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琢《赋学正体》及其赋学观

鲁琢所编《赋学正体》从文体特点入手将赋分为四体(骚赋、古赋、文赋、律赋),并追本溯源,为它们找到了共同的根源——屈骚,四体之赋分别继承了屈骚中不同的特点,从而蔚成大国。《赋学正体》产生于古、律各体赋之创作及具有新创的赋学理论皆十分兴盛的乾隆朝,其将四体之赋渊源归于一处的做法,实质上是对"因时代高下"与"祖骚宗汉"的赋学批评观的反拨,将各体之赋置于平等的地位,更为客观地考察并揭示其文体特点。而他在"韵语杂体"一卷中将十四种韵文文体与赋画境,显示出其所持的狭义的赋体观,仅有导源于屈骚,以赋命名,文体特点合于其所分四体之赋的韵文才能被称作是赋。而从他"间採名篇"的选赋标准及赋后之论中可见他于古厚醇雅的赋作的推崇。而鲁琢对历史发展中各体之赋的变化缺乏关注,则是其局限所在。     

传统五色观在新民俗商品包装设计中的发展趋势

中华民族是最早学会使用色彩的世界民族之一,在历史中形成的色彩文化观念与政治、经济、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其独特的五色观,并一直影响着人们的衣食住行。本文对五色观进行了简要介绍,进而探讨其在现代形势下新民俗商品包装设计中的发展趋势。     

网络生产性受众浅析

<正>一、生产性受众观的提出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是西方后期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出生于英国,任教于澳洲,后又被聘为美国维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传播艺术教授。他的研究深受英国威廉斯和霍尔的影响,更加关注受众的主体地位,更加关注受众的实践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产性受众观"(theproductive audience)。这可谓是一种新型的受众观,即受众能够主动采取游击战术,获取自己的意义,创建自己的文化,从而避免意识形态的俘虏。这种新型受众观不但提高了受众的主体地位,同时赋     

从“谨俗”到“顺上”——论先秦时期王权主义对民俗观的改造

西周、春秋时期民俗观及其在战国时期的流变整体呈现从"谨俗"到"顺上"的演变逻辑。这一演变主要体现为以下四方面:民俗主体的变化、王权与民俗的上下关系、民俗的地域性以及民俗作为社会管理手段。这一演变的本质是王权主义对民俗观的改造。这一改造一方面是民俗功用的历史变化;另一方面,也是民俗作为一种"拟权"的"文化化"过程。     

鲁迅民俗观论析

鲁迅在早期论文《破恶声论》中提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观点,一方面批判了近代唯科学主义的偏至,另一方面则肯定了民俗存在的价值,提出了独特的民俗观。它的形成根源可以追溯到鲁迅儿童时代参与民俗活动的经验与记忆,其中既有温暖明亮的一面,也有幽暗深沉的一面。绍兴地方戏中"无常"和"女吊"的形象在鲁迅的精神发展历程中不断生长、升华,成为最能概括其思想内核的象征物。虽然经过西方新学洗礼后成长为启蒙者,但是鲁迅仍将自己置于旧时代过来人的位置上,在文学创作中着力描绘他所熟稔的故乡风俗与底层人物,展示了启蒙理想难以实现的时代困境。在面向未来的文化建设、民俗革新的问题上,鲁迅采取开放的"拿来主义"态度。     

民俗生命的循环:神话与神话主义的互动

对于伪民俗、民俗主义、民俗化等现象,学界和社会长期持批评的态度,将之与造假、腐蚀、抑制、疏离、僵化等特质相关联;也有开放而宽容的学者尝试将民俗的不同形态理解为民俗生命进化的不同阶段。这种本质主义和直线进化论的民俗生命观有待修正和补充。立足于河北涉县娲皇宫景区的田野研究,细致考察了社区内部的神话传统(所谓神话的"第一次生命")与旅游产业生产的神话主义("第二次生命")之间存在的交互影响与密切互动,进而提出了"循环的民俗生命观"。这一观念主张:民俗与伪民俗/民俗主义/民俗化/类民俗、神话与神话主义,无法截然区分和对立,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民俗的生命发展阶段并非简单的直线进化,而是相互影响、彼此互动,呈现出一种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状态。     

论葛兰西的民俗观

葛兰西在其狱中笔记里有关民俗的论述对意大利民俗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egemonia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的首要性、优先性，或可译为“统领权”。从该视角出发，他认为民俗是被统领的下层民众的世界观、人生观。他的民俗观直接影响了学者德马蒂诺，后者据之提出了“进步性民俗”的概念，应用于无产阶级运动。葛兰西的民俗观使意大利民俗学发生了从研究文本到研究生活的转型，并将继续滋养意大利的民俗学研究。     

民俗旅游语境中女性东道主与民俗传承

在民俗旅游开发背景下,旅游地女性东道主在民俗文化传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民俗传承主体地位的形成,既源于旅游地社会男女性别角色与分工这一内在因素,亦深受民俗旅游中的性别消费文化以及民俗旅游村落人口流动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女性东道主对民俗文化的传承,对女性东道主自身以及旅游地的民俗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区域民俗文化的旅游资源的类型及旅游业价值研究——九寨沟藏族民俗文化与江苏吴文化民俗旅游资源比较研究之一

民俗文化是文化景观的组成部分,本文对民俗文化类型及其旅游资源类型进行了研究和划分。本文认为民俗文化对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以及旅游地整体形象有着多方面的影响或贡献。"地方"的概念是阐释旅游地整体形象形成及特征的有效工具。论文对九寨沟藏族民俗和江苏吴民俗进行了实例比较研究,讨论了其形成与地理环境背景的关系、各自特征、现状及开发途径。     

古代“鬼畏桃”民俗意象的形成研究

桃原产于我国,实物虽小,但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在我国的文明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桃的民俗地位主要体现在辟邪禳灾、驱鬼等方面,这种文化所指功能是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形成的,桃木辟邪说的形成有着自己的发展轨迹,其外在表现形式也是逐渐变迁的。     

“以女性民俗实践者为中心的情境研究”探索

作为女性学与民俗学的交叉学科,女性民俗研究拥有"关于妇女"与"为了妇女"的双重使命,但以往的研究因将女性民俗实践者抽象成普遍意义上的"妇女"而导致了女性民俗实践者在研究中的缺席/失语。"以女性民俗实践者为中心的情境研究"将女性民俗研究置于中国民俗学研究的整体框架下,通过对中国民俗学整体研究观的借鉴与反思,同时借助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情境化知识"概念以及现象社会学的相关理念,尝试构拟一种个体的女性民俗实践者及其视线在场,并以此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考察具体日常生活情境中的女性民俗实践者与女性民俗文化的互动关系的女性民俗研究范式。     

日本倭五王时代的“天下观”

日本倭五王时代形成了以倭五王为"天子",包括了日本列岛及朝鲜半岛南部这一"天下"的"天下观"。与当时中国的"天下观"相比,日本倭五王时代的"天下观"具有自身的特点,其对当时日本列岛的整体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地藏信仰对九华山民俗的影响探析

九华山是地藏菩萨的道场.道场形成后,地藏信仰开始在九华山民间传播,与本土信仰和文化相融合,成为九华山民俗的信仰核心.地藏信仰渐渐深入影响到九华山民众的日常生活,丰富了九华山民俗活动的内容,形成了以地藏菩萨为中心的民俗活动,其祭祀方式也因此与众不同.作为地藏菩萨的道场,九华山自然成了民间组织和开展民俗活动的基她,寺庙是民俗活动的主要场所.在九华山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地藏信仰逐渐积淀成为一种审美心理,形成了九华山民俗的独特审美观。     

男性在场与日本女性禁忌

女性禁忌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日本女性禁忌突出表现为渔民社会中基于女性经血、生育形成的"赤不净"、"白不净"信仰观、以大峰山为代表的基于佛教教理"五戒"设定的山岳女人禁制,以及神道祭祀仪式下的女性排斥等。女性特有的月经、生育等生理表现,在民俗社会中被视为是不净、晦气、危险的发生源而予以隔离和排除。女性不净观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日本的创世神话。统观日本女性禁忌事象、民俗思想的存在和演变的主要脉络,可以发现其深层原因是男性在场和作为他者的男性视角起到了关键作用。女性禁忌得以确立是作为两性中另外一性的男性在场使然,男性宇宙社会的立场客观上对女性禁忌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其传承提供了土壤。当下研究中不乏将女性禁忌与女性歧视联系在一起考虑的倾向,立足于民俗学的视角尚有可商榷之处。     

“赋者古诗之流”再探——论汉人的赋体讽谕观

本文结合班固的思想和汉代赋作状况从新思考"赋者古诗之流"的内涵和价值。本文认为,班固"赋者古诗之流"意在阐发赋体讽谕观,并非一个立足于汉赋现实的文体源流判断,只是经史学家对赋体文章提出的理想的政治要求。汉赋之"赋"源于《诗经》"六义"之"赋",以敷布铺陈为基本手法,普遍呈现出靡丽的文体特征。在经学背景下,汉人赋论执着于理想的"讽谕"而批判现实的"靡丽"。由于讽谕的创作手法与文学性文体有密切关联,使得以讽谕为依据的《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建立具有一定的文体归类意义。     

民俗、社区与文化:燕京大学社会学的本土化探索

由许仕廉、吴文藻、赵承信等领军的燕大社会学,一直有着本土化的学术自觉。在此探索与实践历程中,先行引入的孙末楠以民俗,尤其是以德型为核心的社会学说,影响深远。在吴文藻那里,社会学的民俗与民俗学的民俗有了级差,并影响到其社区社会学的建设,其指导的毕业论文有了重释风俗、礼俗与民俗的尝试。在"吴门四犬"中,现今湮没无闻的黄迪对孙末楠学说进行了最为系统的诠释。受孙末楠学说的影响,与瞿同祖一道,黄迪对民俗进行了社会学释义,并化用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与林耀华同期提出"文化重心"这一概念。在燕大社会学实验室平郊村的研究中,与把社区研究等同于社会学调查的赵承信等一道,黄迪将社区-功能论夯实,并强调家、村、镇等不同阶序社区的连带性、一体性。由此,德型、社区与文化也就成为燕大社会学本土化历程中的三个重要面相,并使其有着厚重的民俗学基底。     

现代性与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以进化观看待中、西方社会文化的演进,认为中、西文化虽遵循类似的进化轨迹,但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在中国文化起源问题上,傅斯年由进化观促成的民族视角,提出了多元起源论主张,突破了传统史学中的中国文化同源论。他以汉民族的变迁为标准所做的中国历史分期,突破了旧史家依朝代的分界而做的自然分期,冲击了以王朝为中心的传统史学观念。傅斯年在自然科学观念影响下形成的以"史学即史料学"为主要内容的科学主义历史知识观,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对于引导史语所治学的科学取向以及推动中国史学沿着科学实证的方向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是傅斯年在现代性观念影响下形成的史学思想的主要表现及意义,其局限主要在于他因将历史学自然科学化的强烈意愿,忽略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及历史认识的相对性。     

关于枚乘《梁王兔园赋》的校理、作者诸问题

一、前人对《梁王兔园赋》的评价与原文残存状况 《文心雕龙·诠赋》云:"观夫荀结隐语,事义自瓌;宋发夸谈,实始淫丽;枚乘《兔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鹏鸟》,致辨于情理……"在荀况《隐语》(见《荀子·赋篇》)及宋玉赋之后,即提到枚乘的《兔园赋》,其评价在司马相如《上林赋》之上,也比对贾谊《鹏鸟赋》的评价更侧重于艺术表现.     

荆楚民俗文化的别一种"深描"--读大型民俗摄影画册《楚风楚俗》

《楚风楚俗》是一部厚重的区域民俗图志。 说其厚重,先说书籍本身。作为一部大型民俗摄影画册,《楚风楚俗》收录了数百幅图片,全书通篇由华贵的铜板纸印制,图片效果之好自不必说,书的重量也大大超出了读者的视觉想像,捧读此书,竟沉甸甸地"压手",那种"厚重"的手感是实在的。 再说书的内容。作为一部大型民俗摄影画册,《楚风楚俗》展示给     

民间隐语浅析

隐语,又叫"秘密语"、"行话"等,是某些社会集团或群体为了维护内部利益、协调内部人际关系,而创制使用的一种用于内部交际的特定的民俗语言,是语言的社会变体。先从定义、特征、分类几方面对隐语进行了一般说明,然后探讨了隐语语言符号系统的形成、隐语的语用特征以及发展前途,最后就隐语的发展和规范提出了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