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古夜郎国王印再现贵州镇宁

有关夜郎国的记载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西南夷传列》:"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拜番阳令唐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笮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东汉史学家班固撰《汉书·西南夷传》曰:"成帝河平     

设计即经验——印韶彩陶图形的行为习惯因素分析

引言 在世界范围内,黄河流域是史前彩陶的发祥地之一。以关中、晋南、豫西一带为中心的河南、陕西、山西、河北南部、甘肃东部是仰韶文化彩陶发生发展的主要地区。仰韶文化彩陶是考古界最早发现的彩陶之一,这些多姿多彩的器物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美的享受,更为后世提供了探求远古信息的可能。     

汉代陶猪

正猪是最早被人类驯化的动物之一,具有生长快、成熟早、繁殖能力强、杂食等特性,对已从事定居农业的人们来说,无疑是最适宜饲养的家畜。在我国古代,猪历来被视为财富的象征。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西安半坡、河南新郑裴李岗、浙江余姚河姆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经发掘出家猪的骨骼;裴李岗文化时期还出现了陶塑猪的形象,表明当时猪已经被     

四川汉代画像与汉代信仰民俗

“民俗是一个民族或社会群体在长期的共同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的一种较为稳定的化事象(即事物和现象),是区别该民族与他民族、这个社会群体与那个社会群体的重要依据之一。”民俗根据不同标准可分为不同种类,我国学把一般的民俗分为经济民俗、社会民俗、游艺民俗和信仰民俗四类。信仰民俗就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对某种观念、意识、主张的极度信服与尊重,并以此作为自己思维和行为的准则”的习俗,即对某种“事象”的崇拜习俗。民俗具有传承性,同时又有变异姓,信仰民俗也不例外。但无论其怎样变化,都会留下一些痕迹,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考     

汉代士大夫与汉代思想的总倾向

1950年,外庐同志著《汉代社会与汉代思想》一文,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出版,供系内师生讨论之用。全文共分四节。第一节,汉代生产手段的社会性质。第二节,汉代劳动力的社会性质。第三节,汉代社会编制的诸特征。第四节,汉代士大夫与汉代思想的总倾向。当时好象是只印一百本,外间流传甚少,历史系存有此文者也少。现幸得李书兰同志所藏之本尚属完好,今将第四节在本刊发表。     

从洛阳汉代乐舞俑看汉代俗乐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洛阳汉墓中出土了许多乐舞俑。这批乐舞俑以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再现了汉代乐舞文化的发展,并为研究汉代俗乐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一洛阳汉代乐舞陶俑是汉代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两汉时期俗乐大兴,乐舞百戏广为流传,乐舞成为重要的社会生活内容,歌舞伎乐的时代风     

《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评介

刘志远先生从青年时代开始便献身于美术考古工作,致力于汉代画像砖的研究,在考古学界的许多专家和同志的帮助下,于1956年出版了《四川汉代画像砖艺术》,受到了郭沫若院长的赞扬和鼓励。本书征引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对当时可能收集到的76块有代表性的画像砖进行考证,说明和解释,对于我们认识汉代四川画像砖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正如作者所说:“画像砖所雕绘的许多现象,古书上不一定全部记载,有记载的书籍也不可能全部流传到今天,因此要把全部画像砖的图画内容全部说明得很正确,是一件困难的事。”(《四川汉代画像砖艺术·后记》)但是刘志远先生由于热爱祖国文博考古事业,知难而进,勇于探索,孜孜不倦,呕心沥血,在此后的二十年间,又进一步对四川画像砖进行了系统的、分门别类的研究,撰写了许多论文,发表在《文物》杂志和其它报刊上。使     

豫北汉代陶灶

本文在豫北汉代考古研究的基础上,广泛收集博物馆藏品中的汉代陶灶模型,将其系统整理,从类型、制作工艺与装饰、器形演变等方面进行研究和探讨。     

汉代砖棺

在四川天宝博物馆收藏物中,有一具带画像的汉代砖棺。此棺原出四川新津县崖墓。这具砖棺底用22块素砖平铺,棺身及棺盖均是用专门制作的异型砖组合而成。除部分棺盖砖早年被盗墓撬断以外,全棺保存完好。     

汉代兵制述略

商鞅变法,在军事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其特点有三:一、奖励耕战,兵农合一,人民平时务农,一旦有事则充当士兵。二、制定有十等爵,使民以军功分别受爵,爵位较高者可以取得复除食邑的特权。三、以家有二男以上不分异倍其赋的办法,防止隐瞒壮丁,确保士兵的来源。这种作法实质上是把专制政权政治、经济的支柱,放在个体小农身上。因此,当井田制彻底崩溃以后,小农经济还有发展前途的时候,与这种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兵制,便有存在的余地;反之,当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小农破产破落的时候,这种兵制便无法存续下去。     

汉代衡官考

正汉代有衡官,见于《汉书·百官公卿表》和东汉灵帝时(168～189)的《西狭颂》、《郙阁颂》。关于衡官的职掌,《汉书·百官公卿表》并无详细记载。陈直先生在《汉书新证》里联系东汉的《耿勋碑》、《西狭颂》的记载指出~([1]):衡官亦兼管一部分铸钱事。汉武都太守耿勋碑云:"又开故道铜山,铸作钱器,兴利无极。"故李翕西狭颂,武都郡有衡官掾及衡官有秩。可以证明衡官在武都是专主铸钱事宜,仍沿用水衡都尉之衡官名称。此说颇为人所信。如裘锡圭先生在《啬夫初探》一文里认为"(陈)说似可从"~([2]),朱活先生在《居延简耿勋碑与东汉币制》一文里也说:"陈氏所释甚得其谛。唯误碑文‘铜官’为‘铜山’,此微疵耳。"~([3])其实,陈直先生的说法恐怕是有问题的。从上引那段话不难看出,他认为《西狭颂》里武都郡的"衡官",是《耿勋碑》里主管"开故道铜山,铸作钱器"的机构,故而提出     

汉代的石阙

研究中国建筑史,常苦实物不足。汉代以前的建筑,既无实物存在,记载又多简略,想具体弄清它的形象、结构,是很困难的。西汉初期营建长安,武帝时营建建章宫,东汉初期营建洛阳,都是历史上极巨大的建筑工程。由记载的描述,可知当时建筑已相当壮丽。许多史籍曾详细记载两汉宫殿;东汉著名文学家班固所作的两都赋,内容丰富,都提供出了关于当时建筑的详细记录。近几年已经开始发掘西汉长安城遗址。以发掘的初步结果与记载相互印征,大大增进了我们对汉代建筑的知识。如再于文献记载、遗址发掘之外,加以若干实物的对照研究,然后再求作出某些汉代建筑的复原图,已不是太难的事了。汉代建筑实物以石阙保存较多而完整;在四川西部的汉代崖墓中     

汉代陶楼小议

西北五省区联合举办的汉唐丝绸之路文物展中有一件陕西省博物馆收藏的汉代陶楼(图版叁:2),颇引人注意。这件文物1959年出土于陕西潼关吊桥杨氏墓群。红胎绿釉,四层楼阁式建筑,四阿顶,通高1.17米。楼下是一个完整的院落,左右宽35、前后长40厘米,三面环墙。正面     

汉代铜博山炉

正博山炉又叫博山香炉、博山香薰、博山薰炉等名,是我国汉、晋时期常见的焚香器具,其材质大多为青铜和陶瓷。炉体呈青铜器中的豆形,上有盖,盖高而尖,镂空,呈山形,山形重叠,其间雕有飞禽走兽,因象征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而得名。在博山炉腹内燃烧香料时,烟气从镂空的山形中散出,有如仙气缭绕,给人以置身仙境的感觉。镇原县博物馆馆藏的这件汉代铜博山炉,属国家三级文物,炉高     

汉代的牛耕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我国古代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一段时间里,生产关系比较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广铁制农具,兴修水利,提倡牛耕,改进耕作制度,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西汉中期,大规模地提倡和推广牛耕,成为我国犁耕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举农百事,耕种为先。下面谈谈汉代牛耕的发展。     

广西汉代玻璃器

玻璃器,古称琉璃器。琉璃之名,最早见于《汉书》,因为这种透明器物“流光陆离”而得名,有时写成“流离”、“陆离”、“璆琳”。琉璃还有“火齐”、“火珠”等名称。后来,人们又把玻璃称为“料器”或“烧料”,琉璃之名,逐渐成为铅釉陶器的专称,如琉璃瓦、琉璃砖的琉璃,其含义就不再是玻璃了。     

汉代的城郭

从先秦至两汉的中国古代社会 ,城市构成为人类文明活动的主要基盘。以这一时期的都城为中心的大城市的研究 ,近数十年来成果颇丰 1。而被视为封建王朝地方统治据点的众多郡县城市的构造尚未完全解明。本稿尝试着利用近年来不断出现的考古发掘资料 ,并与有限的文献史料相结合 ,通过对构成中国古代城市的基本要素——城郭的研究 ,尽可能地描绘出包括郡县城市在内的汉帝国城市的全景图。自中国古代城市产生之日起 ,城郭即作为其重要标志而存在。从文献记载的“黄帝筑邑 ,造五城”2 、“鲧作城郭”3到考古发现的长江流域的城头山 4 、石家河 5和…     

汉代乐舞浅析

汉文化博大精深,汉代的音乐舞蹈不但发扬光大了先秦时期的艺术之美,还兼收并蓄,融汇了其他民族及外域民族的艺术精髓,彰显了中国古代艺术的魅力。以建鼓舞、踏鼓舞、长袖舞、七盘舞等为代表的舞蹈形式,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对中华民族乐舞的发展有着深远的、不可代替的作用。     

试论汉代玉枕

汉代是中国玉器史上繁荣发展的时期,也是我国古代葬玉之风比较盛行的时代之一。由于汉代推崇厚葬,墓内埋葬物品众多,丧葬用玉是其组成部分之一,而殓葬玉器又是丧葬玉器的大宗。两汉墓葬中出土的殓葬玉器有玉衣、枕、面罩、握、冶等,枕又是其中极具有时代特色的代表性器物,是汉代帝王列侯及高级贵族、官吏等墓葬中常用的丧葬用玉,不仅发现数量多,而且无论材质、设计、制作工艺等都堪称一流,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丧葬用玉及相关装饰工艺等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     

郫县汉代何武墓

位于郫县一中校院内的汉代何武墓,迄今保存较好。此对何武其人,以及墓葬碑刻,作了介绍。并探讨了何武的才德和翁兴办蜀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