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齐国量制中的进位问题

早在春秋晚期,齐国已有一套较完备的量制体系。据《左传·昭公三年》载晏子语：“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锺。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锺。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锺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晏子的这番话是在齐景公九年出使晋国时对叔向所说,是年即鲁昭公三年(公元前539年)。     

齐量制刍议

齐国量制本以升、豆、区、釜、钟为单位,从战国开始发生急剧变化,与其他诸侯国量制趋于统一,"斗"进入齐国量制系统。这一过程并非是突然发生的,"斗"初始用"/卮"来指称,在《考工记》中"豆"这一旧量单位被借用来表示"斗",直到战国末期"斗"方正式成为标准量制单位。     

关于宣汉罗家坝巴墓发掘的几点看法

M33是一座等级比较高的墓葬,随葬品当中以巴蜀文化特征的器物为主,铜器有鍪、釜、尖底盒、戈、矛、剑、钺等,陶器代表性的有尖底盏、喇叭口罐等,其次是楚文化风格的器物,如铜器中的鼎、敦、壶、缶、簠、甗等水陆攻战纹铜壶为中原风格的铜器.综合该墓的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分析,当为巴文化墓葬无疑.该墓出土的巴蜀文化器物中的铜鍪风格为垂腹,与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中医学院、京川饭店等战国早期墓出土的形制相近,尖底盒多见于战国早期的墓葬中.出土的钺为战国早期直腰式风格,战国中期以后的钺腰内束,陶器中的尖底盏小而腹浅,多出在战国早期的巴蜀墓葬中,到战国中期左右,豆的出现逐渐取代了尖底盏,喇叭口罐与战国早期的成都中医学院、商业街船棺的同类器相近.从铜簠的形制看,为战国早期的特征,与当阳赵家湖楚墓第五期开始出现的陶簠相近,球形铜敦与当阳赵家湖第四期春秋晚期的铜敦比较接近,过去巴蜀墓葬中也有发现,如成都中医学院、金沙巷、新都马家大墓、绵竹船棺(M1)等,年代从战国早期到战国中期,铜缶与春秋晚期寿县蔡侯墓出土的22号盥缶、淅川下寺春秋晚期墓铜缶和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缶形制相近,与淅川下寺春秋中期和新都马家战国中期大墓出土的缶有所区别,甗也近似于曾侯乙墓出土的甗,综合分析,将该墓的年代定在战国早期比较合适.     

礼书“五爵”的称谓原理:容量化器名

《仪礼》所见饮酒器有爵、觚、觯、角、散五名,可称"五爵"。"五爵"袭用了商与西周的爵、觚、觯、角、斝之名,实际已是容量概念了。礼家称其容量分别是一、二、三、四、五升,共五等,还有一个"凡诸觞皆形同,升数则异"的旧说。"凡诸觞皆形同"之说,可以在战国宴乐图中得到印证。"五爵"皆为筒形。它们容量有别,而器形无异。礼书"五爵"的称谓原理,可概括为"容量化器名"。这种酒器命名策略服务于"以小为贵"原则,令尊者使用容量较小的酒器、卑者使用容量较大的酒器,以此标识身份高下、强化等级秩序。这就构成了一种绝无仅有的奇特等级酒器礼制。     

临淄齐国贵族墓葬初步探究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是齐文化发祥地、拥有众多历史古遗迹、遗址,临淄区地上地下文物极为丰富,临淄齐国都城(简称临淄城、齐故城)历经西周、春秋、战国、西汉等历史时期,前后延续近千年,是著名的东方国际贸易大都市。齐国都城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目前登记在册的文物保护单位400余处,“临淄墓群”有封土的古墓150余座。文章介绍了西周至战国时期临淄齐国贵族墓葬的复查资料。     

上博藏简第五册姑城家父试释

目次一篇题二编联三文本四校读五说明塔姑城家父》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五册之一篇,存十枚简(实九枚,有两小段可拼接),略有残佚,原编联经沈培调整后,已初步可通读."父"者,甫也,为古时对男子之称"家",以其为卿大夫也:"姑城",苦成也,前字为食邑之名,后字为其溢号;简文"姑(苦)城(成)     

北宋商税“旧额”时间再考

《宋会要·食货》中所涉及的北宋商税“旧额”问题 ,因其涉及有关北宋商税制度、城乡经济、区域经济等商品经济发展领域中的许多问题 ,因而成为研究这些领域的许多专家力求解决的问题之一。本文在分析、考订目前所接触到的有关“旧额”问题相关史料的基础上 ,结合北宋商税征收中的“祖额”制 ,最后将“旧额”时间考证为康定元年 (公元1 0 4 0年)至庆历二年 (公元 1 0 4 2年 )之间。     

文物工作报道

中国书店为了提供学术研究资料,半年来曾派出二、三十个采购人员,分别到全国各大中城布和县镇,深入进行古旧书刊的采购工作。到目前为止,计共收购了古旧书刊十余万部(册)。其中珍善本古籍约千余部(册),革命史料四、五百种,而且有很多重要发现。古籍中如宁刻本"楚辞",除北京图书馆旧藏端平刻本外,这是一部仅有的宝藏,经过七百多年还完整无缺。宋福州刻本"春秋经传集解"残存十三卷,宋巾箱本"山堂章宫講考索"(残存甲集十卷),目录后有"金华曹氏中隐书院刊行"双行牌记,都是不见各家著录的。此外还有明弘治间陈氏刊印"大明律"三十卷,明刘惟谦等撰;万历间写刻本"顧仲方百詠图谱"上下二卷,附"雪     

上博简《曹沫之陈》中的“交地”小考——兼论西周至春秋时期诸侯国的疆界形态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收入一篇定名为《曹沫之陈》的古兵书,主要内容为春秋初期鲁庄公与曹沫之间关于对阵用兵之法的问对,其中涉及"交地"一词。此"交地"与《孙子·九地》中的"交地"为一。"交地"本为西周封邦建国时预留在各国封疆之间的"空白"地,法理上属于周天子。平时各诸侯国可以通过"交地"进行交通往来,但却不能任意占有。春秋时期,周王对诸侯国的约束力下降,先王之制失效,列国争相扩张,蚕食土地,"交地"不仅是列国争夺的对象,同时也是各国之间的缓冲地带。"交地"在本质上和传世先秦文献中的"间地"、"郤地"或"隙地"并无二致,只是在不同语境下的称谓差异而已。因此,春秋时期列国之间的疆界并非都是错壤而处,封疆之间也存在着"间"、"隙"、"交"地这样具有一定宽度的中间区。     

中世纪英国地产托管制起源研究述评

地产托管制(uses)是中世纪英国盛极一时的地产处置手段。关于其起源,早期法学家提出了"罗马法说"、"日耳曼习惯说",但事实证明,这两种说法皆不能成立。之后,英国法律史大家梅特兰提出的"英国本土说"虽有其合理性,但论证并不充分。根据新近掌握的史料,笔者发现,uses的确如梅特兰所说源于英国本土的ad opus习惯,但中间却经历了从opus到os、oes、oeps,再到use,最后到uses的复杂演变过程。     

唐代钱币对后世钱制的负面影响

唐初沿用隋代旧钱,私铸盛行,量轻质劣的恶钱充斥流通。武德四年(621)唐高祖李渊整顿钱制,始铸“开元通宝”,标志着新的钱币制度的建立。在中国货币史上,开元通宝的铸行意义重大：设置官铸钱监,国家重新统一铸币权;钱币标准化,确定钱币径寸、重量、合金比例;改革衡量,枚重一钱;十钱一两;通宝称名,单位为。     

美国所见中国善本书志

稿本春秋年谱 《春秋年谱》不分卷,清瞿世寿撰。稿本。二册,红格。书口上印有“春秋年谱”,书口下有“香绿居”三字。藏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是书原著录为清佚名撰。查《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香绿居为瞿世寿,字玉璜,常熟人。前有自序:“余幼失学,寡昧无闻,弱冠后弃举子业。思究经义,遭家多难,又乏师承,廿载望洋,茫无依据。年四十二,薄游闽南,喜得春秋三传善本。厥后自闽而燕,自燕而豫、而鲁,搜罗请乞,又得汉、唐、宋诸儒经解数十种。早夜寻绎,印证经文,砂际淘金,木耑钻燧,谬因一得,著为《春秋管见》四卷。七年之间,稿凡三易。窃谓宫墙数仞,幸得其门。五十游秦,旅寓兰田官舍,兰为嘉禾阮不巖先生旧治,先生殁后,（甲子十月,先生卒于官）遗编散失,舍中覆瓿墁壁之物,皆其毕生精血所成,虽痛惜之,而无可如何也。忽检废簏,得书数本,系先生批校《春秋五传》,     

《續資治通鑑長編》失校一則

中華書局點校本《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三〇元豐五年(1082)十月甲子條:詳定官制所言:"……其房玄齡等告身四道,内三卷敕授、制授,不書尚書都省官     

(氵日糸)仓平斛跋

右斛铭四字,阳文,曰"(氵曰糸)仓平斛",为太谷赵氏藏器,向未著录。陈君万里游晋,始获见之,摄影拓铭,以一本见赠。形与故宫博物院所藏新嘉量相似。新量为籥、合、升、斗、斛五量,此仅斛耳。旁有两耳,可以两手挈之。底有三足。文字在底下,字体在篆隶之间,平字反文。斛字,斗旁泐左半。(氵曰糸)从水从(曰糸),即濕字。古从(?)之字,如顯、隰等字,汉碑多省作(曰糸页)、(阝曰糸),或误从累,作(曰糸页)(阝田糸)。《说文》(水部):"濕水出东郡东武阳入海。从水,(?)声。桑钦云,出平原高唐。他合切"。《汉书·地理志》"东郡东武阳,禹治漯水,东北至千乘入海"。又平原郡高唐,桑钦言漯水     

河南息县柴山保考

柴山保是鄂豫皖苏区的摇篮。但这一在鄂豫皖苏区斗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名,却往往被错写成“柴山堡”,实际上它不是城堡,而是一个地区的名称。据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光山县志约稿》卷一地理志中的区保志载:“今日之区保,即古昔乡党之变制,国家出治之路悉由此。光山旧分三十里,里分保,保分甲,甲分牌。民国以来,屡议办自治,合数里为一区……因政变停止。”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里、保、甲、牌,最晚是民国以前之清制,它由古时的“乡党”演变而来。该县志又载:柴山保,在光山县西南一百一十里,属沙城里。沙城里下分四保,包括山河保、柴山保、郭家河保、官堰保,柴山保的北界为通稽保,西界为官堰保,东界为董范店,南界为湖北     

南京江南贡院的“三门”

江南贡院位于南京夫子庙大成殿东侧,一说始建于南宋乾道四年(1168),不过根据明天顺元年(1457)《应天府新建贡院记》、清同治十年(1871)《重修江南贡院碑记》碑文的相关记载可知,作为江南乡试所用的贡院“自设科以来,其地凡四易”,直到明景泰五年(1454),在前武臣没入废宅之上,建立了现在的江南贡院。     

石鼓制作缘由及其年代新探

本文在石鼓文"秦文公年代说"的基础上,从石鼓颂诗高度文学艺术性的产生,秦人"若石-神(鬼)"崇拜及文公时的社会氛围、文化背景,石鼓最初所在地与文公作"陈宝祠"地址的一致性,文字形体及其书写风格等四个方面进行新的考证、分析,认为:石鼓是秦文公十九年(前747年)秦人崇拜"若石"(陨石)、祭奠鬼神天帝而作,制鼓与刻诗可能并非同一年代;石鼓文属春秋早期秦文字。     

兴化旧志纂修概述

兴化系江苏省历史文化名城。春秋时为楚将昭阳之采邑,旧隶海陵,五代杨吴武义二年(920)置县。兴化修志有着良好的传统。明清邑令,如胡顺华、欧阳东凤、张可立、梁园棣,皆备加重视,甚至亲力亲为,加之纂修者、校正者和作序者不乏学苑巨擘、修志大家,如陆西星、沈荃、李清、李审言等,所修志书因而内容丰富,质量上乘,在全省方志中占有一席之地。民国前兴化县先后修编旧志十部,散佚二部:一是明《永乐大典》所载之《兴化县志》,成书于永乐三年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张金光教授访谈

中国古代(周——清)社会形态可分为四个递进相续的时期:邑社时代(西周春秋)、官社时代(战国秦)、半官社时代(汉唐间)、国家个体小农时代(宋清间),这一分期初步构建了一个奠立在历史实证基础上的、粗具规模的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理论分析体系和叙述方式,具有属于自己的、独创的系列范畴、概念,主要包括"官社经济体制模式"、"邑社农村共同体"、"国家体制式社会形态"、"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四期说"、"实践历史学"、"国家权力中心论"、"中国地权本体论"等。我所采取的方法可名之曰"实践历史学",其指归为"入于史,出于史"六字大法。学术研究唯当求"真",学问之道,贵在维新,"超越"乃学术之本质属性。学人当勇于修正自己,超越自我。惟其如此,学术才可永葆其青春。     

卷首语

<正>公元前497年,"晋阳"这两个字伴随晋国赵卿赵简子"入于晋阳以叛"进入了历史的视野。公元前247年,秦在晋阳初设太原郡。公元前106年,汉武帝设并州刺史部。从此晋阳、太原、并州一地三名享誉三晋。晋阳曾经战国赵都、前秦国都(苻丕)、东魏下都、北齐别都、唐北都、唐北京、后唐西京、后唐北都、后晋国都、后晋北京、后汉北京、北汉国都,共九朝之都,时间逾1400余年。有人说晋阳是"三家分晋的策源地,中国社会制度的策源地"。从历史的节点看,着实一语中的。春秋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