崭露头角的时候

1931年,我12岁,长江全流域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水灾,汉口几乎全部淹在浩渺的洪水里.我们进出的通道只能是二楼的窗户,水面飘满了人的尸体.生活如此极度困难,谁还会想到看什么戏?自然在汉口也莫想搭到什么班了.可天无绝人之路,汉剧名生角刘玉楼(女)决定到沙市去唱戏,还居然答应让我搭班,充当当家贴角.我母亲和刘师父非常珍视这一机会,立即应承,准备让我去沙市闯一闯.     

一次难忘的旅途谈话

1954年12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通知,要我马上赶到汉口车站。根据以往的经验和电话的口气,判断可能是要我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心情立刻激动起来。当我被引进停在汉口车站的一辆专列时,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同志已在一节作为会议室的车厢中等候我。我一上车,列车就开动了。我猜测车是从武昌开来,途经汉口站专门等我的。我们见面之后一一握手,简单问候了几句,毛主席便让我汇报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规划设计问题。这次是开门见山,一见面就谈工作。恩来、少奇同志的插话很简短,直截了当。毛主席利用从汉口到广水3…     

密昌墀与汉口中山大道

中山大道是汉口最早的一条马路,也是纵贯汉口东西最早的一条主干道.这条干道的修筑,对促进汉口的繁荣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山大道原名“后城马路”,是拆除旧汉口城墙后,在城基上修筑而成的.80多年前,为了修筑这条马路,清朝的官府与汉口商人之间曾闹过一起轩然大波.结果,在被革职“递解回籍”,闲居汉口的徐沟知县密昌墀的参与下,以汉口绅商取得胜利而结束.     

日本战领汉口前后外侨的状况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在汉口有一个日本居留民团.该民团是日本外务省和当地日本总领事馆认可的当地日侨的一级行政管理机构.但由于日本的侵华,导致汉口的反日活动,汉口的日本居留民团的日子很不好过.汉口被日占后,居留民团的人数成倍增多,这自然是随着日军的侵略而发展的.     

目睹1975年淮河大水灾

1975年8月上旬,河南、安徽的淮河流域发生了一场大水灾。这是解放以来,迄今为止,受灾面积大、死亡人口最多的一次大水灾。水灾发生后,新华社准备当即发消息,并进行连续公开报道,但是,经请示,当时中央领导决定不准公开报道。以后也一直没有公开报道过。如今,这场大水灾已经过去整整27年了,在中国报刊和新闻史上,一直是个“空白”。我是自始至终深入水灾现场采访调查的新华社记者,有责任在中国新闻报道史上补上这一页,使后人能够对此有所了解和借鉴。     

建国初期武汉城市路灯建设纪略

一、旧城市的路灯印记解放前的武汉,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商业城市,旧时的路灯给我留下的印记非常深刻.那时宋子文在汉口水塔办的有个暨济水电公司,在合作路有个美最时电厂,在利济路河边有个汉口电厂,在武昌有个鄂南电力公司(现在的平湖门,路灯工区原地址).那时,在汉口地区只有法租界和英租界等闹市区安装有路灯.这些路灯属各租界管辖,低压用户线路供电,雇用一个工人名叫万国卿(以后在路灯工段时担任过班长),他推着一辆手推车,负责维护修灯换泡工作.汉口地区只有大智门火车站经中山大道至硚口一条路在电力线杆上附设有壁灯管路灯.武昌地区只有从司门口至解放桥一段有路灯,那时路灯属义务消防队管理.解放前汉阳地区没有一盏路灯.按当时统计资料,汉口和武昌总共只有700余盏路灯,那时的路灯只是为租界内的洋人和资产阶级服务的.     

汉口群蜂抗日歌剧队

抗战初期,武汉已成为全国抗日的中心.1938年,我就读于汉口汉光中学,春、夏之际,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打了一个大胜仗,给了日本侵略者一个严重打击,人心振奋,全国沸腾,汉口全市的学生,在得到捷报的当天晚上,就举行了一次规模宏大、欢声震天的火炬大游行.是年7月.汉口群峰抗日歌剧队即宣告成立.我也同时参加了这个抗日组织的活动.     

解放前夜，我家是地下指挥部

1949年5月16日的汉口街头,人声鼎沸,鞭炮声、欢呼声响彻云霄,我盼望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了汉口。汉口解放了。在这热情汹涌的人潮中,我和曾悖、张文澄、秦敢等中共地下党员和外围进步分子,兴奋地欢呼着,激动地流下了热泪。     

筹建民盟汉口市支部的回忆

民盟武汉市委是由解放前的中国民主同盟汉口市支部发展起来的.它的正式建立是1948年的事.不过,它最初的5个筹备委员马哲民、唐午园、李伯刚、吴传启和我早在1945年抗日胜利后就陆续来到武汉地区各自进行盟务活动.唐午园、吴传启是1946年从重庆来汉口的;马哲民是张笃伦任湖北省主席时由重庆到武汉的;我原在民盟云南支部工作,1947年春来汉口,在汉口精业专科学校、武昌高商、武昌私立中华大学等学校教书,并从事些民主活动。     

吴定奇与汉口育德女中

汉口沦陷于日寇之手时,教育界为“亲日派”的“江汉系”所把持.所谓“江汉系”,是因为汉口在抗日战争之前有一所日本人办的“江汉中学”,其中的教职员有王知生、王叔槐、高伯勋和肖治平等人.他们在日军侵占汉口期间,极得其日本主子之宠,以高伯勋首任汉口教育局局长(后为武汉赛马会的负责人),王叔槐是汉口教员训练所所长,肖治平为汉口教育局的秘书主任,王知生则为幕后指挥,实际上他那时是汉口教育界的“真正决策”人,后来才任汉口一女中校长.高伯勋卸任汉口教育局长后,肖治平     

一九三一年春武汉新闻界的一场风波

日前看到《武汉文史资料》总第七辑,其中所载作者答恕之同志撰写的《谈谈我办的四份报和武汉旧新闻界》一文,文内有这样一段叙述:“我记得这个时候(指30年代)一家《警钟》小报,忽地卷起了风云,揭露了当时湖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何成浚在汉口扬子江饭店一场豪赌新闻,标题为《我不相信有这大输赢》.这一下摸了老虎的尾巴,何当时下令将所有小报一律勒令停刊”.答恕之的这一叙述,引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由于我是此事的关系人,特将此事的具体经过记述出来,以供参考.     

铜器业与打铜衔

汉口的铜器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清初汉口便出现了专门生产铜器的专业性街道——打铜街.打铜街是今天汉口花楼街与统一街之间的一条横街,长约70余米,宽约2米.从前这条小街热闹非凡,终日捶打之声不绝于耳.     

第一次下汉口

这是一段略带伤感的回忆。但也很有趣。 我的家乡在离城市不远的地方。小学毕业那年,我13岁,还没有见过城市。那时没有电视,也没有图片,不知道城市是什么样子。对城市的认识,是从一个比我年纪还小的小叔子那里听说的。他在汉口当了短暂一年的学徒。我总爱问他,汉口是     

老汉口城市建设的奠基人——地皮大王刘歆生传略

说起老汉口的城市建设,就不能不提到刘歆生。辛亥革命爆发不久后,这位汉口地皮大王曾对时任鄂军大都督的黎元洪说：“都督创建了民国,我则创建了汉口”。这话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客观地讲,刘歆生这个农村放鸭娃出身的实业家,对汉口的建设和繁荣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     

汉口的茶园与楚剧

中国戏曲与茶园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茶园的发展促进了戏曲的繁荣;戏曲的繁荣又刺激了茶园的发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戏曲以茶园为载体,茶园以戏曲为依托,相辅相成,同步发展.汉口茶园与楚剧的关系则更为密切.特别是楚剧在花鼓戏阶段,二者之间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我离不开你,你离不开我.可以这样说,楚剧是在汉口茶园中发展起来的,汉口茶园则是楚剧生长的摇篮.     

民国时期国共两党治淮之差异与舆论交锋

淮河水灾问题是指淮河水灾及其衍生的社会问题,是民国时期淮河流域突出的问题,对淮河流域革命有巨大影响.在国民党政府前期、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治淮不同,双方进行了舆论交锋.这一过程也是国共两党社会形象构建过程,从而影响了人心向背,决定了革命的走向,最终中共在人民支持下取得了革命胜利.     

抗战前汉口华资银行人事管理述评

汉口华资银行出现晚、发展快,至抗战爆发前已经成为汉口金融领域的重要力量.但是汉口华资银行绝大多数银行是分支行,本地银行的发展比较落后.汉口华资银行在建立健全管理体制中,如何选取一种既符合银行发展规律,又适合汉口地方金融特点的人事管理形式,是汉口各大银行面临的普遍问题.民国时期,汉口华资银行在人员的选拔与聘用、员工的培养和员工的待遇与福利等方面表现出自己的特色.汉口华资银行独特的人事管理方式是汉口华资银行发展特色的一种反映,也是近代华资银行业发展变迁过程多样性的一种体现.     

我写《汉口徽商》

2015年开年伊始,我的第三部长篇纪实文学《汉口徽商》,由武汉出版社出版了。提议我做这件事情的是周晓山将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原副院长,一位安徽籍人士,赋闲之后受聘为湖北省安徽商会名誉会长。我与晓山是战友,他请我出山,我不能不尽战友的情谊。再说,我对汉口徽商,确实作过一点研究,对早些年的研究成果,有难以割舍的情怀。     

“下汉口”

在我的故乡公安县,把去武汉称为"下汉口"。汉口代表了武汉。说起某镇热闹,也说是"小汉口"。记得上世纪60年代,我母亲来武汉贩烟叶,对人说是"下汉口",显得神圣而又神秘。仿佛下一趟汉口就是去往世界一个最美的地方,就是出国。一条波光粼粼的长江,该承载了我们少     

三、建国后汉口都市的发展

1949年5月16日汉口的解放,揭开了城市发展史上的社会主义新篇章.在近半个世纪的征程中,前30年在取得城市改造和建设成绩时,也伴随着不容低估的挫折和失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造、发展和稳定的辨证结合和转换中,汉口重新崛起,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徘徊走入快车道.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武汉后,城市再现雄风,迈出了通向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巨大步幅.汉口在全市四城雄踞的格局中,定位为商业金融城,正实现第三次崛起,时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汉口正走向世界,世界也正进入汉口.汉口要圆它的“东方芝加哥”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