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隍庙的钟声:昌邑民元“五·一八”惨案深描

昌邑民元"五·一八"惨案俗称"杀秃子"。从表面看来,这一事件起因于剪辫这一近代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习俗变革,但以1907年的昌邑县城图为切入点的深描则表明:它根源于国体变动之际地方上激烈的社群冲突以及与政治象征的复杂关系,以士绅为主的传统精英与以"新学界"为代表的新潮精英之间的冲突是其主要特征。此事袒露出帝国体制下的地方社会生态,以城隍庙为中心的暴动方式不仅与地方民俗有关,更是极具文化意味,诸如士绅、吏役等因素则是在地方近代史中长时间存在的棘手问题。     

冀南醮仪中“功”的逻辑与实践——兼论民俗语汇作为民俗学研究的一种可能路径

中国民众对自身行为的认知向来是自成体系的,历经长期生活实践形成一套本土概念体系即民俗语汇来表述自己的意义世界。民俗语汇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体系和地方性知识,能够直接传达民众对自身行为的解释,暗含着民众对民俗活动意义的理解,成为进入民众内心世界的一条捷径。冀南"打醮"活动是理解民俗语汇极好的田野案例,在当地人话语体系中"功"是具有普适性意义且使用频率极高的民俗语汇,以"功"为研究对象,从历史传统与当下实践两个维度解读其语义体系和应用逻辑,进而从一个微观的视角探讨中国社会礼俗互动的运作机制,并以此验证民俗语汇作为一种分析路径的可行性。     

当代村落民俗志书写中学者与民众的视域融合

近年来兴起的村落民俗志书写热潮,体现出我国乡村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自觉意识的增强,但在民众自发行动与政府合理施政之间,迫切需要搭建公共话语平台。当代学者应继承古代知识精英"为民请命""以礼化俗"等所表征的神圣传统,通过与民众的视域融合,促进对村落民俗传统的准确认知与表达,赋予村落民俗志书写以多层级的文化意义,助推当代乡村振兴战略,发挥对国家和地方社会发展的葆育作用。这种实验式村落民俗志书写,还应注意在深描之中提炼理论话语,发掘中国文化的民间表达形式与传承机制,以小见大地阐述中国社会的人文传统、基本国情与发展道路。     

作为生存技术和权力技术的民俗仪式变迁——对解放区文学中民俗仪式的关照

作为文学叙事的一个坐标,民俗仪式参与了解放区文学的"形象世界"和"意义世界"的双重构建,与五四乡土小说相比,在个性表征、主题意蕴等诸多方面明显不同。在解放区语境下,民俗仪式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下的一项生存技术和权力技术,同时也是解放区作家通过想象建构民族国家的一种努力,折射出时代、民俗、文学三者的互动关系。     

论夹板门帘的民俗内涵与传承保护

夹板门帘作为陕西关中地区的一种传统民俗物品,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民俗内涵。文章通过对夹板门帘的历史文化背景、制作工艺、图案特点和民俗内涵的介绍,阐述其在关中地区的文化地位和历史价值,并探讨了它在现代社会的保护与传承问题。     

茶馆、戏园与通俗教育——晚清民国时期成都的娱乐与休闲政治

晚清民国时期的茶馆戏园,作为公共空间为大众提供娱乐,从中除了可以了解人们在茶馆戏园的日常生活外,还可以看到改良精英和地方政府竭力改革戏曲作为控制大众娱乐的一部分,把他们的政治灌输在表演的节目之中,把他们所认为的"新的"、"进步的"情节加入到传统戏曲中,以"教育"民众.精英和国家对茶馆戏园的改良和控制揭示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地方文化的独特性与国家文化的同一模式之间的斗争.在国家权力及其文化霸权之下,大众娱乐不可避免地被改变了.但国家要达到控制的目的远非轻而易举,从晚清改革到国民政府的崩溃,成都地方文化和习惯堡垒顽固地坚守着它们的防线,充分显示了近代中国文化变化与持续性同时并存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     

东北十大怪

在中国几乎每个地方都能找到八大怪、十大怪之类的民俗。所谓的怪,其实就是当地的民俗特色,体现当地人们生活的一种习俗。东北十大怪,顾名思义便是游人们在游览时发现的东北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区别于他,便以"怪"著称。     

电影院与民国时期青岛的都市民俗

"看电影"在青岛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的都市民俗过程中,深受青岛"地方感"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电影院分布格局和空间消费层级。电影院在与市民娱乐生活互动中,日益融入到了青岛市民日常生活。电影院还提供了一个政治舞台,各方力量在这里进行角逐,并最终影响了市民的生活观念,规训了市民的公共行为。     

新编方志民俗入志的考量——兼析厦门、石狮、北川等志民俗篇

方志之于地方民俗的记载,就其体例及其书写内容而言,古今皆未成大体的范式,笔人人殊,一部志书一个样,之间差异较大。多年来,方志学界关于民俗编纂的研究鲜见,只在第二轮修志提出方志创新后,才多少露出一些端倪。一部完善和成功的志书,应是一方地域包括民俗民风在内的史料之全书。试想,作为"一方之全史"的地方志,倘缺少民俗部分,尤满汉全席之缺了一道大菜,那么一部方志应是不完整的方志;而如果对于民俗的记载或失体、失史、失实,也将是不成功的方志。因此,探究、规范方志对民俗的编纂,应是当下和今后方志学界首当其冲的一个重要命题。     

地方精英与边疆治理:以改土归流后滇中哀牢山区“三属地”的礼化实践为中心

清代哀牢山区"因俗礼化"的实践堪称改土归流后边疆治理的样板。随着改土归流及边疆内地化的推进,云南哀牢山腹地多民族聚居的"景镇新三属地"的范围缩小到了景东、镇沅、新平三县交界的三角地区。地方精英在山庄经济的土壤里产生,并积极回应国家"德教"与"声教"的治理策略,通过讲圣谕、刊善书、兴学校、禁盗匪、制规约、解冤结、开道路等方式,将当地变成人文蔚起、民族关系和谐的"礼乡"。这一礼化实践是国家政策与地方精英对策之间互动交融的过程,尤其是地方精英能动作用释放的过程,是一种基于多元民族文化自性与自觉的边疆治理路径。     

20世纪西方学者对中古宗教生活的解读

20世纪的西方学者对中世纪民众宗教生活作了诸多研究,对中世纪基督教有了更多也更为复杂的理解,不再将中世纪看成是一个"信仰的时代",也不再单纯地视为一个"民俗时代"。而是更多地强调教士文化与俗人文化、精英文化与民众文化之间异中有同、同中有异。这与其说是得出了新的结论,不如说是提出了新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切实把握中世纪基督教化的程度。     

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基于民俗学者深度访谈与文献对读研究

民俗价值观是民俗学的核心命题之一,但长期以来民俗学研究并未建立起科学系统的民俗价值观体系。从民俗本体论角度出发,以"中国当代民俗学者"为对象,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将访谈资料与文献研究成果进行"对读"研究,来归纳、总结民俗学学术共同体对民俗价值的理论共识,形成对民俗文化当代价值的认识,是民俗价值观研究的一条重要路径。研究表明:民俗价值存在于三个维度上,即对人类个体生活层面的规范价值;作为地方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意识基础价值;完整反映人类知识谱系的价值。     

对志书“谚语”编写的一些思考

"]谚语"辑录入志是志书系统记述地方民间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志书对谚语的记述要全面反映出一个地方民间文化的整体风格,突出其民俗特色、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同时在记述过程中要注重把握"谚语"文化的科学性;要从"谚语"的内涵和特点入手对其从属归类进行认真分析,使志书结构设计更加趋于合理。     

民国时期地方精英的乡村治理及其归宿探析——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宛西为例

<正>地方精英理论是西方学者首先提出的。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WrightMills)认为,"精英"是指居于社会统治地位的权力集团,确切地说,是指少数高智能的人们,他们居于社会上层,拥有较高的个人素质并运用大量社会和政治权力,以此与大众相区分。[1]民国时期,地方精英实际上在地方舞台上(县、尤其县以下)起着支配作用",地方精英具体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宛西[2]精英,应包括自治领袖、民团首领、基层区镇保长中小学校长,以及部分     

从“谨俗”到“顺上”——论先秦时期王权主义对民俗观的改造

西周、春秋时期民俗观及其在战国时期的流变整体呈现从"谨俗"到"顺上"的演变逻辑。这一演变主要体现为以下四方面:民俗主体的变化、王权与民俗的上下关系、民俗的地域性以及民俗作为社会管理手段。这一演变的本质是王权主义对民俗观的改造。这一改造一方面是民俗功用的历史变化;另一方面,也是民俗作为一种"拟权"的"文化化"过程。     

互动与重构:海外温州人民俗观念与行为的传承与变化——以巴黎的温州人为中心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温州人移民海外,把生意做到世界各地。本文拟从民俗学视角审视和解读海外温州人,研究巴黎的"温州现象",重点探讨如下问题:这些非精英移民是怎样从温州来到巴黎、在巴黎获得立足之地和发展空间、融入法国社会的?作为一个外来群体,他们原有的民俗观念与行事方式在异国他乡有什么改变?这些都是本文拟探讨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民间立场与现代化传承——以赣南客家太平堡龙船盛会为中心的考察

民俗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很多还是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许多民俗渐趋式微。太平堡龙船盛会是江西省龙南县客家人在端午节期间举行的一项具有500多年历史的民俗活动,它在近年来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当地客家人利用民间智慧,依靠宗族权威,发挥精英力量,采借国家符号,凝聚商人资本,在汲取各自优势的基础上,多元互动,共同推动了民俗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这充分体现了民众对于自身文化的经营与智慧,也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应坚持民众主体化、传承活态化。     

传统社会节日民俗的多重内涵：以明清时期云溪竞渡为例

传统社会中的节日民俗活动有着丰富的事象,同时也呈现出复杂的多重内涵。本文便以明清时期常州端午节盛行的云溪竞渡为例,研究传统社会中节日民俗的多重内涵,来探讨节日民俗所体现的大众文化与精英世界之间的冲突和互动。     

穿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贵州新学——《新学入黔：贵州近代教育的源流与发展》序

近代"新学"的传播一方面与"西学"的挑激与引进有关,一方面也与儒家传统内部变革思想的高涨紧密相联.就"新学"入黔并逐渐本土化的具体过程而言,无论国家权力系统或地方知识精英,都发挥了主导性的范约作用,并构成了错综复杂的知识格局.严修、李端菜、张之洞、粱启超四人,虽然他们最终的价值选择不尽相同,但均一度徘徊或游离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直接间接地影响了黔地"新学"的传播,值得以个案的方式认真加以研究.地方精英华之鸿创办文通书局,在"新学"的传播史上可说是厥功甚伟.抗日战争时期大批外省高校内迁贵州从事讲学科研活动,则标志着地方文化的现代性转型进入了"质"的飞跃发展阶段.     

俗说俗物 福字石

福字石,是刻有大"福"字的石头,是青岛崂山周边乡村地区流行的一种新民俗。村民在门口或街角显眼的地方,放置一块刻有"福"字的大石头,"福"字全部用大红油漆填色。民间认为,石象征着"寿","福"字刻在石头上,就是"福寿双全"。走进村落,处处见福,石石有寿。这种新民俗其实是传统春节"福帖"民俗的延伸。"福帖"就是"福"字帖,一般是将写春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