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顾颉刚学术价值观的转向及与经世致用观的离合

民国时期顾颉刚的学术价值观经历了两次重要转向,与传统经世致用观有较复杂的离合关系,在中国现代史家中最具典型性。顾颉刚早年接受传统经世观和梁启超等今文家的经世思想,赋予经世致用论诸多新内涵;后受章太炎等古文家学术价值观影响,主张为学只当求真而不问致用,其学术价值观具有二元性。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接受实用主义价值观,既强调学术旨在求真而非致用,主张保持学术的独立性;又认为学术有间接之用和无用之用,对史学的社会功用多有阐述。三四十年代,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加剧使顾颉刚回归经世致用之学,他致力边疆史地研究和大众文化普及,以服务救亡图存的抗日大业。可见,顾颉刚不同时期对传统经世致用观,或是继承中有批判,或是批判中有继承,却始终没有悖离它。究其根源,在于儒家经国济世传统和实践理性精神在顾颉刚学术价值观的历史阐释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顾颉刚的史学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顾颉刚的史学思想较战前有明显的发展和变化。从重史料转变为辩证地看待史料与史观的关系,由重“求真”到尝试求真与致用二者的结合;打破了在古史研究中只“破坏”的原则,开始整理古史系统;其重视通俗读物的思想也发展到了寻求专门研究和普及学术结合。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使顾颉刚的史学思想更为开阔、丰富和成熟了。     

论史学价值观与历史教育

史学价值观是人们对史学价值及其实现方式的认识。中国古代的史学价值观以资治、教化、畜德、明智为主要内容,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标,并形成了以"不隐"为原则、以"书法"为追求、以史经世的史学价值实现模式。这使古代史家普遍具有历史教育的自觉意识,并成为历史教育主体。从清末开始,中国史家从内容、目标、方式等方面对古代史学价值观进行了更新与改造,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现代史学价值观。新历史考据学派重考据轻致用,以"求是"为目标,以学用分割为特点;马克思主义学派注重"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战国策派等重视史学的社会效用,以学用统一为特点。史学价值观的分歧反映出史家对求真与致用的不同价值取向,并决定了他们对历史教育的态度。主求真者对历史教育态度消极,坚持历史学术与历史教育的二分法,造成了史学小众化,使史家在历史教育中缺位;主致用者为各自目的积极投入历史教育,推动了史学大众化和通俗化,但也存在以用害史的弊端。为推动历史教育健康发展,史家应成为历史教育主体,坚持求真与致用的统一,并摒弃精英意识,树立大众意识。     

论李维的求真思想

李维的名世之作《建城以来史》,对于研究罗马历史具有重要价值。李维撰史既追求史事之真,对史事进行真假判断,也追求史事价值之真,对史事进行定性的判断。这两种判断既有相合之处,也有相分之处。以罗马传统道德为准绳的价值判断有时被置于真假判断之上。李维求真思想存在的两种判断,融合了希腊化时期史学和罗马传统史学的特点,反映了史家对求真和致用关系的深刻认识。     

学术与政治:“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与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围绕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展开的论辩,与泰国改国名造成中国西南边疆的危机感紧密相关。傅斯年、顾颉刚鉴于当时背景,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内部不应再析出什么"民族"及使用"民族"一词,也不要以各"民族"之名做研究,以免造成分离危机。费孝通和一些南方学者从民族学的学科立场出发,坚持"中华民族"应该包括西南边疆诸族,民族研究不会弱化各族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还有益于民族政策的制定,学术与政治可以有机合一。     

顾颉刚的“求真”与“致用”

正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化,传统士人也向着现代知识分子转型。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认为,"与梁启超、胡适一类‘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学者对比,顾颉刚无疑是一位纯学人"。但在近代政治环境极其复杂的大背景下,顾颉刚作为一个有着巨大社会声望的学人,他个人的命运无疑与整个民族的命运相关联,他的学术始终面临着"致用"的要求。     

1930年前后顾颉刚学术理念的变与不变

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说,致力于打破旧有上古史系统。1930年,发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之文,有的学者据此认为顾颉刚的学术宗旨已经改变,这是不正确的。顾颉刚研讨汉代的政治和历史观念,是他整个古史探研计划的组成部分。顾颉刚一直关注文献中的"古史观念"。他应对考古学及社会史研究的一些进展,而提出学术上各有"分工"之说,在治史活动中做出自我说明和某些调整,但其根本学术理念并未因此改变。我们不应把学术界关注视角的转变,也视为顾颉刚学术理念的转变。     

“始善终隙”:顾颉刚与胡适关系再审视

顾颉刚与胡适在学术上结缘,与当时中国学制转型密切相关。20世纪20年代前期,他们在学术事业上相得益彰。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们首先在治学理念上出现分歧,后才发生古史分歧。1930年前后,中国古史学、考古学的发展,造成了胡适古史观转变,使得二人发生了诸多古史分歧。但其中两次公开争辩,则带有各自的主观动机。1930年后,二人渐行渐远。其间,傅斯年的阴影和担心胡、顾关系破裂的危机感,始终困扰着顾颉刚。1949年分别时,疏远已成事实。在政治运动中,顾颉刚最初只为澄清"疏远"的事实,而随后的政治压力与学术思想的变化,则使他对胡适逐渐淡漠。但是,不能确知胡适由"善"转"隙"的原委,成了他晚年的一个心结。     

“新史学”视域中的缪凤林学术——兼与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之比较

缪凤林初期治学对西方诸多史家呈现出兼收并蓄的学术状态:史学"求真"中有美国伍德布里奇、伯恩斯,英国牛津学派鲍威尔的论述;史学"致用"里有"实用主义"大师詹姆士的主张;史学方法中对史料的审查又有兰克的身影;而史学重归纳与演绎的方法特征又有杜威的源头。但是在这驳杂的史学讨论中,缪氏如梁启超一样经历着不同的变化:历史为科学、寻求历史发展的律则、重视归纳、演绎等思想多有表露;而随后一改初论,主"科学求同,史学求异",历史要在追求"相关相异"的个性中获得真实。在这种转换中既有西方学术的影响,也更多的承接了中国史学中"史职求真"、经世致用的传统特性,取、守之间对其一生治学影响深远。     

一部求真、求实的学术人物传记——《顾颉刚评传》读后

一部求真、求实的学术人物传记——《顾颉刚评传》读后钱宗范一套中国近代国学大师丛书,作为国家“八五”规划的重点图书,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了。这是九十年代我国学术文化建设上的一件大事。近读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出版的该丛书中的《顾颉刚评传》,使人亲切,令...     

《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与顾颉刚的史学思想

从1923年至今,《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经历了出版、被禁、再版的曲折历程,共有三个版本。九十多年来《本国史》的三个版本和该书涉及的两个"案中案",贯彻了"成一家之著述"的编纂宗旨。编写《本国史》不但是催生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重要契机,而且还是顾颉刚第一次对中国历史的全盘整理,培养并发展了他的史学通识,"教科书风波"则直接推动了顾颉刚"考辨古史"体系的建立。《本国史》的价值不仅在于历史教科知识的普及,更深远的是它在中国现代史学史的学术地位与持续影响。     

论朱绪曾的文献学成就——以《开有益斋读书志》为例

晚清学人朱绪曾,砥砺学术,一生不缀,在文献学领域卓有创获,其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成就尤为突出,以现实社会的需要视为学术探究的动力,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力倡求真求实的致用之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时代的学术脉络。     

从《上游集》看抗战时期顾颉刚的学术活动及思想

本文从民族复兴思想对顾颉刚学术思想的影响和顾颉刚整理古籍的计划和实践、探索史学普及和学术通俗化之路、重视边疆学术研究和考察四个方面梳理了《上游集》反映出的抗战时期顾颉刚的主要学术活动及思想,揭示了这些学术活动背后隐含的顾颉刚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关切之情。     

从“新国风”到“歌谣学”——顾颉刚吴歌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作为民国新知识界"眼光向下的革命"的重要成果,顾颉刚的吴歌研究历来被视为歌谣运动中的学术经典。顾颉刚的吴歌研究勾勒出从歌谣采集、整理到研究、实践的完整图景,因此得以呈现出这一学术形态的内部逻辑及其限度。民国新知识界在以民间歌谣重构新文化的同时,歌谣亦反过来被这种新文化的想象所界定。在"学术"与"运动"交叠的脉络中进入学术版图的民间文学,肇始之初即蕴含着"民间"与"民族"的双重面向,两者的互动与张力则构成早期歌谣学与民俗学实践的话语动力。在学术史的视野下重新反思顾颉刚的吴歌研究,不仅可以深化对顾颉刚民俗研究本身的理解,而且能够为民国歌谣学乃至民俗学史的讨论提供新的线索。     

民族主义与国际认同之间--以刘师培的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为例

清朝末年,中国人种、文明自西而来的说法颇为流行,博得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知名学者与思想家的推崇。作为国粹派的主将,刘师培能够接受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的影响,承认以华夏族为代表的中国人种、文明自西方巴比伦而来,显然基于多方面因素。政治上,此说有助于作为激进民族主义者的刘师培以及国粹派中人实现他们排满复汉的奋斗目标。学术上,此说与他们“借西学证明中学”,从而使国粹获得一种相对普遍的价值的主张相吻合。究其实,这反映出他们的一种两全心态——保持民族特性的同时获得国际认同。不过,两全心态同时也带来了两难困境。因为在民族主义与国际认同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紧张关系,不易两全。刘师培等人1907年后放弃此说,就在于他们无力从这种困境中解脱出来。     

“五四”前后的罗家伦与顾颉刚

正罗家伦与顾颉刚相识于"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1916年夏,北京大学在上海招考新生,24岁的顾颉刚报名应试,随即被录取。他于秋天负笈北上,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与他同年入学的还有傅斯年。1917年秋,毕业于复旦公学的罗家伦通过北大的新生考试,于这一年秋升入北京大学,主修外国文学。     

我看“古史辨”

今年是古史辨运动一百周年。一百年前，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犹如石破天惊，揭开了一个新的学术时代的序幕，造就了一场具有革命意义的学术运动。百年间，对于顾颉刚和古史辨运动，学界是之非之，毁之誉之，围绕它的论辩早已超越了顾颉刚辨伪古史的初衷，在对待它的态度上，折射出政治时代的几经转圜。今天，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如何看待古史辨运动的学术遗产，这场学术运动的精神特质是什么，应该从什么样的学术层次上进行反思和总结，当代中国史学应该有所回应。本刊特邀请站在学术前沿的几位学者就此问题发表评论，他们从认识论、方法论等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以期得到学界的呼应。本刊真诚地期待学界同仁惠赐大作，参与讨论，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当代史学的健康发展。     

浅析清季民初历史教科书中的清史叙述

作为历史教育的主要工具,历史教科书在清季开始登上教育和学术舞台。当时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对清朝历史的叙述,大体是基于"本朝史"的书写框架;进入民国后,历史教科书的基本内容虽然短时期内未做大的变动,但基于民国的共和立场书写清朝历史则成为教科书编者的共识,一些基本的价值判断发生巨变。本文从书写原则、书写策略等方面,以及民族、国家认同等视角,对清季民初之时历史教科书中的清史叙述进行分析,以期为历史学如何求真与致用,提供一个典型案例。进而思考这样的清史叙述如何影响甚至规范此后的清史研究脉络、走向等重要学术问题。     

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思想与胡适的学术影响

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对封建古史观念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批判,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思想,深受胡适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影响.     

论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的融合——由钱穆对“科学派”的批评展开

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立足于民族主义的立场,批评以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为代表的“科学派”所为,乃一种追求纯粹客观却不关现实亦无意义的史学研究。钱穆只看到此派科学主义史学的一面而忽视了其民族主义史学的一面,因而其所谓“科学派”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说法,不是一个完整的判断。同时,钱穆忽视了科学主义史学的价值与意义,亦未正视他自己在治史早期追随“科学派”时表现出来的科学主义倾向。基于历时性考察,作为现代性观念在历史学中的两种不同表现,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是融合共存于钱穆与“科学派”的著作中的。从这种融合的视角看,钱穆与被其批评的“科学派”在治史理念上同属现代史学的范畴,皆强调史学研究目标之致用与求真的结合,二者在史学思想上“大同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