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判断

在测度和评价城市化水平高低时应该对人口城市化水平和城市人口绝对规模进行综合判断。学界通常用市区非农业人口口径来计算城市化水平,对城市外来人口考虑不够。对这种偏小的口径进行修正后发现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至多略低于同等收入下的国际城市化水平。从城市人口与城市经济的适应程度看,中国的城市劳动生产率与发展状况类似的国家相比有偏低的倾向。因此,与流行的看法相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笔者认为中国城市的存量部分已经"人满为患",未来城市化的着力点应是城市的增量部分,包括现有城市规模的扩大和新城市的设置。应进行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创业制度等制度创新,为城市发展提供宽松的外部环境。     

略论体育文化的空间扩散——兼论我国足球俱乐部的地理分布规律

从地理角度来看,扩散是一种创新进行空间传播或转移的过程。本文认为自然环境以及距离位势是体育文化扩散起源和扩散的地理基础和根本原因。体育文化扩散受比邻扩散和等级扩散作用的共同影响。我国足球俱乐部制和职业化在国内扩散与城市等级和产业密集度有关,在小空间尺度上以比邻扩散方式为主,在大空间尺度上呈现比邻扩散和等级扩散交替进行的规律,以此研究为依据,作者建议尽快研究和制定我国足球俱乐部特许经营制度。     

制度变迁与中国城市的发展及空间结构的历史演变

我国的城市发展水平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偏离,说明对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演变分析不能仅局限在物质经济领域,需要我们寻求影响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变化的新因素一制度因素,把制度作为影响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一个主要的变量,来对此加以解释。为此,本首先构建了“制度变迁一城市发展变化”的理论框架,然后用该理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检验1949-1998年间制度变迁对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影响。与西方国家的以市场经济为主要动力驱动型的城市发展模式不同,中国城市的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变迁而诱致的结果。但不同的制度对城市数量增长、组织体系及空间布局和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作用力度又不尽相同。改革开放后,由于制度变迁带来的激励作用,中国城市获得了快速发展,城市空间结构快速变化。但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水平与相同发展条件下的世界城市化水平的差距却在拉大。而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影响城市增长及空间结构的演变力量的因素越来越趋于分散化,制度变迁对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激励作用正在弱化。为适应新世纪我国城市发展的战略目标,需要进行体制创新,为中国城市的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演变提供新的制度支持。     

战国汉初瓦当制作工艺及相关问题研究

<正>目次一遗址概况二制作工艺三分期和工匠来源分析四标准化分析和比较五工匠管理制度与边疆控制策略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国,国家制度发生从封国到帝国的重要转变,秦至汉初是帝国制度形成的重要阶段。随着帝国的形成,帝国统治者需要在帝国版图的各个地区建设城市,尤其是供官僚使用的建筑物。建设城市的工匠管理制度是城市建设的重要方面,而瓦当是城市工     

从保人制度看近代青岛对乡村移民的管理

除正式的城市公共管理制度之外,贯穿于各项管理规则之中的保人制度成为近代青岛管理乡村移民的重要手段。近代城乡流动相当自由,但有关保人的制度规定,对进城的移民们形成支持与排斥力量,一方面,寻求保人是移民在青岛求职、租凭、借贷、经商的基本制约条件,是移民在青岛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当进城农民陷于游民状态或违反城市法规时,保人资源的缺乏会使他们成为城市管理中优先遣返的对象。保人制度显示出传统民间管理方式在近代的延续和发展,它在城市管理中的普泛性反映并强化了传统农村关系网络在城市的迁移或复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移民进入及至融入城市生活中。*     

单位社区杂化过程与城市性的构建

单位社区作为中国城市重要的传统社区之一,曾经是以单位制度作为组织形态和行为规范而形成的"准乡土性"社区。而在转型期,随着城市空间重构、单位制度解体与个人生活方式的转变,单位社区出现了以社区杂化过程为显著特征的制度-空间-社会的全面转型。单位社区杂化从广义上包括居民构成、社会交往、行为模式和社区认同四个维度的变化,导致了单位社区"准乡土性"的消失和"城市性"的构建。本文从城市性作为一种城市生活方式的经典理论出发,从不同维度理解单位社区杂化中城市性构建的现象与机制。     

清末民初广州城市的环卫制度与环境整治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广州城市环卫制度的构建随着这一时期政治制度的变革而展开,经历了从清末新政以前的缺失,到新政以后至1920年代逐渐形成的过程。与此同时,广州城市环境卫生的整治,在形成中的环卫制度指导下,向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向转变。从此以后,广州市的环境整治由民间的无序行为,走向以政府或政府指导下有序的法治化轨道。清末民初广州市的城市环卫制度与环境整治方式的改变,对民国时期乃至新中国初年的广州城市环境卫生的管理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城市军事管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城市一律实行军事管制制度。军事管制制度是在军事管理基础上建立的。1948年11月15日中央发出《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之前,军营会的全称是军事管理委员会,目的和任务主要是集中职权,加强部队纪律,保护新收复城市;此后成立的军管会全称为军事管制委员会,目的和任务是对城市实行全面军事上的强制管理和控制,以领导群众建立革命秩序,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和肃清国民党政权残余势力,进行民主建政。在各地军营会组织中,军事代表的责权最为重大。军管会是临时性的最高领导机关,不应不加分析地与城市最高权力机关混为一谈。     

试论城市房屋征收与补偿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城市房屋征收（拆迁）是在土地所有权与房屋所有权分离的基础上建立的一项制度,由于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制度一直存在着很多不足,暴力强拆、暴力抗拆、上访事件不绝于耳,由房屋拆迁引发的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本文从城市房屋征收补偿含义入手,分析所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现阶段房屋征收补偿工作的实际,提出了如何完善我国城市房屋征收补偿制度的几点建议。     

朝贡制度的理论渊源与时代特征

朝贡制度曾是中国历代王朝处理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的主要模式之一。源自先秦的华夏中心意识、大一统理念及“事大字小”的交邻之道虽为朝贡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朝贡制度如何实施并在多大程度上奏效,则与当时局势和国力的强弱密切相关。因此,朝贡制度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     

山东小清河与济南城市现代化发展浅析(1904-1937)简

伴随济南开埠后向现代化转型,小清河作为其内河航运要道,经历着由繁盛到势衰的改变,俨然成为济南城市变迁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在近代工业化浪潮下,作为传统运河,小清河在促进济南开埠、城市经济发展等方面经历由盛而衰的转变;政府对小清河管理体系的健全,不仅是城市功能完善之举,亦促使一度衰落的小清河重焕光彩。历史证明,小清河与济南城市现代化经历着唇齿相依到渐行渐远的发展历程。     

国外城市非正规性研究进展及启示

21世纪以来,西方城市研究界认为大部分城市发展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新的城市理论也将产生在这些新的地理空间,而城市非正规性是其主要特征。本文首先对城市非正规性的演变进行了梳理,认为城市非正规性的研究具有对"二元主义"的超越,"传统"非正规研究的超越和认识论上的转变3个特征,并明晰了城市非正规性的理论内涵是一种管治模式;其次,认为制度变迁和城市非正规性研究之间的焦距在于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体等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城市非正规性互补式、补充式和让步式3种主要类型;最后,从政治、社会和文化三个维度总结了非正规性在中国形成的根源,并提出非正规性可以理解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一种模式,非正规实践及非正规制度蕴含制度创新的启示。     

山东小清河与济南城市现代化发展浅析(1904—1937)

伴随济南开埠后向现代化转型,小清河作为其内河航运要道,经历着由繁盛到势衰的改变,俨然成为济南城市变迁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在近代工业化浪潮下,作为传统运河,小清河在促进济南开埠、城市经济发展等方面经历由盛而衰的转变;政府对小清河管理体系的健全,不仅是城市功能完善之举,亦促使一度衰落的小清河重焕光彩。历史证明,小清河与济南城市现代化经历着唇齿相依到渐行渐远的发展历程。     

蒙古史和元史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元上都》一书出版

元朝实行两都制度。首都大都即今北京,陪都上都开平在今内蒙正蓝旗境内。上都是根据元代统治者的生活需要和政治需要建造的草原城市,既具备汉族传统城市风貌,又带有蒙古族游牧生活的特色。在我国历史上出现过的许多草原城市中,可以说元上都最富有代表性。本书没有单纯地从城市规划、布局和城市生活的角度去写上都,也没有简单地写上都的     

空间生产视角下我国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三元互动逻辑

在空间生产的视角下,行政区划调整不仅包括地域层面上对城市空间的重新划分,而且包括尺度层面上对社会关系和制度结构的系统重塑。将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行动和权力、资本、权利的三重逻辑整合起来,可以为分析城市行政区划调整提供一个全新的工具。在实践中,合作与互制是政府（权力）和市场（资本）的互动逻辑,监督与回应是政府（权力）和社会（权利）的互动逻辑,嵌入与互渗是市场（资本）和社会（权利）的互动逻辑。城市行政区划的调整不仅是政府、市场、社会主体相互博弈的结果,而且会不断重塑三类主体自身以及相互关系。     

清末民初广州行政制度变迁与独立行政主体的形成

近代治所城市在管治形态上的转型,不仅在横向层面体现为从"城乡合治"到"城乡分治"的演变,还在纵向层面体现为城市本身脱离既有行政序列,进而成为具有独立行政区域的行政主体的过程。广州作为近代首个具有独立行政建制意义的城市,其成为"广州市"的过程包含从晚清开始的超越南海、番禺两县合治,直属省级政府,又从省级各机构中独立出来等一系列的变动,其中涉及新旧制度的勾连、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资源的博弈、权限的分割等多个方面。同时,也伴随着近代社会经济变动中一个整合度较高的城市社会的形成与新型管治方式的确立。从较长时段看,这是制度与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     

论民国时期城市家庭制度的变迁

论民国时期城市家庭制度的变迁陈蕴茜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剧变时期,传统家庭制度在政治变革、经济发展、社会思潮及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尤其在城市,传统家庭制度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逐步走向解体。本文着重剖析民国时期城市家庭制度的...     

宋元时期地方城市中的谯楼和钟鼓楼

谯楼与钟鼓楼是中国古代城市中的重要建置,学界以往对二者的关系尚未厘清。谯楼起源于城门上设置的眺望高楼,宋元时期成为衙署门上的重要建置,早期为高等级城市特有,至南宋时期随着敕书楼的权宜措置而在县邑城市普遍推广;元代谯楼在宋代基础上继续发展,南方城市中谯楼更为普遍。钟鼓楼伴随着元代夜禁制度的具体规定而产生,在都城到地方城市都可见到,其在元代有两个类型,一类由谯楼演化而来,一类为元代专门创建。城市钟楼在元代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自此产生了在鼓楼之外建造钟楼的需要,对后世钟鼓楼脱离衙署独立创建产生影响。     

落地不生根:上海皖南小三线人口迁移研究

小三线建设是以一线城市的工厂内迁方式展开的,工人和家属随厂内迁成为了小三线建设的重要部分。上海皖南小三线建设中七万余职工和家属经历了从城市被动员到山区,再从山区回调到城市的流转过程,形成这一时期特殊的人口迁移流。其中人口迁移与小三线建设工厂的转折兴衰密切相连,移民成为了观察小三线发展演变的一个切入口。研究认为,单纯依靠行政动员而牺牲经济利益的做法,使得小三线移民无法持久,尽管上海小三线职工和家属在皖南落地20余载,但却始终未能在当地生根。     

城市发展研究的整体主义初探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以及复杂性科学的兴起,要求必须立足整体主义开展城市发展研究。在这种背景下,提出城市系统工程的命题,其本质是一种城市发展研究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城市系统工程的核心内容包括:时空观作为研究理念,城市与发展作为研究主题,城市系统、城市逻辑与城市制度作为研究维度,以及发展阶段、发展规律、发展战略和发展调控作为研究问题。针对城市系统工程的三种研究维度,给出了对应的研究方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