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不开的“时代精神”

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使中国史学界争论了几十年,至今不得正解。赞赏者以为这句话的意思表明史学的时代性,反对者以为这句话具有非历史主义的情结,是对历史学科学性的无视或颠覆。     

激浊扬清标新立异——评当代史学的生产力标准倾向

激浊扬清标新立异——评当代史学的生产力标准倾向理论沙龙江渝研究当代中国史学思想发展史，如果仅仅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论点、论证过程按时间顺序——排列出来，分门别类予以介绍，就是只触及事物表面现象的研究，只能算是“述而不作”的编年史撰述，用克罗齐的话说是“...     

史学精粹

<正>徐义华:《早期文献中的文本引用与中国早期史学的人本化》(《史学月刊》2023年第9期)早期文献,包括史学著作,存在众多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现象。这些引用现象说明,撰写、编辑者注重原始文本和真实性。这一观念反映在早期史学中,即是中国早期史学的人本主义和理性化。因为追求真实性,撰写者把“不可信”的部分删节了,致使中国早期史学直接从人的历史开始,而缺乏起源性的解释。中国早期古史的非完整性促生了史学自我完整的需求,后代参与古史构建的人一直试图恢复古史的完整面貌,导致中国古史的“层累”特征。     

主体、媒介、内容：民国时期《史学要论》传播的三重维度

民国时期,李大钊的《史学要论》由商务印书馆纳入“百科小丛书”系列出版。该书出版后被众多学者介绍、引用,保证了该书传播主体的可信度。同时,《史学要论》也通过印刷书籍、杂志、报纸和图书馆等近代中国最先进的知识传播媒介加以传播,体现出《史学要论》传播媒介的先进性、多样性。也因其内容与近代中国史学界构建新史学的诉求相契合,《史学要论》的观点、理论、思想逐渐得到了史学界的认可,并以被介绍和引用的方式得到进一步传播。     

20世纪以来“三通”研究述评

<正>杜佑《通典》、郑樵《通志》与马端临《文献通考》合称为“三通”。这三部书在典章制度方面用功颇深，在体裁体例、历史理论和史学思想等方面也都有所建树。“三通”问世后学者多有关注和议论，相关总评常见于各类书目解题中。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处于社会大变动之中，中国史学也随之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和发展面貌。“三通”是中国古代史学中的重要论著，体大思精，内涵丰富，对其进行研究既有助于把握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损益，又能增进对“通史家风”发展演变过程的了解，     

元代“正统”之辨与史学思潮

元代“正统”之辨与史学思潮江湄“正统”问题，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为历代史家所关注，论辨时起，以致于“攘臂张目，笔斗舌战”①，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上一个很有特色的重要理论问题。本世纪初，梁启超持“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这样揭露“正统”论的...     

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叙事”的批判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叙事史在西方史学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克罗齐直言:"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所谓"叙述本身就是历史"盛行于史学界。但近50年来,"叙述性"史学的弊端遭到无情的揭露。     

论“问题史学”

“问题史学”作为年鉴学派批判传统史学的一项主要成果,不仅集中反映了年鉴学派的史学观念,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实践方面实现了对传统史学的根本超越。正因为如此,所以,国外有的学者给予它高度的评价,称它为历史研究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如果这一评价恰当的话,那么,无疑要求我们应当对它进行充分的研究,尤其是要揭示出它的实质所在。     

“近代”、“近世”,历史分期与史学观念

本文考察了古典时间名词“近代”和“近世”在清末民国时期词义的演化及其给中国史学近代化和近代中国史学发展带来的影响 ,认为清末民国时期“近代”和“近世”词义的翻新 ,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历史时间分期法 ,促进了中国通史研究的近代化 ,促进了专门史、边缘史、近代史研究的发展 ,同时又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广度和深度。     

评中国古代史学的“史才”论

本文考察了中国古代典籍中“史才”的不同概念 ,认为“史才”在中国古代具有三种既相互关联又有所区别的概念 ,即史学主体综合素质之一 (修史的才能 )、史学主体的综合素质 (才、学、识、德 )、史学主体 (史学人才 )。由于“史才”最基本的含义是修史才能 ,为史学工作者职业身份确定的标志 ,因此它也成为包括史学“三长”及“史德”在内的史学主体综合素质的代称 ,并进而指代史学主体本身。从“史才”概念出发 ,弄清其不同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有助于加深对古代史学主体素质理论的认识和探讨。     

论克罗齐历史书写中的“当代性”

克罗齐的历史书写实践系统地体现了他的历史观:一切历史都是自由的历史。克罗齐在历史书写中的"当代性"体现为其中蕴含的三项论证:批判帕斯夸莱·维拉里等人对那不勒斯历史的实证主义解释,将那不勒斯认同纳入统一之后的意大利国家认同轨道;从自由史观出发书写意大利史,表达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抗议;反思破坏欧洲自由制度的非理性主义力量,论证伦理道德观念进步是历史进步的核心。自由史观、以伦理道德为内核的进步史观、批判根据自然因素解释人类历史的实证主义,是把握克罗齐的历史书写实践的核心线索。历史学研究贯穿于克罗齐的学术生涯始终,尽管体现出唯心主义、绝对化的倾向,但是,克罗齐对意大利与欧洲如何应对法西斯主义挑战,以及如何选择未来发展道路等迫切的现实问题,提供了专业的史学分析。     

“实”与“信”: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求真”指向

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廷官方性质的《学部官报》公布了“审定中学暂用书目”约两百种,并为之各撰“提要”以述评各书内容、史源与优缺点。与中国传统的“提要”撰述相比,此处的范畴运用与批评模式并无本质不同。唯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山西大学堂所编《西史课程》的“提要”中,出现了“泰西史家最重批评”一语。《审定书目·书目提要·西史课程三册》,《学部官报》第57期,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这一论断反映了一个事实:近世中国史家言史学批评,多了一个难舍难离的参照系,那就是西方史家的史学批评。比较地审视,自然有世界视野的获得,当然也免不了文化的焦虑,不过恰恰也是一种自我反思的动力。在此,拟在西方古典史学批评的参照下,谈谈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观念根基,以见“最重”二字是否合乎实际。     

论“历史的碎化”

当代西方史学研究领域越来越宽泛,研究课题日益多样化。西方部分史学研究者从历史研究领域极大拓展的现实中,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正处身于“历史学爆炸的时代”,于是,就从“整体地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的观念出发,用“历史的碎化”来概括当代西方史学研究的现状,并就此提出质疑和批评。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在评介当代西方史学研究现状时,对于“历史的碎化”现象同样表示关注,尤其“整体地把握客观历史”的观念在中国史学界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对此现象更是高度警觉,几乎众口一词地表示中国史学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引以为戒。     

克罗齐与法西斯主义

贝内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是现代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史学理论家和文艺批评家,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克罗齐于1866年2月25日出生在意大利中部阿奎拉一个富有的地主、资本家家庭。童年住在那不勒斯,十岁入教会寄宿学校,酷爱历史和古迹。1883年进入罗马大学法学院,主要攻读法律,对伦理学和哲学有强烈的爱好。三年后,他回到那不勒斯从事史学研究,1893年开始研究哲学。到20世纪初期,克罗齐出版了十余本历史学和哲学专著,并因此而蜚声意大利和国际学术界。在哲学上,他认为“精神是唯一的实在”,“精     

论“通史家风”旨在于“通”

正中国史学因其悠久的历史、丰厚的遗产和史学家之深刻的思想等因素,形成了许多优良的传统,“通史家风”即是优良传统之一。“通史家风”这一概念,是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总结中国史学传统时提出来的。他在《文史通义·申郑》篇中写道:司马迁、班固之后,“古人著书之旨,晦而不明。至于辞章家舒其文辞,记诵家精其考核,其于史学,似乎小有所补;而循流忘源,不知大体,用功愈勤,而识解所至,亦去古愈远而愈无所当。     

由域外上古记叙史学看顾颉刚先生的“层累”理论

“层累”理论是对中国上古记叙史学形成、演进轨迹的描述与概括。西欧、西亚、南亚等历史悠久、神话传说丰富地区的上古记叙史学的形成与演进,证明了这一理论;当代西方、日本学者对上古记叙史学与上古神话学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理论。由此可见,“层累”理论不仅适用于中国上古记叙史学,而且适用于这些地区的上古记叙史学,甚至适用于更大的范围,因而是对世界上古记叙史学形成轨迹的一种描述和演进规律的一种揭示。这样看来,这一理论的意义和地位应予重新估价。     

“史学期刊发展”研讨会在开封举行

2002年4月15—18日，由《史学月刊》编辑部倡议组织的“史学期刊发展”研讨会在开封举行，来自全国近20家史学及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编辑部的代表应邀出席。会议就史学期刊在确立科学的学术规范和学术评价体系、开创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新局面中的作用，史学期刊编辑工作的交流与合作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通史家风”与“断代为史”:在古今之变与王朝正统之间

正讨论“通史家风”,离不开对“断代为史”的认识,这不仅是因为“通史”和“断代”是传统历史编纂的两种基本格局,是古代史家“观察历史的两种视野”(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76～84页),而且是因为“通史”和“断代”在著史宗旨和思想观念方面既有对立和矛盾,又有统一和包容,涉及中国传统史学诸多本质性问题,理应深入探讨。     

从“史德”到“史心”

从“史德”到“史心”钱念孙我心目中的历史学家是个非常崇高的形象。他不仅要具备刘知几《史通》里所说的史才、史学、史识这“史家三长”,还要具备章学诚《文史通义》里特别强调的“史德”素养。才、学、识三者是学术根基和能力的综合体现,各人因先天因素和后天经历不...     

论传统史学的“尚简”

史的繁简之争,是中国传统史学一个独特的论题。在西方史学以及中国现代史学的语境中,这样的问题是不可能引起如此持久论争的。而繁简之争在传统史学中之所以形成,是因为“简”在古人观念中的优先地位。正如胡应麟《史书占毕》中所谓“史恶繁而尚简,素矣”。以“尚简”为知识群体的先入之见,或申论之,或驳斥之,方才形成了聚讼纷纷的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