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与票号——解读左宗棠为乔家大院题词

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曾通过票商筹借和汇兑了大量银两,以解西征军饷的燃眉之急。为感谢票商,左宗棠在回京述职路过山西时,特地到祁县乔家堡拜访票号东家之一的亮财主乔致庸并题词。本文通过票号在反对沙俄和阿古柏侵略新疆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来理解左宗棠此次题词的深刻含义。     

沙俄对泰国的争夺与渗透

沙俄帝国主义在泰国(暹罗)进行争夺与扩张的历史,证明这个“亚洲的宪兵”、“东方民族的恶魔”,同样是泰国人民的凶恶敌人。可是,苏联某些东方学家却玩弄那种将侵略写成友谊的手法,又是公布沙俄关于泰国问题的外交文件,又是发表关于泰国历史的专著、论文,甚至通过驻曼谷使馆散发《苏泰友谊史》小册子,编造沙俄和泰国结成了“完全符合     

评日俄战争前俄国的远东政策(上)

为了侵略中国和朝鲜,争夺远东霸权,1904至1905年,沙俄和日本进行了一场强盗分赃的火并。这场战争,毫无疑义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争夺霸权的战争,是沙俄远东政策与日本大陆政策矛盾斗争的必然产物。但是,苏联某些史学家却认为,在这次战争中只有“日本是真正的侵略者”,战争之爆发主要是由于“日本采取了发动战争的坚定方针”,而俄国是     

黄河铁桥:开发西北和解放思想的见证

近代以来,中国国势衰微,列强侵略加剧。沙俄、英国将侵略的魔爪伸向了西北。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呼吁清政府注重西北边防,如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左宗棠、张穆、何秋涛、洪亮吉和徐松诸人分别撰文,或亲历其地,呼吁西北开发。深为大家熟悉的林则徐被发配新疆期间,就十分注重新疆的开发,它不遗余力勘查南疆土地,推广坎儿井,加强各民族之间的     

苏联中亚地区的俄罗斯化

中亚民族是沙俄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整整花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用“火和剑”征服过来的。沙俄吞并中亚的历史是一部血腥征服史。同时也是中亚各族人民反抗沙俄侵略的一部英勇斗争史。绝非是什么“自愿归并俄国”的。今天,苏联统治集团为了推行“新的历史性人们共同体——苏联人民”这一民族理论纲领,在中亚对非俄罗斯民族采取种种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同化政策和措施。     

《沙俄侵华史》第四卷即将出版

余绳武主编的《沙俄侵华史》第四卷(上、下册)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卷全面阐述了自1895年沙俄策划“干涉还辽”,至1917年罗曼诺夫王朝覆亡这一帝国主义时期沙俄侵华的历史,并扼要叙述了“十月革命”后沙俄残余势力在中国的侵略活动,共60万言。19世纪末沙俄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在侵华活动中,它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既争夺,又勾结,远东国际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该卷对帝国主义时期的俄国的对华政策和错综复杂的远东国际关系作     

日俄入侵对东北招民垦荒的影响(1860～1911)

随着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沙俄的移民和侵略,清政府逐步解除了东北地区的封禁政策,开始招民垦荒,以图巩固边防.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也把侵略的触角伸向这一地区.尤其是在日俄战争结束后,沙俄和日本分别将“北满”、“南满”划为各自的势力范围,以铁路为依托,逐步实行殖民统治.沙俄和日本的入侵使得清政府感到自己在东北的统治受到严重的威胁,为维持在东北的统治,进一步把东北的荒地全体开放.总体来看,这一时期清政府在东北地区招民垦荒政策的实施与日俄长期争夺东北是密不可分的.     

沙俄政府对乌泰叛乱之态度

1912年夏,扎萨克图旗郡王乌泰发动的东蒙民族叛乱与沙俄政府有无关系?这次叛乱是象胜福发动的“呼伦贝尔独立”那样,是沙俄政府一手策划的,还是与之毫无关系?抑或对这次叛乱做了某种程度的支持?特布信等同志编写的《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与佟冬主编、张本政、刘家磊等同志编写的《沙俄与东北》都辟出专门章节论述了沙俄与乌泰叛乱的关系,但余绳武同志主编的《沙俄侵华史》第四卷却没有提到这个问题。读者比较以上三部著作的有关章节,自然会提出疑问:到底沙俄政府有没有卷入这次民族叛乱?     

左宗棠开发大西北

早在130多年前,我国就曾经进行过一次有声有色、卓有成效的西部大开发运动。主导这次西部大开发运动的领军人物就是我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左宗棠。一、对农业的开发左宗棠对西北经济的开发是与他西征的军事行动同时进行的。19世纪60—70年代,我国西北地区相继发生战乱,一些地方势力纷纷建立起了分裂政权;沙俄侵略者乘乱出兵侵占了我国伊犁地区;英国殖民主义者也蠢蠢欲动,妄图在新疆混水摸鱼。一时间,我国西北地区烽烟四起、山河破碎。在祖国领土和主权遭到侵略和瓜分的关键时刻,力主出兵收复领土的主战派领袖人物左宗棠,于1866年临危受命,…     

左宗棠:心忧天下,收“疆”安民

<正>当我们被新疆的壮丽河山所陶醉,被广阔的草原所迷恋,被各色美食和水果所吸引,为丰富的资源宝藏而感到自豪时,我们不能忘记收“疆”民族英雄——左宗棠。倘若没有60多岁高龄仍悍不畏死、抬棺西征的左宗棠,率兵击败受英国与沙俄等外国势力扶植的阿古柏、白彦虎之流,那么新疆这片大好河山,可能早已被划出祖国的版图。     

近代中国边界变迁与边疆问题（二）

（一）辛亥革命前后俄英策动的边疆“独立”（1）沙俄策动外蒙古“独立”日俄战争后,尤其是1907年第一次《日俄密约》后,沙俄加紧了在我蒙古地区的渗透和侵略活动。与此同时,清政府也利用开办“新政”的机遇,在边疆实施“新政”,力图改变边疆落后、守旧的社会经济文化,增强边疆防务。1909年底,清政府开始在外蒙地区实行“新政”,沙俄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一方面,沙俄利用外交和军事压力迫使清政府停止已实施的新政措施,     

哈尔滨文届与张学良将军的爱国情结

1898年,因开始中东铁路的修建,使沙俄的侵略势力越入了黑龙江大地,而伴随着中东路的通车及近代哈尔滨的迅速崛起,沙俄在铁路沿线及其附近地带进一步攫取到了大量的特权,并使哈尔滨成为其扩大侵略、控制东北的大本营。不止于此,为把中东铁路的附属地变成它的殖民地,妄图实现其变我国东北地区为“黄色俄罗斯”的战略计划,还不惜血本地对哈尔滨进行了长期的经营和建设。于是,在其非法施“治”、派驻军队、     

雅克萨之战

1658-1660年中国军队坚决抗击沙俄入侵,并给侵略军以沉重打击。但沙俄政府并不甘心放弃侵占黑龙江的企图,它改变策略,以建立堡寨作为侵略据点的方式,复卷土重来。1665年(康熙四年),沙俄殖民分子再次窜入黑龙江上游流域,侵占黑龙江北岸要冲雅克萨。清政府虽然反复告诫,屡次遣入“宣谕”,都无济于事。清政府总结历年来黑龙江边防教训,     

左宗棠督军新疆时铸造的货币及其治疆的经济措施

鸦片战争以后,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进一步深入我国内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边疆出现了新危机,尤其是沙俄和英国勾结阿古柏侵略新疆,沙俄侵占伊犁地区,造成了中国西北边陲岌岌可危的严重形势。1865年1月中亚细亚浩罕国阿古柏部入侵新疆喀什噶尔地区。面对阿古柏的侵略,清政府内部有两派主张,一派以李鸿章为代表,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主张放弃新疆,加强“海防”。另一派以湖南巡抚王     

左宗棠的几件文物

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在捍卫中国的主权和领土,抵抗英国和沙俄的扩张等方面,是有一定功绩的。湖南省博物馆藏有左宗棠的几件传世文物,介绍如下。一、尼山石砚砚系尼山石天然砚,直径12、高4.1厘米(图一)。盒盖用樟木琢成,盖面刻有左宗棠亲     

再论左宗棠李鸿章新疆防务之争的性质问题

19世纪7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列强对华侵略变本加厉,对我边疆地区蚕食鲸吞,无所不至,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左宗棠与李鸿章本来站在同一条战线镇压农民起义军,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他们两人开始分道扬镳,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左宗棠转化为爱国派的首领,李鸿章则转化为卖国派的罪魁。左宗棠与李鸿章爱国与卖国的矛盾斗争,首先反映在70年代的“塞防”与“海防”之争的矛盾斗争上。     

三国干涉还辽与日俄战争爆发

日俄战争爆发,是日本大陆政策与沙俄远东政策在亚洲相牴牾的结果。沙俄以三国干涉还辽迎头遏制日本,取得了在华争霸的优势,侵略野心恶性膨胀,抛弃了伪善面纱,蛮横地推进其远东政策。这不仅与日本大陆政策发生冲突,使日本急起应战,而且也激化了中俄民族矛盾,日本趁沙俄在华多行不义之机,既骗取了中国社会舆论的好感,又赢得了欧美列强的支持,增强了同沙俄正面抗衡的信心和力量。就日俄军事力量对比而言,这固然是日本的军事冒险,但就当时的国际关系来看,日本又早已稳操胜券。昔日之沙俄,后来之日本,二者覆辙相寻。这种欺骗政策,反映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因而只能随着帝国主义的灭亡而告终。     

试论中东铁路的历史命运

中东铁路是沙俄侵略我国东北的产物,该路自1903年建成至1952年先后经历了沙俄独家控制、日俄(苏)分段控制、日本独家控制、中苏共管、中国完全收回路权等五个历史阶段,中东铁路命运的变迁也是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侵略势力由盛转衰直至消亡的一个历史缩影。     

是文明使者,还是侵略强盗?——从义和团反抗沙俄侵略的兵器和一张沙俄的反革命“告示”谈起

一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珍藏着的十一件兵器,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义和团战士在反抗沙俄侵略强盗时曾经使用过的珍贵革命文物(图一)。这几件简陋的兵器凝聚着我国近代劳动人民反抗沙俄帝国主义侵略的英勇和坚强的革命精神。这些兵器的外表虽然已经陈旧生锈,但它们曾经闪耀的光辉却是常在的。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还收存着一     

叶·哈巴罗夫写给雅库次克督军的报告

沙俄第一个入侵黑龙江流域的侵略分子波雅尔科夫于1643—1646年入侵我黑龙江流域后,过了不到三年。沙俄又于1649年派遣哈巴罗夫匪帮入侵黑龙江流域。此次入侵,较之波雅尔科夫第一次入侵,时间更长,入侵规模及其破坏性也更大。哈巴罗夫匪帮1650年初越过外兴安岭,侵入黑龙江流域。“扰害索伦、赫哲,飞牙喀(即费雅喀)、奇勒尔诸部,不遑宁处,剽劫人口,抢掳村庄,挣夺貂皮,肆恶多端。”(《清圣祖实录》)下面刊登的哈巴罗夫的报告是1652年,即他离开黑龙江的前一年在精奇里江江口写给雅库次克督军的报告。报告记述了他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所干的种种暴行;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我国达斡尔、女真、赫哲、费雅喀等族人民抗击沙俄侵略者的英勇斗争和中国正规军在当地民族配合下第一次同沙俄入侵者的战争——乌札拉之战。哈巴罗夫虽然是站在沙俄侵华的立场上记述这次入侵活动和侵略罪行的,但是提供了早期沙俄侵华的第一手资料,对我们研究早期沙俄侵华史、早期中俄关系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份报告是从1846—1875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历史文献补编》中选译的。译文据报告全文译出。这是我国首次发表的该报告的全部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