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贵州大学堂

1902年清末“新政”之初,遵照朝廷相关谕旨,贵州巡抚邓华熙等官员决定将贵阳旧有三大书院之一——贵山书院改而创办的贵州大学堂,既是贵州历史上第一所正式以“大学堂”命名的最高学府,也是当时国内创办较早的省级大学堂之一。它是贵州近代教育事业开拓发展的重要标志性里程碑,在整个贵州教育史暨贵州开发、建设、发展史上,都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作用。     

解放前清镇县办学概述

清镇县文化教育起步较早,明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就设卫学于威清卫。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改卫为县,始为县学。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知县杨以增捐资于城东创建凤梧书院。光绪一二十七年（公元1902年）八月,清廷颁发《停办科举改兴学校谕》称：“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当切实整顿外,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自此至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清镇县先后兴办各级各类学校繁多。根据清廷“停办科举改兴学校输”的精神,于光绪三十三年,知县李家兰以凤梧书院…     

会安古城 远方的家

这是会安古城的代表性建筑“日本桥”,它又有一个中国名字——“来远桥”。该桥由来此经商的日本人于1593年（猴年）开始建设,两年后（狗年）完工,故而桥两端有石猴、石犬的雕像。     

超越书法之外的价值——谈安徽博物院收藏的两幅吴汝纶书法

<正>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同治四年进士,是曾国藩和李鸿章幕府的重臣,也是晚清著名学者和教育家,堪称激荡清朝文坛两百余年桐城派后期的代表性人物。《清史稿·文苑传》说他：“为学由训诂以通文辞,无古今,无中外,惟是之求。自群经子史周秦故籍,下逮近世方（苞）、姚（鼐）诸文集,无不博求慎取,穷其源而竟其委”,生前就有“海内大师”和“古文宗匠”盛名。     

方守敦《题半天山居诗轴》述考

<正>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在《答〈中国作家笔名探源〉编辑》一文中回忆说:"我在香港大学梅舍小书斋里壁上挂着请乡先辈方槃君(常季)先生替我写的‘恒恬诚勇’四个大字,也多少说明‘实的理想’。"[1]朱光潜所说的方槃君即方守敦(1865—1939年),字常季,号槃君。民国时期教育家、诗人、书法家,安徽桐城人。青年时不应科举,壮年追随吴汝纶致力维新,1902年随吴汝纶东渡日本考察教育。第一次归国后,襄助吴汝纶创办了安徽省最早的新式学校—桐城中学堂。次     

李端棻与京师大学堂

李端棻在奏折中认为,必须对教育制度进行有效、系统的改革,要推广学校教育,特别强调要在京师建立大学堂,在各省府州县依照大学堂的要求,根据自身的需要和条件依次建立相应的新式学校,形成遍布全国体系完整的学校网络。     

民国时期的“大学院”和“大学区制”

１９２７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蔡元培等,试图改革中国的教育管理制度,他们提出并试验了“大学院”和“大学区制”的改革方案,其原意是欲改官僚化的教育部、教育厅为学术化的大学院、大学区。但是,在官僚制度下,“学术化”的大学院和大学区,也不免陷于“官僚化”的泥淖,结果导致一片混乱,以失败而告终。所谓大学院,是将全国依省份划为若干大学区,按北伐进军的次序,命名为第一中山大学（广东）,第二中山大学（湖北）,第三中山大学（浙江）,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在中央则不设教育部而成立“中…     

晚清直隶的查学和视学制度——兼与日本比较

近代中国地方视学制度虽源于欧美、日本,但“省视学”的职权范围不仅超出了对教育的内在事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指导、监督的一般定义,扩大到教育的外在事项（校舍、校具、学校财政）,而且有权检查各地学务管理机构的设置及人员配备、各地办学经费收支等等。特别是“省视学”兼及人事权,对于不称职的教员、学堂管理员甚至劝学所总董（县视学）,可商由提学使即行撤换。这一方面反映了此制度建立伊始,对职能、权限的界定模糊;另一方面也符合清朝试图通过地方“视学”以加强中央对地方教育控制之本来目的。     

晚年吴汝纶略论

晚年吴汝纶略论何景春吴妆纶（１８４０－１９０３年）,字挚甫,安徽桐城人氏,出身于一个封建知识阶层家庭。早年师事曾国藩,为“曾门四弟子”之一,又与李鸿章、李经迈父子关系甚密。鹿戌变法时期著名的启蒙思想象严复曾推崇说：“吾国人中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者,湘...     

黄彭年与王闿运（下）

王闿运心里的疙瘩是在天津郁结的。他是从天津回乡途中经过苏州,而这次天津之行,完全不是自己预想的结果．可以说碰了个不大不小的软壁。事情经过是这样的：黄彭年在光绪八年荐举外放后．莲池书院山长一时暂缺,据王树柑说,他与吴汝纶“共荐张廉卿先生裕钊来主此席”,张裕钊和吴汝纶都是桐城派的主将。     

《山月记》的比较文学新考察

《山月记》的比较文学新考察［日本］德田进《山月记》是中岛敦的①作品,是昭和１７年（１９４２）作家３３岁时冠以“古谭”之题,发表在《文学界》２月号的作品之一。正如本篇小说冠以“古谭”之史,它乃是取材于唐代李景亮所撰《人虎传》而创作的。但是作为“怪诞”的...     

近30年日本宋代江南区域史浅探——以《日本宋史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为中心

首先,我结合日本宋代史研究的历程来阐述一下《日本宋史研究的现状与课题》（远藤隆俊、平田茂树、浅见洋二编：《日本宋史研究の现状と课题》,汲古书院,2010年）是怎样的一本著作。该书在“前言”中将日本的宋代史研究划分为三个时期。第1期（1945年以前）是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的开拓阶段,这一时期为后来的宋代史研究奠定了基础。“唐宋变革论”就是在这一时期提出来的。第2期（1945—1980年）在第1期研究的基础上,主要进行了地主佃户制、农民斗争和民众叛乱等扎根于历史唯物史观等方面的研究。进入第3期（1980年至今）后,拘泥于某些特定观念的研究及观点被摒弃,取而代之的则是与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日本宋史研究の现状と课题》“前言”ⅲ－ⅶ页）。在第3时期中,自1980年以来,日本宋代史研究的手法逐渐多样化,并且对既定概念、思考方式,以及研究框架的重新探讨也开始活跃起来。     

日军“慰安妇”制度在南京实施的再考察

“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施的一项侵犯人权的制度,是有组织的国家犯罪。但是,战后日本官方矢口否认曾经实施过这项制度,辩解称其为个别从业者的私人行为,与日本政府和军队无关。然而,在已经发现的若干中日档案资料中,明确记载了日本政府和军队在“慰安妇”制度建立和实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南京是日军“慰安妇”制度实施较早的城市。本文以南京地区为例,结合前人的研究和新近发现的部分档案资料进一步考察日军“慰安妇”制度在南京的实施过程及其特点。     

《吴汝纶全集》失收书信一通考略

吴汝纶是近代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和学者,其作品自然成为学者研究吴汝纶思想的重要参考。黄山书社于2002年出版的《吴汝纶全集》,给学术界全面研究吴汝纶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本。然因载籍甚众,该书难免有遗珠之憾。笔者在阅读上海博物馆图书馆编《冒广生友朋书札》时,发现其中有吴汝纶应冒广生之请而撰写的一封回信。由于尺牍是吴汝纶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生平、交游、心态等研究的重要文献参考资料,故本文首先通过对这封佚信中所涉及的人物进行考释,以明确此信的写作背景及人物之间的关系;其次结合萧穆、周星诒及吴汝纶等人书信,对信中的"蚊船亏累案"进行了补充疏证,以了解吴汝纶为解决此事而做的各种努力。最后依据信中的内容并结合相关史料,对这封信的文献价值进行评价,从而让人们既能领略吴汝纶的人格魅力,又能了解到他对冒广生的巨大影响。     

一杯咖啡智取日本绝密情报

1936年9月,因为“成都事件”（1936年8月,成都人民为反对日本在成都强行设领事馆,而自发殴毙两个日本人）,中日双方重开外交谈判。日本企图借此机会压迫南京接受“广田三原则”（由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1935年10月提出,其实质就是要求中国停止抗日活动,     

日本国宪法“放弃战争”条款与吉田茂对美外交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确立“经济立国”的国家目标,避免涉及国际间的政治事务,在对外关系中回避有争执的问题。这是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政治领袖为适应战后国际秩序而选择的机会主义道路。冷战结构下的国际政治使日本能够在依赖美国保障其安全的同时保持国际间自由贸易的秩序,任由日本实施经济第一主义的对外政策。本文试图考察战后日本宪法第九条“放弃战争”条款的制定和吉田茂在日本重整军备和建立多边军事安全体系问题上的外交政策和活动,揭示吉田茂在战后对美外交（1946～1954）中通过对《日本国宪法》第九条“放弃战争”条款…     

福建平和田坑窑素三彩造型和装饰艺术

在中日悠久的文化交流史上,茶道文化是其中光彩夺目的篇章。日本自荣西禅师从宋朝输人菜种,著（吃茶养生记》以后,饮茶风习就以禅林为中心而逐渐推广起来。到了元代,通过日本人元僧的介绍,中国的品茗方式唐式茶会（或简称“茶会”、“茶寄合”）也传人了一衣带水之隔的邻邦。后来唐式茶会又逐渐单纯化、日本化,形成独具大和民族特色的“茶之汤”（即“日本茶道”）,“普及了静寂闲雅的趣味”,予日本社会和文化生活以深刻、久远的影响。在中国茶文化传到日本的历程中,在日本国曾留下了许多与茶道文化有关的书法、绘画、陶瓷器等中国…     

贵州大学堂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作为贵州近代高等教育发端的贵州大学堂,诞生于中华民族觉醒的二十世纪之初。可以说是清末欧风东渐、兴学育才的产物。创办以后,便以“得黔中英才而育之”为己任,点燃了贵州近代教育和近代科技文明的火花。在其后的发展中步履艰难,几经沉浮,但它对贵州教育近代化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与日俱增,尤其是它“实事求是,造就通才,兴学育人”的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直到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日本当代海洋文明观质疑

日本在战后的60年间,围绕着社会发展的道路,各种思潮跌宕起伏。现在,“和平主义”（pacifism）确实在一般的国民意识中仍然占据着主流,但是,无庸讳言,以“国家主义”（nationalism）和“超国家主义”（over—nationalism）为核心的各种思潮,在当代日本社会意识的主流话语中,挑战“和平主义”,也一直在不同的层面上此起彼伏,影响着国民的心态,并且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日本当代社会的发展道路。     

从建筑看云贵文化与日本及苏拉威西岛文化

一、前言日本三重县伊势市有一古老神社，其名为“伊势神宫””，据说乃是家宗庙。神社正殿造形是草聋人字形屋顶，住宅地板高离地面（照片1），至今仍每20年重建一次，成为“定期重建之制度”，1944年进行了第61次重建。如果把日本战国时代和政局不稳定时代暂缓重建的时间估计在内，则伊势神宫正殿之形式，一般认为至少可上溯至弥生时代（前300年至300年）末期为止。因此，本文一方面要研究稻作的起源地及其传播路线，一方面则要探明伊势神宫正殿的根源，而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深山里的托拉嘉族的居民，以地板高离地面为特征的高脚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