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末反天主教运动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人强占澳门,不久天主教耶稣会士卡纳罗出任澳门第一任主教,从此天主教以之为基点,不断谋求向中国内地的发展。万历十年(1582年),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等经过多方努力,进入广东肇庆,获准在东关天宁寺居住,并开始正式传教。但这并非基督教第一次渗入中国,此前有唐代的景教、元代的也里可温教,而明末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的工作,可以说是东西方两种文化传统的第一次重要的汇聚,     

前后期汉译西书译词的传承与发展——以《智环启蒙塾课初步》（1856年）中的五带名词为例

“热带”是耶稣会士创制的地理学译词,为19世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所继承并传播到日本,最终成为汉字文化圈的标准术语。但是“热带”的传播并非直线性的。因缺少本土知识分子的帮助,19世纪初来到广东的新教传教士没能及时注意到耶稣会士的文化遗产,对于耶稣会士中文着述中的译名也没能加以借监。鸦片战争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来到上海的传教士们,在王韬、李善兰等帮助下,开始积极地吸收耶稣会士的成果。本文对译名在传承、普及过程中的种种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     

明末耶稣会传教士与佛郎机——传教士是侵略者观念的形成

明末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与葡萄牙人(佛郎机)的关系,成为中国人将传教士视为是侵略者的重要原因。由于中国人视葡萄牙人为侵略者,导致传教士来华传教之初竭力掩盖与葡萄牙人的关系。1616年的南京教案,传教士被驱逐到澳门。然徐光启上强兵策,建议明朝军队引入西洋火器,并请传教士与澳门的葡萄牙人担任军事顾问。在传教士重返北京的同时,给中国人留下了传教士与葡萄牙人是同一集团的强烈印象。于是葡萄牙人是侵略者的看法被转移到传教士身上,导致传教士是侵略者的观念形成。     

中西文化的一次对话:清初传教士与《易经》研究

18世纪初期,在传教士内部发生的“礼仪之争”已经演化为清王朝和梵蒂冈所代表的欧洲礼仪文化之间的冲突。康熙为使入华传教士遵守“利玛窦规矩”,重新思考他的宗教政策和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安排法国来华耶稣会士白晋、傅圣泽等在清宫研读中国典籍《易经》,并就白晋等人的《易经》研究与传教士展开对话。这场文化对话,不仅揭示出“礼仪之争”发生后在来华耶稣会士内部出现的矛盾及白晋所代表的“索隐派”的文化倾向,也表现出康熙在“礼仪之争”中对待耶稣会传教士的策略以及对待西方文化与宗教的态度。     

西方汉学的萌芽时期——葡萄牙人对中国的记述

当前,海外中国学(又称汉学)方兴未艾．众所周知,这项国际性的学术研究最早形成于西欧,史界一般认为始自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入华．然而,追根寻源,应该说它萌芽于西方人来到东方之时．葡萄牙是第一个发现通往东方航路,     

中国现存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研究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意大利人,是最早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之一。本文试论他在中国编绘世界地图的过程和地图的刊刻情况,以及目前在中国还可以看到的利氏世界地图。     

卜弥格与明清之际中学的西传

卜弥格是波兰17世纪来华著名的耶稣会传教士,卜氏著述以往研究较少,本文拟对其向西方传播中国文明成就的业绩进行介绍和评论。     

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与中国社会生活的西传——西方人眼里中国人的衣食住行

十三世纪末,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把中国展示给了西方。中国的东方文明是否真如此迷人?由于交通的阻碍,这一疑问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困惑着西方人。三个世纪过去了,随着新航道开辟,西方人纷纷来到中国,其中尤以耶稣会士为多(从1552年至1700年共有十几个国家64名传教士入华传教)。他们在传播宗教的同时,给中国带来了某些自然科学知识;另一方面,他们以亲身所见所闻,把中国进一步描绘给西方,不仅证实了马可·波罗记述的真实性,也进一步较全面地传播了中国文化。中西思想文化交流也就从这里正式开始。 去年,笔者有机会到英国访问,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阅读了16世纪到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写的关于中国的英文书,这是西方人记载中国史的珍贵材料,揭示了中国文化对西方文明的积极影响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丰富内容。 早期传教士来中国,肩负的主要使命是传播宗教。为了传播宗教,他们必须熟悉并认识中国的环境。于是他们来中国后,首先接触到的便是不同于西方、却丰富多采,又十分直观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在他们的著述中,此类记载可谓相当详细。 社会生活包罗万象,本文只就耶稣会传教士笔下中国人衣食住行及某些习俗的西传,作一些介绍和探讨;这对深入研究中西文化的交流,当不无裨益。     

郎世宁和他的历史画、油画作品

一郎世宁,意大利人,原名约瑟·迦斯底里阿纳(Giuseppe Castiglione),一六八八年(清康熙二十七年)生于意大利北部的米兰。郎世宁是他到中国以后所取的汉文姓名。他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由欧洲耶稣会以传教士身份派来中国,到北京后,因     

清代法国耶稣会士在华传教策略

清代是中西文化直接交流的时代,也是西方天主教在中国全面传播的时期,在这个文化大交流中,法国传教士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很久以来,由于外文材料利用方面的种种困难,国内学术界似乎从未对法国传教士进行过专门而系统的研究,对他们所起的作用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笔者有感于此,参考在国外接触到的某些外文资料写成拙文,对法国耶稣会士在华活动的一个侧面──传教策略作一尝试性探讨,希冀能对国内开展对法国传教士的研究有所裨益。（一）关于法国耶稣会士来华,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方天主教事业在华奠基人利玛窦。１６１０年５月,…     

论明清在华耶稣会财务经济

论明清在华耶稣会财务经济康志杰明朝万历十年（１５８２）,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罗明坚来华传教,从而拉开了中西文化交流新的一页。传教士们与中国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等人联手进行科学译著,沟通西学东渐、东学西渐的通道,已传为了佳话;接至汤若望参与修...     

《庞迪我与中国》

《庞迪我与中国》秦海波庞迪我是西班牙耶稣会士迭戈·德潘托哈（ＤｉｅｇｏｄｅＰａｎｔｏｊａ,１５７１－１６１８）的汉语名字,在我国历史文献中亦称庞迪峨或庞迪莪。他１５９７—１６１８年在中国,是早期来华的最重要的西方传教士之一。１９９７年庞迪我抵华４００...     

晚清西学约议

一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学术文化逐渐深入中国,被称为“西学”。然而西学的传入和这一名词的使用,却早在明清间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之时。 耶稣会士来华是为了传播天主教,但也带来了一些西方自然科学技术。他们在华期间,陆续撰译了一批书籍。徐宗泽据上海     

近年来传教士与西画东渐研究评述

近年来传教士与西画东渐研究评述莫小也东西方美术交流起自于汉代，而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在将文艺复兴后的西方绘画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曾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八十年代以来，对于１６世纪末至１８世纪耶稣会士及其他传教士利用美术作品进行宗教宣传活动，并由此产...     

明末清初福建留学生与中西文化交流

<正>明末清初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入华传教后,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这些传教士,多是颇有学问的人文学者或自然科学家,他们在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传入中国的同时,也把中国古老的文明带回西方,中国传统文化对欧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西学东渐的同时,东学也开始西传。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传教士为了培养中国的传教人员,同时也为了让中国人更多地了解西方,开始介绍一些年轻的中国人到欧洲留学,以便他们学     

法国传教士文献所见康熙年间带往中国的器具

法国传教士档案中,有清康熙时期(1662-1722)关于安菲特里特号(Amphitrite)航行之前被带到或发送到中国物品的数据。安菲特利特号是第一艘到达中国的法国船,分别于1698年和1701年停靠在广州。为了尽可能准确地识别所提供的物品,本文研究了耶稣会神父洪若(1643-1710)从中国寄给法国的一系列信件,信件列出了可能有利于建立传教士的艺术和科学物品的清单,并注意到发明者、供货商和制造者的签名,说明中法间这种科学和艺术创新的氛围是互动的。     

艾儒略与中国近代教育

16世纪中期以来,伴随着第一波"西学东渐"的浪潮,西方教育开始传入中国,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主体,艾儒略等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类体系与课程设置体系传入中国。以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学为代表的西方科学方法论也在明清知识阶层中得到传播。本文以艾儒略所著《西学凡》、《职方外纪》等书为中心来探讨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教育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     

法国园林国王的纪念碑

17世纪末期,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了第一批耶稣会传教士到中国。Louis le Comte便是其中之一,他有一个更好记的中文名字：李明。很快。李明发现了中法在城市和花园上的不同——在法国,城市是曲折的,花园是方正整齐的：而中国恰恰相反,城市方正而花园曲折。     

传教士中医观的变迁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入华,中西医术相遇。最初,耶稣会士尚能对中医平等视之,但此后评价日渐走低。鸦片战争后,教会医院兴起,医学传教士广泛批评中医医理,轻视中医业者,普遍质疑中医的价值。民国后,教会大学医学院为传教士深入研究中医提供了条件,中国西医对中医的介绍也纠正不少传教士对中医典籍的误读。尤其是一些医学传教士因在华日久并与中医同究医道,在互动中渐以"同情的眼光"认识中医理论、诊疗经验和中药的价值,开了西人理解和利用中医药的先例。     

明清传教士对《山海经》的解读

晚明前清时期在华耶稣会士作品中有关《山海经》的零星内容反映出这些欧洲传教士与时代变局相关的心态变化。从16世纪到18世纪,欧洲的地理类作品随着其世界观念的更新而从传说与实证并存向实证性内容居主导转变,礼仪之争使在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从针对中国人的迎合向针对欧洲人的特别宣传转变。受这两种变化驱使,传教士看待《山海经》时从认可和吸收变为轻蔑与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