它继承了中国既有的外交思想,同时又包含许多创新,从而使中国外交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尤其是"和谐世界"发展了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框架,使中国外交进入"和谐外交"的新时代。     

中国外交60年:回顾与展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可以分为两个具有不同外交政策的30年。前30年,是重视设定"敌我方"的时代,意识形态主导着中国的对外政策。而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以国家利益为原则制定对外政策,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最适合路线",即独立自主的外交或全方位的外交。未来的中国,虽然在发展的道路上会有曲折,但任何人都不能无视其作为大国的作用。在国际结构发生变化的前提下,阻碍中国成为和平大国的做法不仅毫无意义,也是相当危险的。     

近10余年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研究述评

作为新中国第一任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直接领导新中国外交工作长达26年,他为中国与世界的和平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本文就自1997年以来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这一研究领域的国内外主要研究成果和现存问题做一简要评述。一、近10余年出版的相关图书概况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国内外先后出版了一批关于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的图书,这些图书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审时度势,铸就辉煌——新中国外交战略演变的历史回顾

新中国外交走过了60年辉煌的道路。在这个波澜壮阔的过程中,外交战略的演变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边倒",到20世纪60年代的"两面出击",再到70年代的"一条线、一大片",直至80年代的"全方位",演变过程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在这一外交战略演变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新中国领导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在制定和调整中国外交战略的过程中,牢牢把握大局,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面孔

王毅&陈云林外交部副部长王毅转任国台办主任。现年五十五岁的王毅,大学一毕业就进入中国外交部,长年主管亚洲事务,在去年出任外交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之前,担任过五年之久的中国驻日大使,并得到不错的风评。     

谈判高手,“破冰”能手

推动六方会谈,展开公共外交,沟通两岸关系借着烛光,王毅和大家一道,擀皮的擀皮,包的包。因为各项工作已结束,大家比较放松,聊着家常,讲着笑话,一群人常常笑作一团。"什么是外交?在我看来,外交就是通过和外国人打交道,让人家了解你,然后接受你,直至信任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去影响人家,才能实现你的政策目标。这就是外交官平常所     

寻求主导:日本与承认中华民国问题(1912—1913)

获得国际承认是中华民国建立后面临的首要外交问题。各国均利用机会,以承认中华民国为砝码,企图其他问题的解决。其中日本就将承认中华民国同"满蒙问题"、贷款问题结合起来,形成了以承认问题为核心,开展对华外交的局面。在中华民国的承认问题上,日本积极谋求其主导地位,并企图通过这一主导地位实现承认问题、贷款问题、"满蒙问题"的一并解决。但由于中国的抵制,更由于该外交政策本身依赖列强的协调,随着远东地区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美国、德国对日本主导地位的挑战,使日本在承认问题上外交受挫。由此,进一步促使日本逐渐放弃列强共同行动的原则,越来越倾向于对华单独行动,这对日本外交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微博”外交——浅谈“外交小灵通”

外交部微博"外交小灵通"应新媒体发展而生,是开展公共外交的全新手段。自开通以来",外交小灵通"在宣传我国外交政策,树立中国外交形象,争取国内民众理解等方面产生了巨大作用。本文介绍"外交小灵通"的基本情况,分析了产生背景、定位、作用和不足,并提出了建议。     

中日两国围绕明治天皇去世开展的"葬礼外交"探析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尽快争取外国列强的承认成为了民国政府外交工作的优先课题,日本则在该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同年7月,日本明治天皇病逝,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纷纷向日本驻华外交机构致以哀悼,同时中央政府还希望派遣正式代表赴日吊唁,意图借助于"葬礼外交"的舞台扩大中华民国的外交影响.由于日本当时还未承认民国政府,日本政府以非正式的方式向民国政府转达相关信息,并劝阻民国政府派遣代表赴日的计划.另一方面,日本还通过在华的报纸媒体发表文章,安抚中国官民的不满情绪.中日两国围绕明治天皇去世所展现的"迎"与"拒",反映了外交手段与外交实践的分离,以及民国政府寻求列国承认与日本政府意图扩大在华利益之间的对立.     

核武器与新中国60年发展历程

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原子弹是纸老虎"到20世纪50年代对"蘑菇云"的追逐,中国领导人对核武器态度的变化只发生在战术方面,而战略上的积极防御以及在国家安全诉求之外对民族复兴、外交独立、国际认可和尊重、追赶先进、实现现代化等多方面的诉求,才是这一过程中不变的主旋律,同时也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根本动因。从追逐"蘑菇云"的"革命国家"到积极参与防止核扩散的负责任大国,核武器对新中国60年发展历程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     

日本退出国联后中国知识界对外交出路的探究与省思

1933年2月,日本宣布退出国联,致使中国诉诸国联的外交策略失去交涉对象,一定程度上宣告了国联外交的失败。此后,中国外交面临十字路口的抉择:联美、联俄、联英还是继续依靠国联抑或直接对日交涉?中国知识界对此做出了反应,纷纷撰文探讨中国外交的新出路。知识界关于中国外交出路的不同抉择,背后诠释的是对"弱国无外交"、"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等口号的深度省思。以历史的后见之明而见,其中的某些外交谋略成为日后中国抗战胜利外交层面的必备要素。     

六十年来中国周边外交政策及其时代特征

受历史与地缘政治的影响,中国是世界上面临最复杂的周边形势的国家之一。从冷战时期强调意识形态与领土安全、奉行结盟到新时期提倡独立自主与不结盟的原则。从冷战时期的阶级斗争与阵营对抗思维到冷战后追求经济安全,倡导合作机制,提倡互惠、互利,建立和谐世界的理念。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中国的周边外交根据时势不断深化发展,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略论道咸同时期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诞生

道咸同时期中国独尊的传统外交体制在西方势力冲击下日渐瓦解,它虽给时人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失落,但并未阻止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诞生。这一演变不仅导致了总理衙门的成立、向外派使的发生,而且还导致了中国人国家利权、国权等近代外交意识的诞生。     

中美外交50年变局与破局

"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的这句话,近来广为流传。3月18日,杨洁篪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美国阿拉斯加州最大城市安克雷奇,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     

关于十八大报告中外交战略新思路的解析

在党的十八大上,胡锦涛以“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为主题,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作了精辟有力的论述。十八大报告的外交部分准确分析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确定中国的身份和责任,并在此基础上指明中国新时期的外交理念和外交策略,勾画出中国外交战略的新蓝图,为正在稳步发展的中国外交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浅析晚清政府外交观念的演变

近代中国,"外交"与"屈辱"可以说是一对孪生兄弟。即便有个别成功的外交案例,但还是无法摆脱屈辱外交的形象。这除了中国国力衰弱的原因外,晚清政府外交观念的滞后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关于晚清政府的外交观念,以往文章已有所涉及,但一些问题还有待挖掘。笔者试图通过回顾晚清外交观念演变的脉络,探析晚清屈辱外交形成的的观念因素,从而深化我们对观念转变的重要性的认识,树立科学的外交观念。     

超越争议 携手共赢——我所亲历的APEC

1993年2月,外交部正式任命我为中国APEC（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tion,亚太经合组织）高级官员。从双边交到多边外交,这是我外交生涯的一次重大转变。     

明代外交模式及其特征考论——兼论外交特征形成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

本文考论明代外交模式及其特征的形成,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既定国策的层面,另一是外交运行的层面。主要利用洪武初年编辑的《祖训录》与洪武末年编辑的《皇明祖训》的相关内容,并发掘和利用明太祖外交诏令文书的大量实例,在对这两类史料经过仔细分析以后,认为所反映的明代初年外交实态是一致的,结论是洪武朝形成并奠定了以"不征"为特征的明代和平外交模式,这一模式形成具有特殊的意涵,意味着明代帝王明确摒弃了自古以来存在两千多年的天子至高无上的征伐之权,选择了和平外交,回避战争,表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理念与现实发生了重大转折,从而形成了明代外交有别于历朝历代的显著特征。并探讨了这一外交模式的转换,透视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关系的张力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进而提出以朝贡体系一元论解释明代外交模式的观点,应该有所修正。     

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日本侵华的军事外交二重唱

在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日本外交方针的变化及其与军部的配合,演出了一场侵华的军事外交二重唱.先是,日本关东军发动侵夺满洲的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外务省曾加以劝阻.继而,在军方的压力下,日本内阁屈从军部,为日本对中国的武力侵略辩护、掩饰.中国对事变的处置,采取"诉诸国联"的方针,而日本运用外交策略,破坏中国"诉诸国联"的活动,以配合日军在东北的占领,逼迫中国军队撤出东北,并骗取美国的姑息.这促使美国采取不干涉政策.     

毛泽东向两极格局的挑战——60年代的中国外交

从1966年开始,中国外交逐步走入困境。这个困境,是由中国的内政问题引发的。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文化大革命”是在战略的背景下发动的。在“内忧”和“外患”之间,毛泽东选择了首先解决“内忧”的道路,因为他认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这样,革命、生产、备战,就成为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必须认真处理的三个重大问题。“备战、备荒、为人民”便和“抓革命,促生产”一起,被确定为处理三者关系的基本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