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图书馆的一场焚书风波

上海图书馆新馆现代、恢宏,它是1996年上海市十大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杰作,也是一项伟大的跨世纪工程.然而,人们在驻足翘首欣赏它雄姿的时候,在使用现代查索设备寻找自己心中的读物的时候,在宽畅、明亮、舒适的阅览室专心阅读的时候,可知道"十年动乱"中上海图书馆曾发生过一场焚书风波?     

“文革”中的一次“送戏下乡”

第一次见到吴师傅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一天，点灯时分，忽然一阵锣鼓声从不远处传来，母亲说生产队请来了唱戏师傅，教队里的年轻人排花鼓戏，定在八月十五上台。     

“文革”中的陈毅

陈毅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年投身革命,是红军著名将领,新四军军长,三野司令员,解放后历任上海市市长、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共和国元帅,一生功勋卓著,在党内和人民中享有很高威望。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陈毅一直认为是类似党内整风的运动,是教育党员和党的干部保持思想纯洁的运动,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一场夺权的内乱。     

“文革”中的“汉服”

一个漫长的下午,我在成都建川博物馆的仓库里,静静翻阅着一摞已经泛黄的文革老照片,就此沉入一段影像里的旧日中国。突然,我好像发现了一小片新大陆——这是一张裙装的留影,一张严肃而年轻的面孔,轻易就将人带入上个世纪70年代的那段岁月。     

“文革”中的“第一”

第一个向林彪“顶峰论”挑战的人 1966年1月,林彪提出“顶峰论”,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大肆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崇拜。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党的“一大”代表李达却惊愕地说：“顶峰？难道说不发展了吗？”有人提醒李达：“这是林彪讲的啊!,,李达愤慨地回答：“我知道是他讲的。不管是哪个讲的,不合平辩证法我都不同意!”     

“文革”中的浪漫爱情

我于1964年进入四川大学外语系读书,那时的学校规定,大学生不准谈恋爱,更不准结婚,谁要是违规,会被开除学籍.大多数学生不敢越雷池半步.但禁令无法阻挡情窦初开的少女幻想爱情的出现.谈恋爱于是变成地下活动,必须小心秘密地进行.     

“文革”中的阿英

史无前例的“化大革命”是一场骇人听闻的摧残化、迫害知识分子、打击革命老干部的暴力行为,是人类明史上的空前浩劫,那些知识越多、化情结越深、对革命贡献越大的人,受到的伤害也就越重。     

“文革”中的焦菊隐

焦菊隐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做导演、排戏,发展中国戏剧艺术是他人生的支柱。可是“文革”伊始,他就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在遭受批斗和劳动改造中艰难度日。被迫远离艺术舞台的岁月里,他只能把所有的委屈和愤懑深深地埋入心底。就是在如此恶劣的处境中,他仍然对极左思潮下创作的文艺作品发表直率的批评,即使惹祸上身也不违背真正艺术家的良知。他在“文革”后期含恨而逝不能不给他所钟爱的艺术和热爱他的人们留下深深的遗憾。     

“文革”中的赵树理

一1966年5月,晋东南专区上党梆子剧院来电话,请赵树理到长治参与修改汇演剧目《两教师》。他同陈奇、潘公展、张仁义、李振杰等五人组成创作组,先下陵川、晋城两县几所农业中学采访,为修改剧本积累素材。此时,诬蔑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已经中央批准转发全党,全国报刊连篇累牍发表批判《海瑞罢官》和声讨“三家村”的文章,火药味越来越浓,一场把矛头直指广大领导干部和文艺界专家的浩劫,已初…     

“文革”中的赵树理

1966年5月,晋东南专区上党梆子剧院来电话,请赵树理到长治参与修改汇演剧目《两教师》。赵树理同陈奇、潘公展、张仁义、李振杰等5人组成创作组,先下陵川、晋城两县几所农业中学采访,为修改剧本积累素材。此时,诬蔑建国以来文艺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已经中央批准转发全党(4月10日),     

“文革”中的陈云

“文革”伊始,陈云即遭到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排挤,以至完全离开了中央领导核心,并被迫到江西的工厂蹲点调查。直到“文革”后期,才返京开拓步履缓慢的对外经济工作。欲知逆境中的陈云如何度过这段特殊的岁月,请看《“文革”中的陈云》。     

“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

文艺方面的调整第三次文代会召开的时候,国家已经发生了困难。在困难中,大家感到有些事搞得过“左”了。经济方面是这样,文艺方面也是这样。1961年,中宣部着手调整,文艺处召开一系列的座谈会,听取文学、音乐、美术等各方面的意见,感到文艺工     

“文革”中的“活人展览”

<正>"文革"中的"活人展览",据笔者所知,最有名的一次于1968年发生在杭州大学地理系。"文革"结束后的1984年,它首先被《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谴责,随后又被《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点了名。1984年4月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由卢良、叶辉署     

“文革”中的政治足球赛

“文革”期间,一支外国球队来南京进行友谊赛是件大事。不说别的,大军区首长、省市主要领导,以及该国的驻华大使和武官夫妇都要出面观看。     

“文革”中的独创名词

“红卫兵,大串连” 当时一批参加保卫毛主席运动的高校学生,自发组织起来,戴上书有“红卫兵”三字的红袖章与外地学生进行联络,叫做大串连。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院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加文革活动的通知》,文中还拟定由国家提供交通费和生活补贴费。通知发出后,全国各地学生倾巢出动,涌向京城闹革命,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     

回忆“文革”中的两件事

“反右”斗争之前,我在合肥工业大学担任校长办公室秘书兼民革支部主委,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革”一爆发,我又被“打翻在地”,其后的遭遇,一言难尽。“革”结束后,我的“右     

文革中的一件“投机倒把“案

文革时期,河北的两位农民到外省拉锯挣钱,辛辛苦苦,战战兢兢,历时近5个月,梦想着出力气挣点儿钱来改善生活,结果却事与愿违,被定性为“投机倒把”案,辛苦所得全部没收,想挣钱却拉下一大堆饥荒。这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反映。作者搜集了当时的第一手资料,集荒唐和沉重于一身。详情请阅《文革中的一件“投机倒把”案》。     

“文革”中周扬一案

“文化大革命”祸起,周扬首当其冲,被扣以“阎王殿”(指中宣部)的“二阎王”、“文艺黑线总头目”、“三反分子”等罪名,很快被打倒。其时,周扬刚动过左肺切除一叶的大手术,身体十分虚弱,在天津养病。1966年12月1日,他被从天津转移到北京,送到北京卫戊     

忆“文革”中的一次业余创作班

一个印有“雷锋”字样的蓝色封皮笔记本、一张集体合影老照片,伴随我度过了三十个春秋。今天,翻开这个笔记本,看看已经开始变得褪色的笔迹和有些模糊了的合影,往事历历如在眼前。那是1975年3月10日,我坐公共汽车来到常德市,参加一个业余作者创作班。当时我在安乡县安昌公社办公室工作,是接县文化馆通知前来的。几经问路、打听,在一个小巷子里找到了地区群众文化馆,接待我的是彭启斌老师。报到停当,一辆大客车把我们送到桃源县招待所。第二天在县委机关一个会堂里举行开学典礼,这时我才知道,这个创作班是省、地、县三级文化馆联合举办的,学员都是业余作者,一个     

一位科学家“文革“中的心路

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是中国近代气象学及地理学的一代宗师。晚年,这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遭遇“文革”,虽然由于有“红色科学家”之谓而免于大吃苦头,但他无法理解这灾难性的对人、对文化、对人类一切有价值东西毁灭的“革命”,他在日记中记下了对那疯狂年代的感受。循着《一位科学家“文革”中的心路》一文,我们看到了这位正直的科学家的困惑迷惘,再次体会到了“文革”的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