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骅与战时国民党的党务整顿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为实现抗战建国的任务,蒋介石命朱家骅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加强了对国民党的党务整顿.朱家骅通过组织与人事的调整,试图控制各省市党部,加强基层党部的督察,树立党部形象;提高县市书记长地位,推进基层党政融合.朱家骅的党务整顿受战时政治环境之限制,党内派系严重.在平衡派系政治的需要下,党务整顿被蒋介石所废止,但开启了战后党务革新与改造的先河.     

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

抗战时期,大学校园既是国共较量的重要舞台,也是国民党内不同派系角逐的场所。学界分合的背后,除了政治理念的明争,亦有派系因素的潜存。学界与执政当局的关系,在紧张和对峙的既有认知之外,更有亲近与同情的面向。战时大学党部中,西南联大区党部办得最具声色,约半数教授加入了国民党。但联大同时也包容其他党派的教授与学生。联大教授群是一个多元分化的群体,其中既有闻一多那样的“民主斗士”,亦有姚从吾这样的“坚贞党员”。正是不同党派知识精英在西南联大的共存和共处,才建构起这座极具包容性的“民主堡垒”。     

国民党十万兵马过香港

1945年10月的一天,驻守新界的港英哨兵被突如其来的情境吓得目瞪口呆: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部队跨越边界线,浩浩荡荡进入新界,向九龙进发。急坏了的港英政府再三要求与广东军方协商并达成协议,从1945年10月至1946年6月共十多万国民党部队经香港北运。中英协议的背景及内容如何?国民党北上部队的命运如何?本文将一一详叙。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党务干部任用与朱家骅的人际网络

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始终未能建立起规范的人事制度,传统社会中固有的人情私谊依旧在党内延续。战时朱家骅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与中央组织部长,基于自身人际资源与过往经历,其主要从中山大学校友、留德学人等群体中选拔党务干部,并日渐构筑起个人在国民党内的权力网络。而在国民党新旧党务主持者的代际轮替中,朱家骅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之间互相清洗汰换干部的行为,导致派系斗争愈发激烈。国民党党务干部的任用规则与逻辑,不仅折射出现代政党体制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共生共存现象,同时也是一场党性与人性的较量。     

1945：国民党十万兵马过香港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世世代代中华儿女在这里繁衍生息。秦汉时代,香港已处于中央政府有效管辖之下。随着行政建制历代几经变迁,香港先后隶属南海郡香禺县、东莞郡宝安县、广州府东莞县和新安县。唐朝时已是中外海上交通的要冲和国际贸易的重要商埠,中央政府曾派兵在香港驻守。明清时则在香港修筑炮台,抵御外患,成为海防要地。     

浙江国民党基层党务发展之考察(1927-1931)

如果将研究视线聚焦于县及县以下的国民党地方基层党部,可以在呈现国民党组织发展普遍特征的同时,进一步解释其在基层社会发展的地区差异。从1927—1931年浙江国民党的党务发展中可见,即使如浙江这样的国民党核心统治区域,其党务发展在城乡分布上亦极不均衡;但另一方面,国民党在杭州、嘉兴、湖州等发达地区和金华、衢州等相对落后地区又表现各异。"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农村无党"的现象不能一概而论。各地党部往往借助旧议会的权力转移、宗族和地方派系深入地方,这也成为国民党党部尤其是落后地区党部嵌入地方的重要基础。通过考察发现,国民党在浙江发达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反而远不如落后地区;受"强人政治"的影响,浙江落后地区的地方党部往往在党政冲突中处于强势。浙江国民党的"嵌入史",可为重新审视国民党的党务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国民党立法委员香港起义始末

1949年8月,驻留香港的国民党立法委员和中央委员黄绍竑等44人联合发表政治声明,号召忠于三民主义、忠于中国人民的国民党员,立即与反动的国民党政权决裂,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合作,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声明发表后,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响应,形成了一个广泛的脱离旧政权运动,时人称之为“香港起义”。     

"武主文从"背景下的多重变奏:战时国民党军队的政工与党务

抗战爆发后,在国共两党合作竞争的战略互动下,国民党军队的政工和党务重新恢复。但在"武主文从"的大背景下,文职的政工人员与职业带兵官难相颉颃,政治工作成了军队的附庸,党务又成了政工的附庸。在黄埔系和力行社的参与和长期掌控下,政工、党工与特工三位一体,更使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蒙上了一层诡异的色彩。同样是"党军",共产党确实做到了枪由党来指挥,兵受"主义"训练。苏联红军政工制度被移植过来后,在中国不同政党的运用下,竟结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果实。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加紧发动国内边疆民族，积极联络西部边疆及毗邻各国各族支持抗日。兼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等各项要职的朱家骅在拉拢边民过程中扮演要角，力图扩大国民党的边政事务范围，提高边政决策的学术水平。顾颉刚受邀暂代弟子韩儒林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网罗边疆民族语言专家，努力促进边疆和内地文化交流，构建各族交融一体的新中华民族文化。韩儒林设想提升边疆研究的学术水平，扭转国民党片面强调边民服从中央、忽略了解尊重边民的边疆政策导向。他们的愿望虽未能完全实现，但仍反映了国统区政学精英为团结抗战和边疆开发，合力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态势。     

何香凝战时香港经历记

上世纪30年代,上海有东方巴黎之称。富丽堂皇的大饭店,气势不凡的银行、商厦,风格各异的剧院、歌舞厅,租界内一座座充满异国情调的洋房,以及黄浦江港口内停泊着的一艘艘商船无不散发出现代都市的极大魅力。相对于当时中国普遍的贫穷落后,上海的喧嚣繁华恍若有一种超然于中国土地的异域风味。上海,有着太强的诱惑力。     

抗战时期湖南教育发展述论

抗战时期湖南教育在其他各业遭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取得罕见的发展。小学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和高等教育,规模空前扩大、教学质量提高,全省各级各类教育布局进一步合理,尤其是中等教育的发展跃居全国前列。为湖南后来教育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湖南战时教育既具满足战争需要,服务抗战,又有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教育在战时湖南之所以有如此进展。是由于湖南各界军政领导的重视、湖湘人民的共同努力和湖湘文化精神的支承,以及外地各类教育资源的支持。     

日据时期的香港殖民教育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很快就占领了英属殖民地香港。日本对香港进行殖民统治的三年半时间里,在大肆破坏香港原有教育的同时,还积极推行殖民教育,加强对学校的控制,编订适应殖民统治需要的教科书,推广日语教学,奴化香港青少年,以培养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服务的“人才”。在日本的统治下,香港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锐减,形成了香港教育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     

战时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述评

本以过去史学界较少论及的抗日战争后期国统区“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为研究对象,从运动的缘起、运动在国统区的扩展、运动背后的党团纷争等几个方面,力求对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进行较为完整而准确的理解和评价。本认为,应肯定青年学生从军的爱国热情,客观考察当时国民党政权开展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目的和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从军运动及青年军在促进战时国统区社会风气的转变、提高国民革命军素质乃至促进军队改革、国民党整党及行政效率的改革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抗战期间有关办理收容港沪技术员工内迁事宜史料一组

抗战开始后,东南沿海许多工矿企业纷纷内迁,以免沦落敌手,亦有部分机器设备与技术员工汇集于上海租界与香港地区。欧战爆发后,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与敌伪争夺滞留沪港的工商业技术专门人才,经济部、社会部等曾奉命会商制定办法,加以收容和救济,安排其参加后方生产事业。     

1924-1945年国民党海外部与侨务工作考论

针对目前学术界在民国侨务政策、侨务工作方面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侨委会,对于海外部仅粗略涉及的现状,依据相关档案及其它文献资料,对国民党海外部的沿革、职能、其侨务工作实绩及与侨务委员会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做了分析和阐述。认为国民政府的侨务委员会与国民党海外党部从党政两个权力系统推展侨务工作,二者分工合作,相辅相成。抗战前,以侨委会为主;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太平洋战事发生以及日本推行南进政策后,以海外党部为代表的党务系统在侨务工作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抗战时期的中国留学教育

七七事变后,主要激于爱国义愤,欧美留学生的近半,关内留学生的几乎全部,毅然回国,投入抗战洪流之中,在教育、科技、文化等战线发挥了积极作用。另有2500名左右滞留海外。战时,鉴于外;12的紧缺和战后的需要,国民政府留学政策经历了前严后松的变化,约有1500名学子被派赴海外,主要前往美英。与此同时,沦陷区各伪政权积极推行留日奴化教育,连同台湾,约有1．8万人前往敌国。整个抗战时期,这两万余名在海外的学子,情况各异,总体上说较为艰难。然而多能刻苦攻读,故成绩斐然,对抗战的胜利和世界科技的进步、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抗战时期日本在港澳湾地区的走私活动

抗战时期,日本一直在策动对国民政府统治区(大后方)的走私活动,其中香港、澳门、广州湾是日本重要的走私基地。日本在这些地区设立了许多公司,进行进出口走私活动。日本在港澳湾地区的走私活动给中国造成了很大危害。     

Conservative Party Agents in Second World War Britain

The Second World War placed great pressures on the machineryand personnel of all political parties. Conservatives formedthe view that their own machine had been especially hard hitby the challenges of the war years, and that this was a majorreason for the party's 1945 general election defeat. A supposeddecline in the number of full-time, salaried constituency agentswas a key component of this narrative of decline. This articleinvestigates what happened to the Conservative agency in wartime,using an unusually wide range of sources, including those ofaround a hundred constituency associations. It shows that thenumber of agents did fall as a result of the war, but that associationsoften worked hard to keep their agents, or to mitigate the effectsof their departure. It also explains the failure of headquarters'wartime efforts to reform the agency and centralize the employmentof agents. Although the party's relative organizational declinedid have significant emotional and practical consequences forit in 1945, Conservatives tended, post hoc, to overstate theextent of their wartime organizational collapse, in part becauseit allowed them to avoid damaging recriminations about the realreasons for their defeat. Ultimately, though, the war's effects,while significant, were essentially transient. Constituencycontrol of agents remained, and a professional standard wasmaintained. The Conservatives emerged from the war with an agencythat was different in detail from, but recognizably similarin form to, that which had predated the war.     

也谈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西北地区工业开发--与李云峰先生等商榷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曾以行政手段和较得力的措施促进了对中国西北地区的工业开发,此举对坚持抗战,推动西北地区的工业近代化起到了积极作用。研究这段历史,既要开阔视野,解放思想,更要脚踏实地,全面占有资料。对已掌握的资料要认真进行分析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