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三统循环”说

董仲舒的“三统循环”说许殿才＂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董仲舒理论学说的纲领。它反映了董仲舒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更道出了他对天人合一的永恒宇宙秩序的贯通理解。既然天国的秩序是永恒的,那么由天所规定的历史演化程序、统治政策、人伦准则等在本质...     

汉以前的“春秋决狱”研究简

学界一般认为,“春秋决狱”开始于汉代,董仲舒是始作俑者.本文在深入研究后,提出这一现象在汉代以前就已经存在,并对此作了细致论证.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董仲舒并不是“春秋决狱”的第一人.     

广信期——广府文化“汉化定型”的首要阶段

1.汉朝的鼎盛,无疑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文化第一次大碰撞而激活出来的。《汉书&;#183;五行志》中称：“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寥寥几行字,概括了“汉兴”的思想进程。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是这一进程的结果。由是带来了几百年的稳定与发展。     

董仲舒墓址辨惑

关于董仲舒的墓址问题 ,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在这篇文章中 ,作者根据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 ,否定了“西安交通大学董墓”说和“和平门城内董墓”说 ,肯定了董仲舒陪葬茂陵的说法     

“战国土地买卖”辩

持战国土地买卖说的同志,依据有二:(1)《汉书·食货志》引董仲舒的话说:商鞅变法“除井田,民得买卖”。(2)《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赵括“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其实,这两条史料都不足为据。 《汉书·食货志》虽然引用了董仲舒说商鞅“除井田,民得买卖”的话。但《战国策》、《史记》却只说商鞅“决裂阡陌,教民耕战”、“各以差次名田宅”,根本没有土地买卖之词,就连班固本人,在同书中,也只是讲商鞅“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同样不提土地买卖之事。再拿云梦秦简来看,其中“顷畔”、“盗徙     

汉代公羊学传授考

《春秋公羊传》在西汉时代是个显学。名人有董仲舒和胡母生及其弟子公孙弘。董仲舒三对策受汉武帝赏识而被任为江都相,并著《春秋繁露》流传于世,成为“儒者宗”。胡母生与董仲舒同业,治《公羊春秋》,又都是汉景帝时的博土。董仲舒还“著书称其德”,敬佩他的品德。他因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孙弘亦颇受焉。”(《汉书·儒林传》)齐地讲授《春秋》的学者都以胡母生为宗师,即现在听说的学界泰斗。     

董仲舒人性论再认识

董仲舒将“人性”范畴界定为人的自然性,但这种自然性不同于庄子的“自然性”,董仲舒把儒家伦理价值观念也论证为人的自然本性。善恶等人伦观念作为一种莱布尼茨意义上的“预定和谐”先在性地包容于人性范畴中,而后又展现于每个人的本性之中。因此,将董仲舒的人性论概括为“天赋善恶论”,似乎更符合其原意。重视人的自我创造性与自我超越性,是中国古代人性理论一大特点,而这一点又恰恰正是中西人性学说的会通之处。     

《论衡·刺孟》所“刺”

孟子是孔儒的杰出再传,但真正荣光孔儒的则是西汉醇儒董仲舒。他的别出心裁的“天人三策”,赢得的效果是汉武帝接受儒家独尊、百家罢黜的建议。皇帝的绝对权势,铸定了儒术的绝对地位和绝对价值——“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汉书·董仲舒传》。绝对真理化身的儒术,既应当独擅布道之神坛,更需要主宰经国之大业。以儒为政的最佳方案无过于以儒为官。“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汉武帝率先垂范,滥筋明经取土,设太学,立博士,课对策…··于新旧老少孔儒学人脚下展拓条条通往魏闭庙堂的罗马大道（“自武帝立五经博土,开弟子员,设科射…     

“罢黜百家”语出何人

“罢黜百家”语出何人陈业新每提及“罢黜百家”,人们便自然想到其对应的概念：“独尊儒术”。许多人根据董仲舒的对策：“《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     

读张秋升《天人纠葛与历史运演——西汉儒家历史观的现代诠释》

历史观是史学史研究必须探讨的一个论题 ,作为奠定我国封建社会基本模式的西汉王朝 ,这一时期的历史观也颇具封建社会历史观的模式意义。从梁启超开始 ,百余年来 ,学界对此论题非常关注 ,经过学人们的努力 ,这个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无疑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如长期以来的有关研究大多只注意司马迁和董仲舒两人 ,对西汉其他不太著名的人物研究就显得相当薄弱 ,虽然某个人物的历史观研究已经达成共识 ,许多人物 ,如陆贾、刘向、扬雄等人的历史观尚待深入研究 ;一些问题 ,如司马迁“天人关系”到底指什么 ,董仲舒之“道”是变还是“不变”等…     

汉代祥瑞文化与“天人感应”说之关系

本文通过《西狭颂》的《五瑞图》、《石门颂》的颂辞,结合《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1949年以来的考古发掘资料,梳理了汉代祥瑞文化的大致种类,认为汉代盛行祥瑞文化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当然与统治阶级大力提倡也分不开。而董仲舒宣扬符命祥瑞、灾异谴告等理论,其目的完全在于为封建主义的等级制度和道德规范的合理性进行论证,从而混淆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界限。     

睡虎地秦简中“泛藓”及公车司马猎律新解

云梦睡虎地秦简《公车司马猎律》中有“泛藓”一词,秦简整理小组释为“弃掉肉饵”,这一解释与古代田猎的实际情况有诸多不合之处。本文认为,“泛”应读为“汎”,为盘曲之意;“藓”应读为“鲜”,为小山之意。这样,对律文就有了新的理解。     

萧何“作律九章”说质疑

自从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相国萧何……作律九章”以后,汉代“九章律”的存在几乎成了不可更移的定论。但是,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发现,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的出土,使我们有理由对萧何“作律九章”说的真实性提出质疑。遗憾的是,尽管《二年律令》本身已明确对“九章律”提出疑问,但人们总是想办法去对二者的矛盾做出解释,而不去怀疑所谓“九章律”本身的问题。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质疑“九章律”的真实性问题,以求教于方家。一关于萧何“作律九章”诸说检讨西汉初年,萧何遵高祖之命次定律令,奠定了…     

司马迁与董仲舒

董仲舒是西汉《春秋》公羊学大师,司马迁曾闻道于董仲舒。拙文仅就司马迁和董仲舒二人思想的承续及区别,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以礼说《春秋》”实发于司马迁清代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通论》四《春秋》的《论董子之学最醇,微言大义存于董子之书,不必惊为非常异义》一节,引述《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回答壶遂提出的“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这一问题时的内容后,评论说:“案太史公述所闻于董生者。微言大义,兼而有之。以礼说《春秋》,尤为人所未发。”并且说“董子所谓礼义之大宗,     

汉画中“捞鼎”的社会意义及其生死象征

汉画像石中的“捞鼎”图像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重要的意义,它不仅表现的是王权的更迭,更是两汉时期社会信仰意识的集中体现。画像中“鼎”的捞起与失落这一过程反映了生命的意义,具有灵魂重生和生命复出的隐喻。捞鼎画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汉代民间的宗教信仰以及汉人的生死观。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与祖国的统一大业

董仲舒,河北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广川镇)人,约生于公元前179年,死于公元前104年。一生主要活动时间在汉景帝和汉武帝在位之际。董仲舒在青少年时代就以好学不倦闻名,且为人廉洁正直,以学《春秋》闻名。汉景帝时为“春秋公羊学”博士。以教授弟子为业,并刻苦研究学问,史称“三年不窥园”。     

唐代“士大夫”的特色及其变化——以两《唐书》用词为中心

本文从两《唐书》中“士大夫”一词的使用及其意义入手,认为“士大夫”一词在唐初多指门阀士族,后来主要指称“熟诗书、明礼律”的官员。士大夫在唐代并没有形成一个有固定特色的阶级。社会对他们还没有比较统一的认识和要求。社会舆论的主要担当者是“士君子”。到宋代,“士大夫”不再指门阀士族,甚而成了士族的对立面。宋代的“士大夫”具备了唐代“士君子”所具有的操守和左右舆论的能力,成为一个成熟的有自己固定特质的阶级。     

《唐律疏议》结构及书名辨析

唐永徽三年为“律”制订的“义疏”系解释和说明律文及注文的 ,疏的内容分为职能不同的“议”及“问答”两种形式。义疏制订后 ,律及疏统称为《律疏》。《律疏》一书到宋代逐渐被称为《唐律疏义》 ,尚与“义疏”原义及唐时解经传统相符。至清代则趋向称《唐律疏议》 ,盖时人见“疏”下有“议曰”字样而牵强名之 ,实脱离了唐“义疏”之本义     

论董仲舒天人宇宙图式对中国封建社会传统道德的影响

董仲舒是我国西汉时期著名的儒学家、思想家、哲学家。他将汉代以前的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思想继承和发扬,形成新的汉代儒学体系,这也是董仲舒的天人宇宙图式。它将天地人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其特殊的“三纲五常”道德哲学原理、德主刑辅的封建法律秩序,对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道德思想影响深远。     

略论董仲舒"天"的哲学层面及其构建动因

董仲舒 (前 179—前 10 4年 ) ,广川人 (今河北省枣强县人 ) ,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的贡献在于在一个需要哲学指导的时代 ,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 ,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形态的思想体系 ,并且成为西汉中央集权政治的指导思想 ,也对以后整个封建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局面的形成 ,不只是由于它符合巩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 ,也不只是由于有政治权力的支持 ,主要在于它本身是建立于中国传统宗法伦理之上的一个较为严密的哲学体系。天本体论是董仲舒哲学中最重要的命题。一　天的哲学内涵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