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对1943废约的反应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在亚洲战场的地位与日俱增。中美间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中国战场关系着美国欧洲、太平洋战场的胜败。在当时国内外政治、军事、外交、舆论等因素促使下,美国鼓动英国,经过与中国的协商促成新约的订立,随后欧美一些国家相继宣布放弃在华特权,与华签订平等新约。废约的胜利使得中国收回了一系列主权并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欢呼和支持。国共两党纷纷发言或举办活动等以表庆贺。同时,两党对废约胜利也抱有警惕并反思中国何以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及卷入不平等条约体系中。随着局势的发展,在对待新约上,国共两党逐渐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和变化,出现分歧并逐渐分道扬镳。1943废约后国共两党的反应深刻影响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两党的关系和中国历史进程。     

1946年宪政运动的失败及其教训

1945年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是在Et本明确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关键时刻举行的。在国共两党签署的《双十协定》中,明确提出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合法平等的基本原则,其后在1946年初,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以及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一起,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     

抗日战争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影响--以战后"联合政府"的弃取为例

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民族战争,将中国社会政治全面刷新：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斗争中的成熟与实力的空前壮大,战时客观上形成的“一国两制”政制和发展起来的中间党派,使国共两党力量的此消彼长几乎达于均势,为战后“联合政府”政治的生长与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战后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发展,以美、苏为首形成的世界两大均势集团和两个大国主导下战后形成的世界和平共存格局,也为中国“联合政府”的政治取向提供了一个新的国际环境;战时国民党统治力量的削弱、战后社会与经济恢复的困难和国内外全新的政治形势,规定了国民党可能的或可行的选择必须是放弃传统的一统模式,选择“联合政府”与社会政治多元化的发展方向。然而,当时处于国家执政地位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内过高估计自身的力量,过低估计战后中共与中间民主势力的力量。对外寄望于传统的“以夷制夷”的侥幸外交,进而做出了背离时代与脱离现实的错误抉择：选择了内战与独裁的传统“统一”观。结果,中断了中国民主政治或“一国两制”发展的历史进程,使中华民族丧失了一次不可多得的团结奋进、民主兴国的历史机遇。     

论抗战时期中间党派政治态度的转变

中间党派的概念,既从属于“中间派”、“中间集团”或“中间势力”,又不完全等同。在抗战时期,它是介于国共两党之间,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定政治组织的总称。他们要求“民主”、“抗日”,对国内政治局势和抗战形势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本文就该时期中间党派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治态度的转变作一论述,敬请批评。     

巨文岛事件中的英国外交活动

巨文岛事件是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热点问题。从地缘政治观察,该事件是以朝鲜为地理中心的区域政治参与势力在当时的东亚权力格局下进行的一场国际政治博弈;从全球政治观察,是英俄两国在全球争夺势力范围矛盾激化背景下,在东亚地区的区域历史反映。作为事件主角的英帝国,在事件过程中运用“以中国为轴”的外交策略周旋于区域势力的外交压力之中,最后“借力中国”,用巨文岛这枚政治棋子与俄国达成局外妥协,成功地实现了遏制俄国海军进驻朝鲜的东亚战略目标。而中国则审时度势,在险恶的局势中谨慎的开展外交活动,有力地利用了局势施压俄国,实现了维护其在朝鲜半岛宗主权的初衷。     

周恩来、林彪与蒋介石重庆谈判

抗日战争时期的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由于周恩来的倡导,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过一次马拉松式的谈判。时毛泽东对谈判曾表示“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以求“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在周恩来的劝阻下,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代表前往重庆参加谈判。这次谈判为抗战胜利后的毛泽东、蒋介石重庆谈判作了铺垫。请看《周恩来、林彪与蒋介石重庆谈判》一文。     

“无情鸡”事件：国民革命后期劳资纠纷的实证考察

1927年初,因曲江商会一纸电函而引发解雇工人的“无情鸡”问题,由于工会、商会、国共两党等诸多势力的介入,最终演化为一场持续50余日的劳资冲突。这一事件不仅集中反映了国民革命后期广州工商两界在利益冲突中迥异的心态及行为,而且,也体现了国共两党对待劳资问题政策的差别,折射出以“阶级协调”标榜的国民党政权在社会整合中为抉择在劳资之间的“公正”立场而面临的两难境遇。从阶级斗争与“工商合行”两种理念交锋而导致以劳资合作来应对此次纠纷的事实中,亦可知中共对工人政治与阶级动员能力是有限的。     

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农会政策评析

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农会组织大力发展的时期.国共两党都把农会作为组织和发动农村社会革命的一种政治组织.但由于国共两党阶级基础不同,国民党视农会为控制农民的工具,无法建立与农民新型的直接联系.共产党则以农会为核心,把政权深入到乡村,与农民建立起了鱼水之情.两党农会政策的不同,最终影响到以后争夺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成败.     

民国政治逻辑与人心向背——读《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邓野先生的著作《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是国内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史学佳作。该书以翔实的史料、清晰且富穿透力的史识,记述了抗战胜利前后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段政治历史。书中有个关键词:民国政治的逻辑,作者解释道:“民国政治的基本特征在于,政治与武力高度统一,政党作为政治集团的同时,又是一个武装集团,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这一点构成了民国政治的基本逻辑。”当时博弈于中国政坛的国共两党无不深谙此一逻辑。毛泽东告诫党内:“中国的事,历来是有枪为大”,“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枪杆子…     

论抗日战争的整体性和社会性

中国抗战是在基本统一的军事、政治、外交战略下进行的民族战争,是近代中国一次完全意义的独立的民族革命。国共两党对抗日战争的国际战略和持久战方针具有基本的认同,同时也存在原则的分歧。在上述方针指导下,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形成发展是由中国政治和社会状态诸客观因素决定的,并不是国共两党的初衷。抗日战争的社会历史意义,远过其战争本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摩擦”是两党不同的民主主义和社会革命路线的反映     

明代的夜不收军

明代夜不收军制的创制与发展,起于边防、战阵之需要,其实施运行并非因循守旧、一成不变,而是视边防情势变动而不断调整,其分布范围亦因此渐由西北二边推至东南沿海及西南边境,折射出因时变革的精神。史籍中所载夜不收名目繁杂,且执行的任务众多,受此影响,学界多将其界定为刺探与传递情报的哨探或间谍,或是边防中之一般杂役。通过明代边关志书的记载,可以看出夜不收群体实际上也有区别:直属于镇、卫的夜不收,直接听从本官指挥,主要承担侦察事务,有时也会执行主官临时指令,甚至充当贴身侍卫及充作仪仗队;驻守及巡视墩台的夜不收,遇有敌情,传报腹里也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宋代兵力部署考察

北宋前期的军队部署实行内外相制原则,京师兵力和其他地方兵力相等,以互相牵制。这一原则在宋神宗时发生变化,大部兵力分布在西北地区,而京师地区兵力不断减少,北宋末只剩数万。南宋前期,恢复实行了内外相制的兵力部署原则,临安地区驻兵最强,后期再次颠倒,重兵多在边防。无论北宋还是南宋,兵力部署在地域上都是重北轻南,南宋政府对南部内地的防卫尤弱于北宋。北宋的东线防御立足于兵,并不依赖黄河天险,重兵都在黄河以北;南宋重兵分布在长江沿线,对天险的依赖加强,但几乎放弃了边界的另一天险——淮河,表明其防御是消极的以守为主的战略。     

绿营兵与清代的西南边疆

清朝非常重视云南绿营兵的布设 ,云南绿营兵不但使清朝二度战胜了各种反清力量 ,实现了对云南的控制 ,而且还将统治范围推向边疆和山区 ,将各少数民族纳入直接统治的范围。清朝以绿营兵在云南近边地区构筑了一条漫长而严密的军事布防带 ,对巩固在云南的统治及西南边疆的稳固具有积极作用。     

澳大利亚出兵越南:原因、后果和教训

战后,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重心开始由欧洲转向亚太,冷战伊始,澳大利亚即出于地缘政治战略之考虑,积极投身于美国领导的全球冷战事业,先后参加了美国在亚洲发动的两场“热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其中,在越南的卷入激起了深刻的政治争议,最终导致战后执政长达２...     

汉代的“发兵”制度

汉代发兵有四种信物：虎符、节、羽檄、诏书。王朝设有符节台管理符、节、玺印。虎符要与诏书同时使用。节的使用没有地域限制。羽檄曾一度独立作为发兵信物,表示情况紧迫,请求援助的信物。西汉中央对地方控制力强,调兵权掌握在皇帝手中,东汉地方统兵权与调兵权逐渐合一,虎符发兵之制很大程度上被破坏,节不断流行起来。     

简论1946年的国共军事整编复员

抗战胜利之后,在国共和谈进行过程中,军队问题始终是双方争执的重点之一。国民党企图以“军队国家化”的名义,将中共军队化入自己的控制之下,中共则坚持军队的独立性。为此,双方进行了反复交涉。１９４６年２月,在美国特使马歇尔的调停下,国共达成整军协定,规定了双方军队整编的原则和进行步骤。虽然这个协定由于整个政治环境的变化而未能实行,但国共双方仍据此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整军工作,本文即略述此一整军的过程。一、国民党的军事整编１９４６年２月２５日,国、共、美三方代表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签署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     

Snapshots: Images of 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Colored Troops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e intertwined impact of two very different developments that emerged during the era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The first concerned the inven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new photographic technology that made it possible for ordinary citizens to sit for portraits and come away with multiple copies of new cartes de visite. The second concerned the revolutionary decision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recruit African American men into the Union Army. As a result, in the final two years of the war uniformed African American men were having their portraits taken, and those small images began circulating among friends and family members. This speculative essay considers how these small cultural artifacts might have reflected and shaped a world in transition.     

侵华日军对中国古建筑的毁损

古建筑是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年代比较久远的建筑物。本文所指古建筑采用的解释,大致以清末(或1900年)以前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建筑物统称为古建筑。中国古建筑种类十分广泛,举凡宫殿、寺庙、道观、祠堂、陵墓、碑塔、城墙、堡垒、炮台、园林、牌坊、亭台、水榭、祭坛、别墅、驿站、码头、烽火台等实用性、观赏性、纪念性、娱乐性的场所及其附属物,与重大历史事件或著名人物有关的建筑物,以及风格独特的民居等都属于古建筑的范畴。     

华北(甲)一八五五部队的细菌战犯罪

笔在《华北(甲)一八五五细菌战部队之研究》一(载《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中,比较系统地揭露了华北(甲)一八五五细菌部队的组织系统及其进行活人实验、实施细菌战的罪行。本作为前的补充,主要依据档案献,以时间为序,对华北(甲)一八五五部队的细菌战罪行进行更深入、更具体的考察和揭露。     

禁卫军权与东晋政治

禁卫军权是中国古代专制君权的有机构成。东晋一朝百余年间门阀士族专政，他们在掌握中央行政权力和地方军政大权的同时，亦十分重视对禁卫军权的控制。东晋时期发生的多次政治斗争都与禁卫军权有密切的关系，朝廷利用禁卫军承担宫殿保卫和京师防务，叛乱专权者亦注意亲自或任命亲信担任禁卫长官控制禁卫军权以便专断朝政。禁卫军权对东晋政治的影响虽不是决定性的，但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禁卫军权与东晋政治关系的考察，使我们看到了东晋门阀政治的另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