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侍中与三省制

汉魏时期的侍中是皇帝的近幸之臣,其设置、地位、权限几经变化,最终演化成门下省的长官,成为实际执掌国家枢机的"宰相"。曹魏时期是侍中职权转变的关键阶段,特别是它以特殊的方式介入尚书、中书的权力范围,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本文根据曹魏侍中的设置特点和权力变化,考察其与尚书、中书的密切关系,着重突出曹魏侍中在当时权力格局中的特殊地位。     

从“内外”到“三权”——辛亥革命前夕帝国的权力新格局

自1930年代以来,学界探讨晚清权力结构,都在“内”“外”的框架下言说,或称咸同军兴以来一直是“外重内轻”,或称清末新政期间演化成了“内外皆轻”。谈及晚清权力结构的影响,学界都与民初的军阀割据相联系。其实,预备立宪期间,权力结构发生了超出“内”“外”格局,朝着三权鼎立方向发展的新变化。在此过程中,崛起的不仅仅是军人,还有绅士。这两个集团在推翻清廷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且在民初共享政权,北洋时期的政治舞台上不但有军阀,也有绅士,不但有割据,也有宪政,这是清季权力结构新变化造成的影响。     

“权力外移”与晚清权力结构的演变（1855--1875）

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辛酉政变三个相继发生的重大事件,促成了湘军、淮军和总理衙门等一系列新制度的创设。这一制度创新的共同特点是王朝应对外部危机而采取的横向分权,在体制外形成新的制度和权力中心,并与共同的对手之间构成三角权力制衡,呈现权力外移而非权力下移的特征。在战时体制向常规时期体制的过渡中,曾国藩和所统湘军走上战后复员老路而趋于衰微;左宗棠和李鸿章则在变化了的大环境下,寻找到自强新目标,将战时外移的权力延展到新的体制外新机制中。最终,以李鸿章和淮军为核心的洋务体制,整合了由内转外的各种新势力和新制度,形成与王朝旧体制并存的双轨制结构,并在与外国势力抗衡中形成相对稳定的权力架构。由此可见权力外移而非权力下移才是甲午战争前权力结构变动的主导趋势;而中国内部纷繁曲折的制度创设和权力结构变动是这一时期历史之变最重要的内涵,也是晚清史真正意义之所在。     

评《宋代监察制度》

权力自从进入阶级社会,怎么也逃脱不了这样一条自然法则的束缚,那就是,没有制约或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因而,古往今来人们对权力的监督、监察十分看重,这方面的历史遗产我们应该好好地加以总结。宋代监察处在我国监察史的枢变时期,在制度的层面有许多新变化、...     

简析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与权力制衡——读《论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权力制衡思想受到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影响,直接起源于洛克的三权分立理论,根据现实政治的变化,他重新铸造了三权分立学说,突出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根本内涵和价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孟德斯鸠的权利学说的分析,展现它的历史进步性和局限性。     

从“直督之争”透视民初直隶地方议会的权能与地位

辛亥革命后,直督之争始终是直隶地方议会机构与中央及地方政府之间的重要政争之一。直督之争的实质是在由集权政制向分权政制转型初期,直隶地方议会与中央及地方政府之间围绕人事任免权的政治博弈。直督之争的结果说明,民初传统行政权力高于一切的政治权力格局并未发生质的变化,议会也未取得应有的权力,作用也十分有限。     

清末地方学务诉讼及其解决方式——以清末四川地方捐施诉讼为个案的探讨

在四川各地档案馆保存的大量晚清地方学务档案中,众多反映因捐施而引起纠纷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乡村权力日常运作的真实图景。基层学绅在学事诉讼纠纷中扮演的角色,劝学所视学在学事纠纷裁判中的作用,地方官审断学事诉讼纠纷的取向,展示了士绅在参与政府现代化方案的过程中,自身的权力也得到伸张。他们通过参与地方学务与国家权力之间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这不仅对传统国家与地方关系,而且对地方社会权力构造的变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清末地方学务诉讼及其解决方式——以清末四川地方捐施诉讼为个案的探讨北大核心CSSCI

在四川各地档案馆保存的大量晚清地方学务档案中,众多反映因捐施而引起纠纷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乡村权力日常运作的真实图景。基层学绅在学事诉讼纠纷中扮演的角色,劝学所视学在学事纠纷裁判中的作用,地方官审断学事诉讼纠纷的取向,展示了士绅在参与政府现代化方案的过程中,自身的权力也得到伸张。他们通过参与地方学务与国家权力之间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这不仅对传统国家与地方关系,而且对地方社会权力构造的变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晚清地方督抚权力问题再研究——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

关于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权力格局,学界长期以来多信奉"外重内轻"说。笔者通过对清末新政时期地方督抚权力变化的研究认为,辛亥鼎革之际,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实际上已演变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在清末庚子至辛亥期间,随着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的开展,清政府不断加强中央集权措施,地方督抚的权力被收束而日益变小,其干政的影响力也有一个逐渐减弱的趋势。但与此同时,清政府中央集权的实际效力却并不显著,反而随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而有削弱之势。这样,便形成"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一方面,清廷并没有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未能真正控制全国的军权与财权,中央集权有名无实;另一方面,各省督抚也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军权与财权,在地方已没有强势督抚,更没有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武昌起义前夕,正是地方督抚权力明显削弱,而清廷中央集权尚未强固之时,在此权力转换临界的关键时刻,革命爆发,无疑是对清王朝的致命一击。     

身体的牢笼:惩罚、权力与规训技术

《规训与惩罚》是思想家福柯的代表作之一,书中展示了他对于身体、权力和规训技术的关注。惩罚权力的历史经过了酷刑和公开展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再现式惩罚及19世纪开始的以监视和规训技术为主的微观权利的应用,体现了权力和知识的关系以及惩罚机制与对象的变化。     

论转型时期地方政府权力格局的变迁

改革开放冲破了传统体制下的单极权力结构,国家与社会关系出现重大变化,政府权力向经济领域、社会领域转移,中央权力向地方转移。地方政府既向市场、企业、社会转移了相当部分的权力,同时又拥有部分市场主体的权利和利益,没有逾越行政分权所致的弊端。地方政府最终只有将经济剩余分享权和控制权、社会管理权和自治权重新回归企业、市场和社会,才是地方政府权力格局优化的长期目标和最优选择。     

权力精英结构的饮食表达——基于清代“满汉全席”发明的微观政治学分析

在清代特有的部族政权统治下,满族统治者通过其内部精英的凝聚力和满汉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强化了封建中央集权,发挥了国家政治行动的力量,维护了满族统治者的特权和利益。在这一系列的政治行为背后,满汉全席这一筵席形式应时出现,并在满族统治者的政治运行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一种主观构建的筵席仪式,其变化过程表达着满、汉精英之间的权力争夺,体现着清代权力精英结构的变化。     

太平天国癸甲政局述论——以东王杨秀清为中心的探讨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的最初两年为癸好年、甲寅年,简称癸甲。这期间,太平天国的政局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整个政局演变的态势就是东王的集权,从东王、北王各主其事,到东王、北王共主军政,再到东王分取北王权力委诸翼王等人,最后形成军政大权均集中到东王的权力格局,并基本稳定下来。其后不到两年,这种权力格局就导致了天京事变。追求集权的东王和显露权力野心的北王都在事变中葬送了自己。葬送自己是集权者和权力野心家的最终命运。以东王为中心,探讨太平天国癸甲政局的演变是有意义的。     

中华民国早期(1912-1928)的外交立法述论

辛亥革命后成立的中华民国,虽然在对外关系方面不得不接受晚清政府的外交遗产,但是,其以外交立法为动力,加强外交的制度化建设的做法却促使中华民国的外交发生了新变化:全面界定了最高外交权力的分配模式,建立起了外交权力相互制约的外交最高权力的制衡机制;全面规定了外交部、外交总长及外交官、领事官的职责范围,构建起以外交部和外交总长为中枢的外交运作机制和以培养、选拔高素质外交官、领事官为核心的外交官员的养成制度。     

权力演进谱系中的两委关系——对东南沿海栖村研究

一、权力演进谱系与两委研究的耦合两委关系引起的关注是深入与持久的。原因是两委关系在村民委员会直选后,走入了一个持续与深刻变化的格局,在这个格局里,支部一元化权力的削弱是学术研究津津乐道的。国外学者在西方学养的支持下,敏感的注意到了在农村直接选举有扩展意义之外,重要的是党支部的权力调整的问题(DanielKelliher,1997;SusaDV·Lawrence,2000)。国内的学者随即作了大量的研究与分析,着力揭示两委关系问题产生的原因(郭     

关于行政腐败原因及其应对路径的几点思考

腐败就是指国家工作人员为谋取私利而滥用公共权力,侵犯公众利益,破坏某种现成的社会关系的行为。它主要表现为行贿受贿、权钱交易、腐化堕落、贪赃枉法等现象。行政腐败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腐败的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更加难以治理。面对行政腐败,我们要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进行治理。从源头上遏制行政腐败现象的发生,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知识即权力?——英国医生的话语建构与发展趋势(1800-1948)

19世纪至20世纪中期是英国医生依托专业知识构建话语权力的关键时期。临床医学的进步推动了医生话语权力的塑造。医疗空间的变化造成惠顾体系的瓦解和诊疗方式的转变,确立了医生在医患关系中的家长式权威。医学专业化造成全科与专科的分离,专科医生凭借知识与技术优势后来居上,改变了过去以全科医生为主的行业格局。两者之间在医疗观念与利益上的冲突,加重了行业内部的竞争和分歧,但也让他们认识到了分工与合作的重要性。1948年国民健康服务体系的建立,是英国工党政府通过国家干预规制医生权力,挽救了知识—权力语境下全科医生群体的日趋衰落,同时促使医生职业在资本利益与人道主义之间做出平衡。从知识—权力话语主导下的家长式权威到医学人文精神的回归,表明英国医生的职业发展呈现出以患者为中心的新趋势。     

景观表征权力与地方文化演替的关系——以北京前门-大栅栏商业区景观改造为例

城市内部各个地方的景观是其文化的可视载体,由于它们具有空间的相对固定性,因此也是文化地理学研究地方文化的主要观察对象。本文采纳新文化地理学的观点,即关注北京前门-大栅栏商业区景观的意义及其变化,并力图挖掘影响这些变化的动力,进而揭示影响地方文化演变的动力。文化景观具有传播文化符号的功能,因此我们可以将之视为"文本"。在商业区改建过程中,设计建造者借助这些文本,再度表达出其背后的意义,这种再度表达的过程就是传播学中的表征,也称为再现。本研究通过景观调查方法以及访谈方法,分析了该传统商业区景观在改造前后文化表征的变化,以及表征权力的变化。本文结论有三方面:①该商业区改造后新的景观表征多以北京文化符号替代了老商业区的文化符号。②这种替代的负面结果是不利于加强老商业区居民的地方认同,同时削弱了城市内部文化的多元性。③政府协同规划师在景观表征上具有绝对的权力,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当地文化的"原真性"。因此本文建议在老城区改造中,尽力挖掘地方独特文化,给予当地人更多的文化表征权力。     

清代节妇旌表制度初探

节妇旌表制度演变到清代,规模空前,也出现了总坊、匾额和牌坊形制的变化。节妇旌表用于通过引导民意,为国家权力在民间的渗透铺平道路,对社会和婚姻结构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从党治走向法治

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建国后我们过去政治体制上的最大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按我个人理解,权力过分集中,具体表现为:党与政府,权力过分集中在党;领导个人与领导集体,权力过分集中在个人;中央与地方,权力过分集中在中央;国家与公民,权力过分集中在国家。这一弊端的根源是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以往民主法治不健全的根源也在这里。而这正是"文革"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