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还外债发行的昭信股票

我国最早发行的国家公债是清代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发行的昭信股票（实为债券）。 1895年4月,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政府必须分八次向日本赔偿军费2亿两库平银（清末官方的衡量标准银）。面对这个“天文数字”,清朝统治者目瞪口呆。年收入不足8000万两的大清财政已极度困难。为了支付条约中规定的第四期赔款,     

为还外债发行的昭信股票

<正>我国最早发行的国家公债是清代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发行的昭信股票(实为债券)。1895年4月,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政府必须分八次向日本赔偿军费2亿两库平银(清末官方的衡量标准银)。面对这个"天文数字",清朝统治者目瞪口呆。年收入不足8000万两的大清财政已极度困难。为了支付条约中规定的第四期赔款,挽救濒临绝境的财政,大小官员们苦思冥想着。有个名叫黄思永的官员上书光绪帝,建议学习外国的公债制度,在国内发行"自强股票"(公债),筹     

清末民初成都平原的堰长换任与地方社会——以新津县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民初,由于垫支堰费的赔累、预收堰款的困难与水利纠纷的频发,成都平原地区的堰长一职“人人视为畏途”,民间用水群体开始主动向官府“报换”堰长,并形成了适应性办法——轮充制。这些转变却使堰长逐渐脱离了地方精英的身份,“殷实”“谙练”等遴选标准不再被置于首要位置,民间治水在组织运转上陷入困境。官府积极介入堰长换任进程的同时,民堰也试图主动“借用”官府之力以保障堰长制的有效施行。堰长换任这类水利事务所体现出的地方社会官民互动,既存在官方的主动下渗,更展现为民间治水在困境中的能动性诉求,双方的互动是在共同意志下展开的。     

岳麓秦简律令文书所见借贷关系探讨

最新刊布的《岳麓书院藏秦简(肆)》披露了一批有关秦律规范借贷关系的新史料。这些史料表明,秦王政十三年(前234),秦官府对民间"相贷资缗"的法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更修"。简文还显示,在此之后,黔首"相贷资缗者,必券书吏",否则官府可以"勿听";而此前若"不券书讼",官府则"为治其缗,毋治其息"。不仅如此,秦官府亦制定了官方的法定利率,因此,秦的借贷关系其实是一种古典借贷关系,并非为一种纯粹的"封建高利贷关系"。尤为重要的是,这批岳麓秦简不仅向世人清晰地展示了一批秦律规范公私借贷行为的法律文本,而且还披露了一些当时公职人员在出公差时向沿途"县官"借贷粮草的历史真相。     

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公债述论

抗战时期,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为筹措抗日经费、开展经济建设和赈灾救灾发行了20余种公债,对巩固抗日根据地、发展抗日根据地的经济与财政、坚持持久抗战起了重要作用。抗日根据地发行的公债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和战时公债的一些特点:第一,从公债面额的货币单位看,有14种公债是以法币作为面额单位的,除此之外的8种则以各抗日根据地发行的货币和银元作为公债面额单位。第二,各抗日根据地发行的公债,绝大部分是由根据地各阶层群众认购的。公债的发行方式大都采取政治动员的方式进行,因此公债按债券面额十足发行,没有任何折扣,而且公债的利率比较低,甚至有的是无息发行。第三,在各抗日根据地发行的公债中还有少数是实物公债,在抗战后期法币迅速贬值的情况下,起了保护持券人利益的作用。第四,从根据地公债的偿还来看,各抗日民主政府采取了极为认真负责的态度,大都已清偿完毕。总之,抗日根据地发行的公债具有种类较多,名称不一,公债面额、单位各异,用途、利率、偿还期限等也各不相同的特点。这种差异性较大的特点,能较好地因时、因地制宜地解决各根据地所面临的财政困难。     

近代早期的国际竞争与财政动员:关于西荷与英法的比较研究

在16-18世纪西方各国的竞争中,财政动员能力对竞争的走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财政动员主要包括税收和公债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考察尼德兰革命期间的联省共和国和西班牙、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的财政史可以发现,各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对财政动员的效率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体现在税收体制的合理性和公债信用之上,而公债信用之优劣也直接反映在公债利率上。相比而言,英国与联省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使其税收更具合法性基础并提升了其公债信用,从而能够更好地动员民间财政资源;西班牙和法国王权受制于其政治-社会结构,在国际竞争中受其低效的财政动员的拖累。     

试论汉代的民间借贷习俗与官方秩序——兼论汉代民间借贷中的“契约精神”

汉代民间存在比较发达的借贷行为,主要可分为民间的互助型借贷和商业借贷两类。在具体的做法上,汉代的民间借贷有信用借贷和抵押借贷两种方式,其中商业借贷以抵押借贷为主。借贷过程中要签订契约,由此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发展出一定的规范契约格式。这些民间借贷的习俗被官方秩序认可并吸纳后,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反馈民间。这个过程中,既有对民间习俗的稳固与强化,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与民间习俗产生了矛盾与冲突。汉代的民间借贷习俗中,体现出汉代社会重视契约、重视公平公正的观念,这与现代"契约精神"相类似,是当时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同时也存在着重"情"甚于重"法"的倾向。     

民国时期的江苏省公债初探

民国时期,江苏战争频发,水灾时生,省政府为弥补军政费用不足、筹措公用设施建设费用,发行了大量公债.这些公债多以银行抵押借款的方式获取,折扣大,对当时江苏的财政经济影响巨大.同时.也为当今地方公债的发行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历史启示.     

中世纪城市国家“公债”及其“合法性”论争

中世纪城市国家的公债是一种借贷形式,其合法性论争正是围绕这种借贷形式和教会高利贷禁令的关系而展开。经过长期而曲折的论争,公债最终和高利贷划清界限并实现了其合法化。合法化的主要原因即在于此时期西欧经济与社会情境的变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知识精英对其做出的积极回应:一方面,变化了的社会情境使人们无法逃避以公债为重要内容的新型生活方式,奠定了公债合法性的社会根基;另一方面,变化中的知识精英的话语阐释引导并最终完成了其合法化。     

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看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公债

鉴于北京政府时期混乱的国地财政体制导致地方公债的滥发,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致力于国地收支标准的划分,相应的地方公债制度也逐渐由粗疏趋于完善。1927—1941年期间各省发行的约80874万元公债,有部分投入经济建设和公共事业,大多数则用于弥补财政收支不敷。由于本期内战乱不断、财源有限,中央与地方同处财政收支严重失衡的困境,表面上日趋完备的国地收支划分章制实际上未能完全施行,财权的实际划分皆依中央与地方的实力而定,这种博弈在地方公债的发行、中央对省债的整理与接收等方面都清晰可见。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决议取消省级财政和地方发债权,标志着高度集权财政体制的确立,双方的斗争暂告结束。     

1920年代旅苏华侨的悲惨遭遇及其原因

1920年代,苏联国家新立,财政经济极其困难.掠夺华侨财产成为苏联地方政府解决财政困难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主要手段包括以莫须有的罪名诈取华侨财产、发行毫无价值之公债、征收苛捐杂税以及使用各种行政手段直接没收财产.旅俄华侨受虐待的主要原因包括俄国社会传统的“黄祸”思维的影响、苏联政府处理涉侨事务的新思维以及旅苏侨界根深蒂固的矛盾.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旅苏侨界被苏联政府“以华制华”的策略所压制,逐渐走向衰落.     

官民共享空间的形成:明清江南的城隍庙与城市社会

明初,城隍庙作为官方教化场所,江南地方官府对之采取了严格管理的措施,于祭祀礼仪、庙宇管理等方面均作出种种限定。然自明代中后期开始,随着地方官员的怠惰与疏忽,民间力量逐渐介入。后又因地方政府经费受限,城隍庙的修缮与管理也越来越仰赖于民间社会,这又进一步推动了它的世俗化。在这一背景下,城隍神越来越多地与官方施政发生了实际的关联,而作为神灵栖止地的城隍庙也被彻底整合进了地方官员的施政体系之中。不过,在辅政于官方之外,城隍神、城隍庙在士民生活中也开始扮演愈益多样化的角色。在特定的空间中,两者是并行不悖的。     

关于明代民间借贷的几点讨论

债务问题在私有制社会出现以来普遍存在于各个历史时期,这其中既包括官府借贷,也包括萌发并广泛植根于民间的私人借贷,它既是经济史、思想史研究的内容,也在法律史探讨的范畴之内。而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探讨这一"经济现象"背后广大债权人、债务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心态、社会结构的改变,则是在历史整体观、发展观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命题。     

劝募与捐献：宋代南方桥梁建设中民间资金筹措方式述论

桥梁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属于由政府供给的公共资源,理应由政府出资修建,宋人也明确提出“桥梁道路,责在有司”的观点。然而在宋代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受财政中央化趋势的影响,地方财政普遍紧张,包括桥梁等在内的诸多公共基础设施,主要通过向民间集资的方式筹措建设资金。尤其是桥梁众多的南方水乡地区,民间财富是最重要的修桥经费来源。民间资金主要通过官员劝捐、僧侣募捐及民众自捐等方式融入建设经费。正是在民间财富的融入与支持下,宋代水乡桥梁建设事业长期处于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     

军事化与土匪化:近代豫西南地方势力的变异北大核心CSSCI

晚清以降,区域性军事力量(晚清督抚势力、湘淮军、民国军阀)迅速崛起,成为影响近代政治走势的重大因素,同时造成了民间势力的异化及其对地方政治的影响。近代豫西南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民间势力迅速“匪化”。一方面,与官府联系紧密的地方精英在编练团练、防匪自卫的过程中逐渐掌控地方武装,民间军事化尤其是绅权“武化”的色彩日益明显;另一方面,普通乡绅在社会资源的争夺中处于边缘地位,他们为了在衰败的社会环境中求生存,开始与地主豪强甚至匪股联合。这两方面的因素加剧了豫西南民间势力的“土匪化”进程。     

北洋政府时期国内公债总额及其作用评析

根据“内债”这一概念的科学界定,北洋政府所发内债总额应为992725449.868元。以往学术界在对北洋政府内债政策的考察和评述中,偏重于揭露其封建性、殖民地性和破坏性等消极作用,而对近代中国内债的两重性分析显得极其缺乏。事实上,北洋时期所发行的内债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效果的:首先,北洋时期大量国内公债的发行,进一步突破了中国古代惯用的捐输、报效等封建落后的筹款方式,而采用借债的方式应付政府的紧急财政需要,这在财政手段和财政观念上都具有进步意义。其次,从内债的用途上讲,北洋政府所发行公债总额中的1.96亿银元(约占总债额的20%)用之于交通事业建设、教育事业和水利、赈灾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再次,北洋政府所发公债加速了银行资本的原始积累,促进了中国近代银行业的迅速发展,再由银行资本投资工业资本,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明清之际粤东大埔县白堠村的民间信仰与社会变迁

根据陈春声、唐立宗、胡希张等学者的研究,明清之际的粤东北山区发生了显著的社会变迁,由动乱频繁的“盗窟”发展成为社会稳定的“邹鲁乡”。作为整体性的社会巨变,由于研究材料的缺乏,还有许多具体细节以及变迁机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根据实地调查所收集的民间文献和口述资料,结合官方文献和个人文集,具体探讨大埔白堠村的民间信仰在明清之际地方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在地方士绅的倡导和支配下,以儒家伦理为指导,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变迁过程,从而形成后来被认为既具有地方传统文化特色、又符合国家礼仪制度和儒家伦理的客家民间信仰。     

清末广西军费支出探析(1901—1910)

地处边境和边疆民族地区的广西,晚清时期处于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尤其清末十年,政治经济军事财政均出现严重危机。为维护统治,广西地方在实施军事“新政”的同时,加强了军事控制,其中军费开支浩大且影响巨大,既是清政府财政和军事改革下的产物,也因应了广西地方官府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考察其支出概况、经费来源、支出项目、变化特点和影响,可以了解时代大背景下广西执行“新政”而编练新军的具体情况,进而观察近代广西政治与社会的发展变化。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军费筹支

近代战争不仅是战场上的厮杀,更是交战各方国力及动员能力的较量。在甲午战争爆发初期,日本政府以及财界就巨额军费的筹措,有捐款说、内债说和外债说等主张。最终松方正义主张的内债说上升为国家意志。日本政府脱离和平时期的财政运作模式,在战争期间超常规地动员财政金融机器为战争筹资。明治政府在煽动国民民族主义情绪的同时,合理利用短期借贷、增加纸币供应、发行国债等近代金融手段,促使财界及民众在经济上支持战争,其中日本银行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中国大陆作战停止前,日军的绝大部分费用是通过日本银行短期周转,再以发行长期国债偿补的方式筹集。马关议和结束后,清朝的巨额赔款成为弥补日本在战争期间透支军费的财源。     

论宋代公使库在王安石变法中的变化及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宋代公使库负责收贮、管理和经营地方官府的公使钱物、招待过往官员及本地方官员宴饮,是重要的地方财政机构。王安石变法中的役法、财政及禁榷制度改革给公使库的管理体制、钱物来源渠道等带来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引起地方公使库职能扩张,在北宋后期至南宋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角力中,公使库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实际成为地方财政的"小金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