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将王陵变》与《捉季布传文》校注

本文对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中的《汉将王陵变》、《捉季布传文》作了校注新议。     

《捉季布传文》艺术简论

我国曲艺艺术源远流长,支裔繁多,广大人民群众十分喜爱。探究这种说唱艺术的渊源时,我们不应忘记敦煌遗书中的《捉季布传文》(伯三六九七)。关于这一题材,敦煌所出共有十个卷子。其中有的冠以“词文”题目,如伯三三八六卷《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捉季布传文》一卷篇末云:“具说《汉书》修制了,莫道词人唱不真”。可见,当时已有专门从事这种说唱艺术样式的艺人——“词人”的称呼,而“词文”在说唱中也已成为独立的一种。敦煌变文卷子中有的唱词记有“平调”、“侧调”、     

《捉季布传文》与汉代击鞠——兼论中国古代马球的起源

敦煌文献《捉季布传文》当中对季布打马球的描写一直以来都仅仅被当做文学描写看待,而实际上这关系到汉代是否存在击鞠这一运动的学术话题。通过对现有史料的分析,我们可以确信击鞠至少在东汉已经流行,而这也给中国古代马球起源的问题带来新的思考。     

敦煌变文校释平议

周祖谟先生云:“事情总是创始者难。”(《论段氏说文解字注》)敦煌变文校勘释义先行者作的正是创始工作,因此创始者先行者校释中存在千虑一失是很自然的,对先行者所作的一些条目,几经推敲玩味,发现不无可商之处,于此略申管见,以期抛砖引玉,求精求是。《捉季布传文》“既交朱解来寻捉,有计隈衣出得身。”(五九页) 王重民先生校(重见简称“王校”。他仿此):“校记”[七八]云:“丁卷‘隈衣’作‘隈伊’,戊、辛两卷作‘隈依’。冯云:‘伊、依皆较衣好,隈应是偎之误’”。(七七页)作偎依?偎依成词,然词义于变文文义未安,故冯说仍未允洽。今谓隈衣、隈伊、偎依并系抄     

释龟

《说文》:“秌、禾穀孰也,从禾(龜火)省声,?籀文不省。”又《说文》:“(龜火)、灼龜不兆也,从龜从火。《春秋传》曰,龜(龜火)不兆,读若焦。”段注:“从《韵会》,此会意也。”按段说非是。《说文系传》:“(龜火)从火龜声。”宋保《谐声补逸》:“(龜灬)     

帛书《周易》的几点研究

海内外瞩目的马王堆帛书《周易》有经有传。经文部分的释文已在1984年公布,传文部分(即帛书《易传》)目前正在陆续发表。1992年,在《马王堆汉墓文物》书中刊出了帛书《周易》经文与传文中《系辞》的照片和释文。1993年,陈鼓应先生主编的《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马王堆帛书专号》又有经过重订的传文《系辞》的释文,以及《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的释文。至此,帛书《周易》经传的大部分内容已经为     

《说文解字》引《礼》《礼》所无考

许慎著的《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往往引经证字,即《序》中所谓“厥谊不昭,爱明以谕.”今考《说文》引《礼》138条,或出《周礼》、或出《仪礼》、或出《礼记》,然有22条为今传三《礼》所无.历代研究者或以《说文》所引非三《礼》文,或以今传之三《礼》有误,莫衷一是.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逐条探讨了《说文》引《礼》而令传三《礼》所无之条,考其原因,述之于下.     

《毛诗后笺》与《诗毛氏传疏》比较

胡承珙(1776-1832)与陈奂(1786-1863)是清嘉、道时期重要的《诗经》学家①.胡氏撰《毛诗后笺》(以下简称《后笺》),陈氏撰《诗毛氏传疏》(以下简称《传疏》),各三十卷.两书同是清代具代表性的《诗经》新疏,在名物考校、语言文字训诂方面最见功力,至今仍是我们研读《诗经》的常备文献.然而对两书的研究至今罕见②,笔者愿借此文以作引玉之砖.     

“词文”文体性质榷论——以敦煌写本《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为中心

“词文”作为一种“已失传的文体”,不见于传世文献,亦难以确切安顿于既有的文体谱系之中——其分别被归入了变文、话本、俗赋或七言叙事诗。作为一种俗文学文体,词文属于讲唱文学一系的成员,是中古时期配合表演艺术的产物。词文透过表演或仪式性质的不同而与变文、话本、俗赋分疆划界,又通过节律的差异与一般的七言叙事诗形成区别。在题材内容上,词文的叙事需求超过了抒情;在形式上,词文的篇制、节律、韵律、声律、语言等方面皆形成了鲜明特征。词文是一种处于演变初期、尚未成熟的俗文学文体,在发展过程中被鼓词等讲唱文学文体不同程度地吸收或转化。但词文一体业已衍化出了别是一家的文体特质,这在敦煌文献中唯一出现“词文”题名的写本《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中得到了鲜明体现。     

“文天祥督师芜湖说”质疑——安徽地方史丛考之一

近年来介绍芜湖的书中有“文丞相督师芜湖”、“文天祥在芜湖的抗元斗争”之说,但我们却未见过这项史料。关于文天祥生平事迹的记载,主要有下列几种:第一是本人自己的记述,有《指南录》、《指南后录》、《集杜诗》等,都是可靠的材料。其二是正史和杂史的传记,有刘岳中的《文丞相传》、《宋史·文天祥传》、明胡广《文丞相传》。     

《宋史·忠义传》史源考

弄清《宋史·忠义传》的史料来源,是论定其史料价值并据以分析忠义观念变迁的重要前提。《宋史·忠义传》入传人物众多,类型多样,时间跨度大等多种因素,综合决定《宋史·忠义传》史料来源是多源的。大致可分三类:其一,北宋与南宋初期忠义传记之史源多为宋《国史》、《实录》等官修史书。其二,《国史》、《实录》等官修史书无传者,特别是宋蒙(元)战争中涌现出的忠义之士,则据宋人文集、笔记、方志,兼采《文丞相督府忠义传》等宋末私人撰著。其三,采自元人撰述的墓铭、碑记、方志等。     

历史与文学并重 现实与浪漫结合——《平南传》点注说明

本刊2001年第三期刊载的《(平南传)——贵州建省以来的第一部历史小说》一文,介绍了《平南传》一书的故事梗概、创作年代及主要思想,评论了其艺术特色,在社会上有一定反响。近期,获《平南传》传主后裔、旅居台湾的张嘉森先生寄赠他在台湾点注出版的《平南传》一书,附注资料丰富,在征得张嘉森先生的同意后,我们特刊载其点注说明一文,以便广大读者了解贵州第一部历史小说的更多情况,并为研究者提供新的资料。另,题目为本刊所加。     

从洱海图看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生殖崇拜和图腾崇拜

南诏中兴二年(唐昭宗乾宁五年,公元898年),信博士内掌侍酋望忍爽臣张顺、巍山主掌内书金卷赞卫理昌忍爽臣王奉宗等人,根据《巍山起因》、《铁柱(记)》、《西洱河记》、《国史》等古籍,绘制了《南诏图传》及文字卷呈送南诏宫室。洱海图是参照当时的《西洱河记》一书画成的。该图虽然绘制在《南诏图传》的末尾,但它是整个画卷的重要组成部分。《南诏图传》成画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国内外一些研究《南诏图传》的专家学者,还没有对洱海图引起足够重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事。笔者根据历史文献,民族学调查资料和民俗学调查资料,以及考古学资料,撰写此文,对洱海图作一些探讨,以就正于专家。 一、唐、宋时期的洱海图概说 为了研究的方便,首先将唐代张顺、王奉宗等人绘制的《南诏图传》中的洱海图介绍如下:(图一) 西洱河(即大理洱海)中画有雌雄二蛇,     

澳门史研究述评

一、早期中西文献的记载1.《明史·佛朗机传》 十六世纪新航路开通后,西人接踵来华,而有关“西人东来事迹,吾国史书,多述其事,然散出群籍,检寻未易。清初纂修《明史》,尤西堂(侗)任纂外国各传,始采集前人所述,汇归为佛郎机、吕宋、和兰、欧罗巴四传(见《西堂馀集·明史外国传》)。厥后万季野(斯同)以布衣参史局,于西堂旧稿,重加釐定,损益颇多;且易欧罗巴为意大里亚(现存万季野史稿可参考)。王鸿绪《横云山人史稿》取季野之文,而稍点窜其文句,而于史实则无更易。张廷玉主修《明史》,复取王氏《史稿》而删定之,遂成今本《明史》四传,世之谈欧亚交通史者,率     

《诗集传》音释本考

<正>随着朱子《诗集传》在《诗经》学领域一统天下的格局的形成,元人对《诗集传》进行再注释、再研究的著作不断涌现。就注音而言,《诗集传》仅对《诗经》的个别经文做了释音(采用反切、直音、标注声调或叶音等形式),未及《集传》本身文字,于是兼释《诗集传》经、传文读音的音释本应运而生。一作为准音释本,许谦《诗集传名物钞》出现最早,影响最大,并为后来音释本所取材。许谦(1270-1337),字益之,学者称白云先生,金华人,师从金履祥,二人与何基、王柏合称北山四先生。《诗集传名物钞》八卷,《四库全书总目》称     

郑子尹先生年谱(续)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四十一岁。四月,先生之父文清卒。(郑知同《征君行述》)秋,自(?)湾寓宅迁居于子午山之望山堂。(《巢经巢文·迁居纪事》,郑知同《征君行述》)先生自四十以来,自谓已衰(卄人)如六七十岁人。(《巢经巢文》丙午《迁居纪事》) 是年重阳日,莫友芝起程入都,备明年春试。(莫友芝《(?)亭诗》丁未有《九日伯容、子尹相过》,句云:“重阳酒正香”。可证。)过沅州,黄本骥(虎痴)饯之于芙蓉楼。(《(?)亭诗》丙午《芙蓉楼别黄虎痴教谕》) 贺长龄降补河南布政使。(罗汝怀《贺长龄传》) 先生弟子胡长新中举人。(黎庶昌《胡君墓表》)     

严可均辑佚方法初探

严可均是清代的校勘学家、金石学家、辑佚学家,一生所辑佚书共有四十多种,《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以下简称《全文》)七百四十六卷则是其代表作.本文试图就《全文》来探索其辑佚方法.大致说来,有以下几条:(一)缀合法同一段文字散见于几种书,由于种种原因,各处均有脱漏、删节者,可均根据上下文义把它们缀合成一篇.例:《全晋文》卷七十一皇甫谧《让征聘表》,此表原见于《晋书》本传、《艺文类聚》和《太平御览》,各有删节,现转录如下:     

关于《〈辽史·肖常哥传〉补证》的一点看法

《北方文物》1985年第3期上发表的朱子方先生《〈辽史·肖常哥传〉补证》一文(以下简称《补证》),利用近年出土的《肖义墓志铭》(见陈述辑校《全辽文》卷九)与《辽史·肖常哥传》互校、互证,考证出肖义即《辽史》中记载的肖常哥,并改写出《肖常哥传》附后。这在弄清楚《辽史》内“史实错误,缺漏和自相矛盾之处很多”的一些原委上,是一次新的进展和尝试,值得欢迎的。此处仅就《补证》提出一点浅见,以供参考。《补证》云肖常哥“拜永兴宫使,《墓志》未书,足补其缺。按妃生子在寿昌三年三     

清初阿鲁蒙古伊苏特部贵族祖源考述

正北元末期的蒙古伊苏特部作为"阿鲁蒙古"~(1)重要一员,归附清朝后伊苏特部未被设立在外藩蒙古札萨克旗行列,其主体最终被编入满洲八旗。因此,从清代官修文献《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以下简称《王公表传》)及佚名《蒙古黄金史纲》等清代蒙古文史籍中找不到有关伊苏特部诸贵族的信息。反而,《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以下简称《通谱》)、和《八旗通志初集》(以下简称《初集》)等有关八旗的官修文献不仅对其立有较为详细的列传,还对他们及其     

西藏古代的杂技百戏

西藏的杂技百戏历史悠久,在吐蕃时期就广为开展了。当时人们表演的“杂技百戏”技艺,都需要具有高度的身体技巧,并有一些项目逐步演变发展成为西藏的民间体育。至今,仍有不少源于吐蕃时期的“杂技百戏”技艺为人们所喜爱,成为人们健身的主要形式,也是节日庆典中的表演内容。 “杂技百戏”表演最早见于《莲花生传》记载的:“当举行开光之时,魔术家(表演魔术),力士们比赛臂力(即倒立)。”《贤者喜宴》记载,在桑耶寺开光时的杂技表演,译注者黄灏说:“吐蕃人在开光典礼”上的各种杂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