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30年代民主与专制论战透视

在内乱外患频仍的30年代中期,一批深受英美文化影响、笃信英美民主制度的知识分子,突然一反以往地力主在中国实行个人独裁的专制统治,从而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内部引起了民主与专制的激烈论争。尽管这次争论对实际政治的直接影响并不明显,但无疑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值得重视的一页。而且,这     

从强调“一般”到侧重特殊——40年代后期中国历史学的动向之一

中国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理解,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漫长过程。把“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依次演进的认识,简单等同于唯物史观——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史学界最初的理解之一。这种理解长期以来支配着中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纠缠——以1930-40年代“战国策派”思潮为例

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拯救民族危机与向现代转型是发展的两条主线,由此形成了既要反对西方侵略、维护民族尊严,就要倡导中国文化独立性,反对西方文化传入;既要开放中国,学习西方以融入世界,就必须反对民族主义思潮,批判传统文化的相互矛盾的双线走向。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战国策派"主要人物与追求自由主义信仰的众多知识界人士一样,在思想理念上发生了迎合民族主义思潮的转变,倡导"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呼吁个人自由暂时让位于民族自由,为时势所迫主张集权政治,并将民主政治与民主主义硬性割裂。救亡与启蒙的两难,观念与现实的冲突,自由主义内核与民族主义外衣的交织,在战国策学人论述中表现十分突出,也是那个动荡时代知识群体中思潮繁杂现象的典型反映。     

中国现代性视野中的文化哲学——论中国20世纪30-40年代对斯宾格勒的接受与转换

德国化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构思了一套具有悲观色彩的化哲学。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斯氏的学说就被留学德国的中国青年学生介绍到中国。对当时中国颇为热闹的“东西方化论战”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参照①。30—40年代,整个世界的状况和中国特有的民族国家危机,     

运动与健康——论运动中的细胞生命

生命在于运动,本文通过对生命细胞的解读,理解运动与健康,减少自由基对青少年及健身人群的损伤,科学地进行身体锻炼,为打开健康之门奠定基础。     

新中国扫盲运动与国民改造——以江苏省20世纪50年代扫盲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扫除文盲运动。江苏省积极执行中央政策,在农村和城市中广泛进行扫盲,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掀起了扫盲运动的高潮。     

旧中国的核计划——40年代中国筹造原子弹始末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为使中国的国防实力与四强之一的国际地位相符,决定筹造原子弹。为此,曾在培养人才、勘察资源、购置设备等方面采取过一些具体措施。本文详细披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史实。     

时代巨变中的自由主义言说——读张太原教授《《独立评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思潮》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也是一个在思想领域异彩纷呈的时代。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权力图以“蒋记三民主义”统一思想,并将其以国家政权的力量强制灌输给广大民众,以达到思想的大一统状态;各派政治势力则并未简单屈从于国民政府的思想控制,而是继续以各种方式阐述自身的见解和主张,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治思潮。     

李大钊的史学理论研究论析——本世纪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研究之一

李大钊的史学理论研究,是中国近代史学由资产阶级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转折的 重要标志,是本世纪20年代最著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之一。李大钊的史学理 论研究,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史上,乃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都有卓著 里程碑的意义。不仅如此,也是当代发展和繁荣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值得珍视的重 要历史遗产。 笔者曾就近代中西方历史哲学的沟通与回应的角度,考察过李大钊由研究近代资产 阶级历史哲学转而接受、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心路历程,肯定了李大钊的 史学理论研究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的划时代意义。本文则拟就李大钊的史学理论 研究内涵略作考察和分析,以就教于同行。     

文物保护单位管理制度与中国文物特色——新中国文物保护制度的背景考察之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经过短暂几年的探索,开始对全国的不可移动文物实行＂文物保护单位＂式的管理制度,这一制度的推行绝非空穴来风,也不是闭门造车,而是有着多种的背景与基础,这其中,中国文物的固有特色是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平面布局的集群性、内部功能的多样性、主次等级的差异性、相互之间的和谐性,即是中国不可移动文物的鲜明特征,并与西方有着显著的差异,由此构成了施行至今的文物管理＂单位＂制度的根本依据。笔者特据此进行系列考察和探讨。     

海上花开分外红——论40年代张爱玲小说的流行

张爱玲小说在20世纪40年代的流行有诸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应该是她能自觉又自由地出入于传统’与“‘‘现代’雅’与俗’和中’与西’之间,并且做到了二者的平衡和沟通”,使得其小说独具魅力。其次,当时的环境,创作‘,‘‘‘主体心态的文本呈现与读者期待视野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论20世纪40年代中美苏三国在中国新疆的博弈

20世纪40年代,在由二战走向冷战的世界大格局下,中国的新疆地区也逐渐成为美苏争夺的对象和中美苏三国角逐的舞台。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从二战期间在中苏争夺中息事宁人,到冷战期间企图扶持新疆地方势力,在新疆建立反苏反共政权,但最终遭到失败,退出新疆;苏联二战期间一度被中国逐出新疆,冷战期间与美国争夺新疆,最终支持中共解放了新疆;中国国民政府和中共在这一时期为确保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最终确保了中国国家的统一和对新疆的主权。     

胡适与太平洋国际学会——兼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两难处境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从1925年成立到1950年解散前后存在了25年.它是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的分会,同时又有一定的独立性.胡适曾于1931-1938,1946-1950年间两度出任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是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灵魂人物.在他的影响下,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加入了学会,使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从一个松散的、具有基督教色彩的组织转变为一个具有强烈自由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团体.胡适在太平洋国际学会中的言论、思想和行动典型地反映了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面对民族危机时所遭遇的两难选择.     

30～40年代日本与中国东北农业经济的殖民地化

中国东北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地区,有着肥沃的黑土地和丰富的物产。“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独占殖民地。日本殖民统治者与汉奸、地主势力相勾结,对东北农业经济实施了一系列的统制与掠夺政策,使东北农业经济迅速地殖民地化。一、日伪大肆掠夺土地,建立殖民统治基础　　土地是农村经济的基础,因此,对东北土地的掠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农村推行殖民统治的重要内容和依托。早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东北就通过租借地、商埠地、铁路附属地、工商业占地、林产权占地、矿业占地、农业经营占地以及房地产…     

自由主义视野下侨务公共外交的动力机制探析——基于中国与海外华商的互动考察

自由主义强调个人(精英)与团体的独特作用以及制度合作的重要性,这对中国侨务公共外交实践具有理论指导意义。通过分析中国与海外华商在世界华商大会等信息交流平台上互动的实例及成效可发现,中国释放的政策善意与合作取向,满足了华商在追求转型升级中的个体利益,促使海外华商在推动中国对外经济文化合作中发挥桥梁作用。华商实力的壮大、不断丰富的华商信息交流平台及中国崛起与华商经济的利益趋同等,成为侨务公共外交的动力因素。据此,中国应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树立大数据管理的意识来加强中国与海外华商的信息沟通;同时,加强对华商招商引资工作的服务意识,推动海外侨务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考察与基本经验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开始由非均衡发展转向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形成有着特定的历史与现实背景。1991年和1999年是中国区域战略大调整的转折点,1991年开始强调区域协调发展,1999年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随着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考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其基本经验对中国未来区域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大公报》与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化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认为发展经济以增强国家实力是救中国的出路,提出“混合经济 统制经济 中央集权政府”的现代化方案,并对现代化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它力图通过推动国民党政府,争取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自上而下地实现经济层面的现代化。它对国民党政府不论支持与指责都以其能否进行现代化建设为标准。《大公报》敦促政府推进经济建设,重视经济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为经济发展出谋划策,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起了舆论导向作用。     

华北农民家庭人口生存条件分析——对20世纪30—40年代冀南农村的考察

在土地私有制社会中 ,农民家庭人口的生存水平与家庭占有土地状况和生产条件有很大关系。 2 0世纪 3 0— 40年代 ,冀南农村自耕农以上家庭在调查村庄约占 13 ,多数家庭有生存条件不足之虞。尽管土地缺乏者可以通过做农业佣工或从事非农活动维持自身和家庭成员的生存 ,但若没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或比较完善的生产条件 ,很难摆脱生存窘境。贫穷使无地少地和生产条件欠缺的家庭成员的婚姻、抚养子女的能力以及家庭规模都受到影响 ,制约了农民家庭人口乃至区域人口的增长     

20世纪40年代宋美龄对中国重建的宣示──以《新中国的出现》一文为中心的考察

1942年5月宋美龄在美国《大西洋月刊》发表《新中国的出现》一文,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目的。在文中她陈述了对战后中国重建的政治诉求,集中反映了她对战后中国内政、外交的思考。宋美龄在战后内政、外交上的言行印证了文章的本质特征,即以维护蒋介石独裁、极权统治为目标,表现出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     

战争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基督教会——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研究

1930年代后期,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发起了一场旨在服务西部民族地区以巩固抗战后方的运动,号召教会内外有为之士,到当时被称为“边疆”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生计、教育、医疗卫生等多方面的服务工作。此外,总会还联络研究机构及学者从事边疆研究,形成服务与研究的互动,促进了边地尤其是川康地区的社会进步以及与边地相关学术的发展。边疆服务是基督教自1807年传入中国以来第一次在中国政府支持下从事的大规模社会活动。这场运动延续到1955年,不仅经历了战争的洗礼,也经历了新中国建立之初剧烈的社会转型。边疆服务的历史,对于认识基督教传教活动在近代中国经历的变化,提供了一个为以往的研究忽略了的重要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