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与蒋介石的恩恩怨怨

在民国时期的新闻舆论方面,蒋介石极为重视在天津办起的《大公报》和它的总编辑张季鸾。蒋与张在十几年交往中有恩有怨。有分歧有共识。蒋介石特别看得起张季鸾忠言直谏的人品,视其为“国士”,甚至不计较对自己的责难顶撞;而张季鸾对蒋介石则感恩图报,善始善终。士逢知己１９２８年６月,北伐军已攻至京津。张季鸾于２２日到河南辉县百泉采访民国宿将冯玉祥,得知蒋介石沿京汉路专车北上,便和冯于７月１日凌晨赶到郑州迎接。在这里,张又意外地遇见了与蒋同行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邵力子、秘书陈布雷和总参议张群。邵、张是张在…     

张季鸾与抗战时期的中日和谈

卢沟桥事变爆发不到一个月,国民政府各种形式的对日和谈便开始了。这些和谈贯穿八年抗战的始终。其中以蒋介石、张群为背景,张季鸾本人及委托胡霖与日本在香港进行的和谈,便是上述和谈的重要部分。 张季鸾介入中日和谈是从“陶德曼工作”开始的。1937年11月5日,日本的“和平条件”经陶德曼转给了蒋介石。此后,蒋、陶开始接触。张季鸾作为蒋介石的特邀人物参加了会谈。经过讨价还价,蒋介石准备有条件地和日本达成和议。但由于日军逼近南京后增加了条件和日本政府缺乏议和诚意等因,和谈告吹。 蒋日议和之事传出后,舆论对蒋十分不利。张季鸾利用《大公报》于1937年12月5日、12月8日发表《德国调停之声》、《最低调的和战论》等文为蒋介石善后。文章中关于战与和的言论完全符合国民党、蒋介石在此事上的方针。1938年初,张季鸾接受蒋介石的委托去香港。关于此行的目的,他在出发前向王芸生交代工作时说:“我这次到香港去,是受蒋先生之托,去向敌人撒一把迷眼的沙子。”以此为起点,他往来于香港和汉口     

《大公报》与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扣蒋于西安城内,逼蒋抗日。这其中《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1889-1941)扮演的角色,常常被人忽略。12月4日,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欲意迫使张杨继续“剿共”。5日,正在西安的张季鸾在华清池谒见蒋介石,告以西安谣言甚盛,流行的政治     

《大公报》与西安事变

70年前(1936年)的12月12日,在陕西西安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亦即双十二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扣蒋于西安城内,逼蒋抗日。这其中《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1888—1941年)扮演的角色以及事变后该报向读者透露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特别是张季鸾与蒋介石、张学良之间的复杂而微妙关系,耐人寻味。     

张季鸾为蒋介石卖力的缘故

在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于西安时,张季鸾拿出了他富有煽动性的《告东北将士书》,作为《大公报》的社论登了出来,说蒋身系国家存亡,不容加以迫害,要东北将士向蒋立认劫持领袖之罪,送蒋平安返京。事后,张季鸾向我解释他所以为蒋介石卖力的缘故时说:“老蒋在这个时候是死不得的。他如果死了,中国就会完了;因为蒋死以后,就会出现三个集团,一为白色的集团,由蒋系军人结合而成;一为黑色的集团,由日本扶植的汉奸组成;一为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集团。这三个集团必然互争雄长,各不相下,日本人趁机大举南侵,中国不就完了吗?”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大公报》发…     

王芸生三碰蒋介石

在蒋介石所阅读的报刊中。《大公报》是必不可少的,他的办公室、公馆内和餐厅里,各放一份《大公报》,以备随时翻阅。《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曾向王芸生交底:“你在报上骂谁都行,就是不要碰蒋先生。”开始王芸生对这一劝告视若神明,加之1934年夏,王芸生应蒋介石之邀,到庐山为其讲课,蒋虔诚地称王为“老师”,一副礼贤下士的姿态,因此王芸生对蒋有过幻想,亦有为蒋开脱的言论。后来通过事实,王芸生对蒋介石的真面目有了些认识,那么在报上碰碰蒋先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香港随之沦陷,《大公报》香港馆被毁,总经理胡政之等人困在香港。这时已任总编辑的王芸生在重庆找到蒋介石的幕僚陈布雷,请他设法营救。陈很     

抗战时期王芸生与国民党的三次冲突

1941年9月6日,<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病逝后,其继任者王芸生(1901-1980年)主持言论大权.王芸生与张季鸾相比较,与国民党的关系没有那么密切,言论尺度有所放松,表现出与国民党相矛盾的气氛,以至连续发生了"拥护修明政治案"、"看重庆,念中原"和"爱、恨、悔"等三次冲突,在当时陪都重庆引起不小的"风波".在这期间,蒋介石对王芸生颇为嫉视,感觉王芸生主持<大公报>言论态度不称他的心意.     

《大公报》的一项人事制度

《大公报》在20世纪前半叶是一张很有影响的报纸。特别是从1926年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接办之后的"新记公司大公报"阶段。这三个创业者各有特点,配合默契。吴是"北四行"之一的盐业银行老总,他用五万大洋把《大公报》从大粮商王郅隆手上顶下来,并自任社长。胡是报业全才,编采都是能手(1919年巴黎和会他是唯一的中国记者),还擅写评论,尤长于经营管理。张季鸾则是20世纪著名的笔杆子,文笔     

蒋介石殷殷探视成“催命符”

1941年9月,蒋介石往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探视《大公报》主笔张季鸾。握着张的手,蒋双眼含泪,讷讷数语,眉宇重凝,第二天,张即“驾鹤西翔”。1946年2月13日,蒋赴医院探视叶楚怆,蒋安慰叶说：安心养病,不要为公务操心。恐电灯刺激叶的眼睛,蒋嘱护士关掉。l5日,叶就故去了。1962年2月蒋看望病中的胡宗南,胡立即亢奋,挣扎着起身,又说：“‘总统’,你来看我了。”精神似乎比以前好了很多,但3天后终归不治。     

一代报界宗师张季鸾

毛泽东曾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把我们共产党当人 1928年7月1日的郑州火车站,在迎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北上的军人行列中,一个身穿竹布长衫、头发花白的男子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大公报》的总编辑张季鸾。作为关注时政的一份大报,《大公报》不能无视国家统一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在多年好友、国民党要员陈布雷、张群等人的引荐下,     

张难先在汉口查办三大案件始末

1932年夏天,蒋介石设立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于汉口,总司令部内设党政委员会,张难先以党政委员会委员兼监察处主任。这年秋天,张先生要我去帮忙,说有几件重大案子正在侦察,不久将要提出检举。我于是做了监察处主任办公室的秘书。张难先在国民党内以廉正著称,1927年他在广州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土地局长时已有清誉。1929年南京政府五院成立,戴传贤邀张难先任考试院铨叙部长。翌年冬,蒋介石调张难先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为暂避舆论攻击准备下野前,先把他的军事将领安置要地,以顾祝同为江苏省政府…     

“江浙财阀”之刍议

1926年7月,蒋介石率军从广州出师北伐,不出一年便攻克沪、宁,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除了军事、政治诸种因素外,在经济上倚靠江浙财阀,这个观点在学术界当无疑问。但何谓“江浙财阀”?蒋介石暨广州国民政府是如何与江浙财阀建立联系的?是靠何人从中牵线搭桥的?这些问题,说法不一。本文将对此作一探讨。史学界一般认为“蒋介石原籍浙江宁波,他早就认识了儿名上海资本家当中的浙江帮头面人物,最著名的有张人杰(静江)、虞洽卿和王震(一亭),蒋和这些人的联系,是由他早期资助人陈其美介绍的,陈曾是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地区的军事领导人。他在1916年逝世前把蒋介石介绍给有名的商人、孙中山的亲密支持者张人杰和曾一度担任过浙江财政厅长的周佩箴。……1920、1921年间,当蒋介石在政治上失意时,曾利用他和周、张的关系在上海做过证券交易经纪人。……因此,1927年3月蒋介石与上海财阀中的主要人物接触是早有渊源的”。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曾策划让蒋介石秘密出逃

正据亲历者宋子文的日记,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与中共达成和平解决的协议。但24日上午,局势突然发生逆转。首先是张学良的部下不同意在蒋介石未履行部分承诺的情况下就放其离开西安;其次是张学良为此与杨虎城闹翻,张甚至说杨不同意放人,尽可以开枪打死他。宋子文认为,"杨在西安城周有驻军九个团,他可用兵强扣委员长,故形势极为危险。张     

一代报人张季鸾的逝世

中华民国三十年(即公元1941年)9月6日上午4时,《大公报》主笔张季鸾逝世于重庆中央医院。张季鸾,一代报人也,遽尔殂谢,识与不识,莫不同悲。国共两党要人同声哀悼,勉其精神。笔者愿借拙文重温张季鸾先生逝世前后的“感人的情节、隆重的追悼、无尽的哀思”,借以达到“温故而知新”。 张季鸾身患肺结核多年,然而     

蒋介石出入总统府的警卫情况

1948年4月19日,国民大会举行第十三次会议,蒋介石当选为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总统。参加总统竞选的有蒋介石与居正两人。中午按票选举结果公布:蒋介石得2430票,居正得269票,另有废票35张,蒋介石以绝对多数当选总统。5月,国府路(今长江路292号)上的国民政府招牌换成“总统府”招牌。 当时蒋介石住在黄埔路官邸,警卫总队担任警卫任务,全队官员18人。总队长周觉先及副总队长两人均少校,下置队长、教官、军医等15人。 从蒋介石的黄埔路官邸到国府路总统府,沿途     

胡宗南的未遂起义

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深受蒋介石宠信,曾经统领四十万大军,有着最现代化的美式装备,坐镇西北,一直是蒋介石手中的一张王牌。     

张季鸾三上庐山

新记《大公报》首任总编辑张季鸾上庐山不只是三次,下面记叙他三次上庐山,因为事涉中国近代史三次重大事件,故旧事重提,仍有兴味。(一)上海救国会成立于1936年1月28日,正值上海淞沪抗战四周年之际。救国会主席沈钧儒是《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故交挚友,早在1919年,张季鸾在上海《中华时报》任总编辑时,沈钧儒是这家报纸的主笔,两人友情甚笃。但他们两人,在当时形势下,在是否立即抗战的问题上却各有主张。后来的人称沈为“热思维”,称张为“冷思维”。早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大公报》召集全体编辑开会,张在会议上宣布《大公报》今后编辑方…     

外婆的故事——纪念抗战中的外婆

正记得"文革"前,我家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照片——一位漂亮的中年妇女,波浪式的头发下一张圆圆的脸,还有两个酒窝。妈妈说,那是外婆,但不是亲外婆,是继外婆,叫张玉麟。我的亲外婆肖淑珍,在我妈妈6岁时便病逝了。后来,我的外祖父黎又霖与张玉麟结为夫妻。他们都是面对国事混乱、民族灾难深重,有理想、有担当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追随孙中山,信仰三民主义。蒋介石主政后,渐渐地,外祖父不满蒋介石的独裁,     

胡宗南的未遂投诚

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深受蒋介石宠信,曾经统领40万大军,有着最现代化的美式装备,坐镇西北,一直是蒋介石手中的一张王牌。但在1949年国民党大溃败的形势下,他也惶惶不可终日。     

张学良及其西安事变回忆录(下)——我读张学良档案之一

奉命撰写《苏俄在中国》读后感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一书在叙述西安事变时采用了张学良回忆的部分内容。1957年8月上旬,蒋介石召见刘乙光,询问张学良读过该书没有。刘答称:张在未收到此书前已每日在收音机上听过,收到书后又立即读了。蒋询问张读后“怎么样的说法”?刘答:“张叹惜未能早读这样的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