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东正教传教团在京活动述评(1716—1859)

18至19世纪上半期的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团是一个特殊群体。它集传教、留学与汉学研究、翻译、搜集情报于一身。最初俄罗斯传教团主要是满足在京阿尔巴津人的宗教信仰要求;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传教团被指派培养留学生,为俄国培养满、汉语人材;随着中俄交往的增多和各种摩擦的产生,传教团被赋予研究中国和探听情报的任务。传教团的这些活动既是中俄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为近代以后俄国侵呑中国大片领土做了必要的知识准备。     

比丘林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比丘林(1777—1853),又名亚金甫神甫,是19世纪上半叶俄国最杰出的汉学家,公认的俄国汉学的奠基人。1808年,他率俄国东正教第九届驻北京传教士团来华,前后居京14年,习汉、满、蒙、藏语。比丘林一生从事汉学研究,在中国历史、地理、学、语言等领域均有建树。     

文化使者与特洛伊木马——《俄国传教团与清代中俄文化交流》评介

中俄两国于2006年和2007年成功举办国家“文化年”活动之后,又成功举办了中国“俄语年”和俄罗斯“汉语年”。在两国睦邻友好及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的大好情势下,以研究中俄关系及文化交流为主题的《俄国传教团与清代中俄文化交流》一书适时问世,为两国“语言年”及“文化年”活动献上了一份厚礼。     

清民时期外国医生对广州医药卫生的影响

广州是我国对外开放最早的商埠之一。又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素有海上丝绸之路美称。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带来了文化艺术的交往,特别是清朝时期西方宗教传入中国甚为活跃,来华传教是西方诸国的热点。他们懂得要把宗教传入中国最好办法就是用医药的方法辅助传教。从此,来华传教的英美各国教会纷纷派遣传教医师来华,甚至不是医师出身的著名传     

1917年前俄国在华东正教传教士与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

1917年前来华的东正教传教士与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共存共生过程。东正教传教士对后者的态度和对策反映了俄国政府对于侵华利益的现实追求。19世纪中期以前,俄国传教士刻意淡化教派差异,维持与留京天主教传教士的和睦关系,在获取中国情报、汉学研究、宗教文献翻译以及来华人员构成方面利用后者的影响或经验。俄国尽管通过《中俄天津条约》获得在华传教特权,但慑于中国人民对其侵华行径的愤怒,没有在传教方面积极跟进英、美等国。直到清廷推行联俄政策以及《中俄密约》签订之后,俄国政府才决定推动在华教务。庚子之变后,俄国在华设立主教区,进入全面效仿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积极扩大在华宗教影响的时期。     

试述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背景

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使中国和西方得以进行较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耶稣会作为一个刚成立不久的年轻修会,却能成为当时天主教修会在中国传教最为成功者,与修会的自身内涵紧密相连。本文将尝试从欧洲背景和耶稣会自身状况两个方面来分析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背景。     

试述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背景

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使中国和西方得以进行较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耶稣会作为一个刚成立不久的年轻修会,却能成为当时天主教修会在中国传教最为成功者,与修会的自身内涵紧密相连。本文将尝试从欧洲背景和耶稣会自身状况两个方面来分析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背景。     

1715年至20世纪初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研究

在中俄两国关系史上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 (我国史籍中亦称俄罗斯馆 )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确切地说 ,要研究中俄关系史 ,就离不开考察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问题。自 1 71 5年开始的 2 0 0多年里 ,俄国向中国一共派遣了 2 0届东正教传教士团。由于东正教的特殊性以     

关于19世纪中叶中俄两国互赠图书问题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俄国沙皇向清政府索要中国图书,并指名索要佛教经卷中的丹珠尔经.经道光皇帝批准,清政府将藏于北京雍和宫的经卷800余册赠与俄国.几个月后,为答谢清政府,俄国政府回赠10箱357种共700余册俄国图书,由俄国第12届东正教传教士团随团学员携带到北京.     

试论清代中俄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性

中俄文化关系历史悠久.在1917年前,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是中俄两国文化交流最主要的渠道.由于文化交流主体和交流渠道相对单一.俄国向中国传播俄国文化以及俄国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大大超过了中国向俄国传播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对俄国文化的研究和引入.清代中俄问文化交流所呈现出的不平衡态势与两国外交政策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密切相关.     

李提摩太在中国的传教经历

正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年)为晚清来华著名传教士。他于1870年受英国浸礼会派遣来华传教,先后在山东、山西、上海等地活动,在华活动时间长达45年,曾被清政府赐予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勋章,是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他在华期间,除了传教、赈灾及参与中国政治外,还与中国各宗教人士广泛接触,从基督教传教士视角考察研究了中国宗教情况。     

清代俄国来华留学生问题初探

清代来华俄国留学生问题是中俄关系史特别是文化交流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由于种种原因,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非常薄弱,甚至于可以说几乎还没有展开研究。国内许多有关留学生运动史的著作,内容仅限于我国学生出国留学的事,而关于外国人来华学习的历史却没有专门的研究。本文的宗旨是,就1840年以前,清代俄国来华留学生问题作一初步研究。探讨的内容涉及俄国留学生来华学习的历史背景;他们来华所走的路线;来华学生人数的统计,总名单一览;他们在华学习和生活的概况以及他们在中俄关系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困于学短识浅,难免挂一漏万…     

李提摩太在华传教方式的转变

李提摩太起初和其他来华传教士一样采取传统的宣讲教义、巡回布道的传教方式，但收效甚微。在传教的过程中，他了解到中国民众思想上的愚昧和生活上的艰辛，传教方式有所转变，即通过教育和传播西学，改造中国社会；不只关注灵魂，还关注肉体；不仅重视来世，而且重视今生。     

论咸丰朝的限教政策

活跃在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的西方传教士,是一支不容忽视的特殊势力。他们的活动,对整个中国社会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因此,传教与反传教的斗争,特别是清政府对来华传教士的政策问题,当是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谋题。     

俄国满语语言文献考述

俄国满语语言文献,即18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这200年间俄国东正教使团成员和学者为服务于满语教学活动和研究工作而编写的辞典、读本和语法书等文献,此前并未被列入海外满文文献的研究范畴内。俄国满语语言文献最初见于18世纪,以服务东正教使团成员德曼与学习活动为目的,主要为手稿。19世纪40年代起,俄国喀山大学、彼得堡大学和海参崴东方学院相继开设满语课程,并为此出版了近十部辞典、读本和语法书。俄国满语语言文献多取材于中国清代的满文文献,体现了俄国学者以欧洲语言观念建构满语语法体系的过程,并极大地促进了俄国满语教学活动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     

新教在华传教活动北移探析

<正>"基督教,在中国单指新教,又称耶稣教,它是16世纪时由天主教分裂出来的教派,故称新教,以示与天主教旧教的区别。①"新教的创始人是德国维登堡大学教授马丁·路德。1807年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传教,开启了新教来华传     

中东铁路的修筑对满洲里的影响

满洲里原是游牧地区,随着沙皇中东铁路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建成后定名满洲里。随着铁路的修建,大批俄国人来华工作,尤其是十月革命后,大批俄国人涌入中国,这些俄国侨民把俄罗斯文化引入满洲里。     

近代来华天主教士笔下的东北地名及行程见闻——以巴黎外方传教士布鲁尼埃和维尔诺特的信件为例

本文主要通过对巴黎外方传教会两位来华教士所写信件的研究对信中提到的清代东北地区地名及行程中的见闻进行考证和分析,提出一些新的见解.     

论利玛窦的科学传教

利玛窦是明末来华的著名传教士。他的科学传教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对利玛窦的这一传教方法进行了研究,以此求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与清代中俄图书交流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是清代中俄文化交流的主要中介,其中也包括图书交流。本文以中俄文献为基础,探讨了俄国传教士团成员在俄国中国典籍收藏以及在传教士团图书馆创建过程中的作用,并试图澄清有关道光年间中俄政府大规模互赠图书的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