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与革命:近代以来秋瑾形象转换的考察(1907—1945)

秋瑾就义后,在清末社会舆论的推动下,以"男女革命"的无辜受害者的形象出现;辛亥革命成功之后,革命党及后来的国民党为其构建了"革命先烈"的政治形象;抗战爆发以后,为了动员全国妇女投身抗战,秋瑾以"女革命家"的政治符号出现在国民党领导的妇女运动之中。秋瑾的形象转换主要受当时政治形势、社会舆论及文学作品等影响,其中政治因素是决定性的。     

近代广东台湾人小史(1895～1945)

引言 本文主要利用北京图书馆所藏1945年日本投降后留在大陆的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馆档案中大量的有关史料,特别是日本居留民会和民团的史料,对这一历史作一初步探讨,以期引起进一步的研究。限于篇幅,在此只能略述大要。应当指出的是:台湾总督府和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馆在日本利用台湾人侵略广东的历史上占有主要的地位,他们留下了大量的史料。台湾     

日本人在中国的墓地(1871—1945)

近代日本人旅居中国者甚众,死者一般依约葬于各地。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特别是1931年以后,日军在中国战死数十万,为收容遗骨,合祭其圣战英灵,日军在占领区广建忠灵塔、英魂碑以及神社等设施。战后,日本发起释放战犯运动,赴海外搜集战死者遗骨,并将14名A级战犯供奉于靖国神社。此种肯定及美化侵略战争的行径,遭到中国政府及人民的强烈反对。     

浴火重生:《纽约时报》中国抗战观察记(1937—1945)

正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百种重点图书选题"之一编者:郑曦原译者:众志愿者出版年月:2016年8月定价:79.00元内容简介《浴火重生:(纽约时报)中国抗战观察记(1937-1945)》为"《纽约时报》中国观察记"系列之一,系《纽约时报》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间对华报道选编。入选本书的《纽约时报》220多篇出自西方记者的报道,不仅反映了八年抗战的战争状况,也反映了当时中     

中国抗战与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1941—1945)

中国全面抗日战争期间的日本对华政策,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妄图全面灭亡中国的政策。但是,历史的发展总是同侵略者的愿望相反,中国人民以血肉之躯英勇抗战,极大地影响和制约着日本对华政策的实施,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全面灭亡中国的妄想,为打败日本法西斯,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跨文化融合:中国近代教堂艺术的本土化嬗变

中国近代教堂艺术的本土化嬗变,主要表现在建筑传统、民俗文化等对外来教堂建筑坐向、装饰与形式等方面。中国近代基督教教堂艺术的本土化嬗变,绝不仅仅是形式的变化,本质上是异质文化相互融合的必然结果。不同文化的融合取决于当地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有目的有取舍的吸收,即能为我所用的自觉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现实生活、中国乡土民俗,必然要对外来的基督教文化和教堂艺术产生一定的影响。     

日本在中国东北移民的农业经营(1905—1945)

日本自1905 年日俄战争以后即开始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他们大多在“满铁附属地”或关东州内经营水田,也有的经营旱田。一般将土地出租给当地中国或朝鲜农民耕种,也有的雇佣当地农民耕种。日本殖民统治当局还进行了建立集体移民村的试验,但并未取得他们预期的效果。九一八事变以后,在关东军的推动下,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成为日本的国策。到1945 年日本投降为止,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农业移民总数约27万人。在日伪政府的支持下,侵占了中国农民的大量耕地,其农业经营也是建立在大量雇佣当地中国农民或向他们出租土地的基础之上的。日本移民并未给这一地区带来更为先进的耕作技术或耕作方式,反而给当地中国农民带来深重灾难;而且由于其家庭开支较大,经济状况并未达到日伪当局的理想,并不能作为自耕农在这些地区定居下来     

蒋介石与战后学潮(1945—1949)

战后频发的学潮集中暴露出国民政府在外交、经济、地方管制等领域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作为执政者的蒋介石,其学潮应对却是无解的困局。首先,蒋难以有效控制党内各级干部,甚或各派系为争权夺利主动参与乃至组织学潮,蒋受主客观环境困扰,无法有效消除派系政治的破坏性影响。同时,蒋学潮认知思维模式固化,过于强调中共的领导作用,忽视了学生合理诉求与党内弊端。而蒋在处理各类学潮的过程中,没有清晰的应对策略,往往在制裁与疏导、纵容与压制之间犹豫不决,国民政府在各地连续不断的学生抗议声中迈向崩溃的边缘。     

傀儡之军:汪伪政府海军述论(1940—1945)

汪伪政府成立初期,即积极筹划伪海军建设。在中央设海军部,同时在地方相继成立南京、威海卫、广州要港司令部和汉口基地部。本文在汪伪海军机构、军官群体、舰队实力、海军学校与伪海军接收等方面进行了考证,旨在厘清汪伪海军的兴亡历程。汪伪海军配合日军扫荡和维持日战区治安,事实上是日本海军附设的一个庞大的水上武装警察特务部队。汪伪海军为虎作伥,使中国人民倍受劫难。     

援史入志:东北方志纂修考略(1911—1945)

晚清以降,西学东渐之势尤烈。随着西方史学理论传入中国,传统史学开始向新史学转型。编纂方志受到新史学思潮的影响,表现在借鉴新史学理论并应用到方志纂修中,致使志书编纂宗旨、体例、理论及方法等在传统方志学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对后世影响深远。探讨1911—1945年间东北方志纂修情况,有助于推动东北方志学研究,并为今后方志纂修提供借鉴与启迪。     

若即若离:战后中朝两党关系的初步形成(1945—1950)

从1945年战争结束到1948年朝鲜建国和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与北朝鲜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双方在革命政权建立过程中的相互帮助,朝鲜为中共在东北与国民党的作战提供了各种物质援助,而中共则为朝鲜的建设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干部。此期中共与朝鲜的关系集中在东北地区,而生活在那里的朝鲜人属跨界民族,多数人的国籍尚未确定,从而使双方的革命不得不面对民族认同的纠葛。随着东北地方政权的建立,中共开始从国家关系和国民属性的角度考虑并处理中国的朝鲜民族问题,但是总体思路仍然没有摆脱世界革命的框架。     

战后中国的大学校长与大学困境:吴有训在中央大学之进退(1945—1948)

吴有训作为无政治背景的纯学者,于抗战胜利前夕接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在学校复员问题、派系问题和战后学生运动等多方因素作用下,在此后近三年时间内,吴有训在中央大学数次提出辞职,造成极大的校政危机,并对校内的政治生态造成影响。吴有训在中央大学的进退经历,折射出战后中国动荡政局中大学生存和发展的困境,并昭示着此时期"学术自由"的艰难。     

战时新疆驿运研究(1937—1945)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新疆迅速成为转运苏联援华物资的主要孔道之一,其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凸显。为配合盟国军援及中央物资外援的顺利进行,驿运在新疆得到复兴和发展。新疆驿运伴随着时局的变化,虽经历多次机构变迁,却仍能创造可观的绩效。通过对新疆驿运在战时曲折发展历程的研究,折射出新疆地方政府与中央的互动博弈,有助于加深对新疆抗战史和战时交通运输的认识。     

中国近代美学百年发展线索(1840—1949)

目前我国美学界关于中国美学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古代美学和当代美学之上,而对于近代美学的系统研究却甚少,这无疑是美学研究的一个缺陷。虽然自鸦斤战争以来的中国美学研究没有能够形成象古典美学或西方近代康德、黑格尔美学那样完备的思想体系,但它却具有完全不同于古典美学的崭新面貌。中国近代的     

战时情报局与美国对华政策(1942—1945)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总统为了加强美国政府对战时舆论的控制,于1942年6月成立战时情报局,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反法西斯宣传、对敌心理战和情报搜集工作。到1945年8月杜鲁门总统解散该机构,战时情报局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对中国抗战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报道,为弘扬中国人民抗战精神、提振抗日军民战斗意志、巩固同盟国家战时关系做出了巨大贡献。战时情报局对中国抗战的宣传方针,尤其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武装的态度,直接反映了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走向,揭示了美国远东外交战略的实质。     

盟友之争:战后中美接收日舰的折冲(1945—1947)

抗战胜利后,盟国预商接收敌产的若干事宜即将付诸实施。1945年10月底,美国代表同盟国施压国民政府,要求美、苏、英与中国共分日舰。这与中方呈交美国"对日舰全面接收以弥补战争损失"的方案截然相悖。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为此展开与美国的数次角力,试图填补海上力量空白、抢占受降先机以期独大;美国势必维系由其主导、势力均等的在华模式,因而形成盟友连番对峙的诡谲格局。蒋苦心筹谋,但仍绕不过美国支持的大前提,最终的"抽签分配"与此前初衷已相去甚远。在这场主动开局、被动定盘的博弈背后,是蒋、美对构建战后亚洲新秩序的巨大分歧,亦揭露国民政府倚仗对美外交逐渐中空的残酷事实。     

近代旅日闽侨与侨乡联系探究(1840-1945)

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和不同的区域,华侨与侨乡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联系状况。基于普通华侨社会生活史的角度,考察了近代旅日闽侨与侨乡的多元联系及其演变形态,认为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普通华侨,与侨乡社会保持了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逐渐成为侨乡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拓展了侨乡社会的外部发展空间,倡导今后运用历史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探寻其联系的不同方式及其影响,以期拓展日本华侨史研究的学术视野,深化对侨乡社会文化变迁的认识。     

武汉:中国近代工业的重要发祥地(四)——武汉近代工业技术的兴起及其特征

正近代武汉是一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过渡性社会,它同时存在着多种社会经济形态,如外国资本、官办资本及民营资本。这三种资本各有其自身的特点及发展规律,彼此之间也相互联系和影响,加上它们又各自受到内外历史背景的影响,从而形成三种资本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对武汉近代工业产生直接的影响,进而影响到近代工业技术的发展。外资工厂工业技术武汉最早接受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洗礼,是以1861年汉口开埠为标志的。1873     

殖民权力与医疗空间:香港东华三院中西医服务变迁(1894—1945)

作为香港东华三院的前身,创建于1870年的东华医院最初是一家由当地华人领袖创办的以中医药为唯一治疗方法的中医医院。在殖民权力的干预下,香港东华三院经历了从传统中医空间向现代西医空间的转变过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就其留医服务来说,东华三院更是成为以西医药为唯一治疗方法的西医医院。东华三院医疗空间性质的转变具有相当明显的象征意义,它不仅体现了西方医学的扩张性与殖民权力的强制性,而且还标志着西方医学科学性与优越性的话语论述及其实际治疗效果逐渐为香港华人社会所认可和接受。正是如此,以中医药为创院原则的东华三院却成为近代香港西方医学传播与实践的重要空间。这一转变背后体现了不同权力关系的消长。     

战后国民党党媒企业化变革述论(1945—1949)

抗战末期,国民党中央以"壮大党报实力"、"巩固本党新闻事业之基础"为名,决定推行党媒企业化变革,但对党媒经营管理制度的改造并非单纯的经济变革,而是行宪政制变革中的一环,它的发生与发展既有宪政的要求,又有政争的目的。从结果看,一些党媒通过企业化变革成立了股份公司,甚至取得了经济独立,但这些成就的获得仍然离不开政策扶持。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此种在党政扶持、推动下的党媒企业化变革,实际上是行政权力对经济运行的深层介入,不仅难以解决党媒的深层困境,并将为腐败滋生提供新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