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清末三次新政的教育改革

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清末新政是近代中国历时近半个世纪的三次变革。它们之间虽然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但它们的根本性质是相同的,在实践上也是相继的,涉及的范围也是广泛的。其中三次新政对教育的改革折射出三次新政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三个阶段。     

关于“江楚会奏三折”中的人才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接二连三的经历了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庚申之变．这给垂死挣扎的腐朽清王朝来说,无疑是雪上添霜。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清朝统治者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0年1月29日)发布上谕,称“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     

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三个面向”教育思想的新时代内涵

正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引发的工业、产业乃至社会等的重大变革,给教育领域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改变了传统教育的存在形态、运作模式和社会支持系统。这一变革既凸显了邓小平"三个面向"教育思想的远见卓识,也赋予了"三个面向"教育思想新的时代内涵和内在逻辑。新的时代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深化教育要"面向现代化"的认识,教育现代化不仅是指硬件设施现代化,更强调教育观念的现代化。第二,从"全球胜任力"的角度进一步深化对教育要"面向世界"的认识,深入思考如何真正利用国际化的力量推进中国教育的     

第三次包产到户与“四清”运动

60年代的“四清”运动可谓成因复杂。本文试图从第三次包产到户的角度对“四清”运动的起源作一初步的研究。     

从辛亥志士朱峙三日记看清末“高考”

武昌南隅保安门正街中段。住着文武两位辛亥志士。朱峙三老先生曾任军政府内务部书记官,在红楼与董必武共过事。家父李威比朱老小5岁,曾是首义学生军教官、北伐将军。我们两家亦为世交,关系密切。     

国共第三次“围剿”与反“围剿”探微

1931年国共在中央苏区展开的第三次“围剿”与反“围剿”,开场和结局都颇具戏剧性,整个“围剿”、反“围剿”进程,直接受制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在国共两大主角的角力过程中,宁粤冲突和九一八事变,某种程度上成为国共武力斗争的搅局者。事实上,1930年代前后,国共之间的许多故事,都可以看到如是因素的介入,国共两大力量之外的“第三者”,为历史的走向增添了更多的变数。     

中国有三次“文艺复兴”

北京社科院研究员钱光培最近提出,中国自古至今,有三次文艺复兴的时代,每一次都比欧洲的文艺复兴壮丽。 这三次文艺复兴,第一次出现在春秋时代,第二次出现在唐朝初年,第三次出现在清末民初。而前两次兴衰的周期,都在1000年以上。第一次文艺复兴的特征是“士文化”,出现了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空前的繁荣,推出了孔子、孟子、庄子、荀子等一批文化巨人。第二次则以“世俗文化”为特征,作     

“三次革命高潮”解析

以“三次革命高潮”为基本标志的中国近代史诠释体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大陆学者的近代史研究产生了导向性的影响。“三次革命高潮”概念的提出并得到广泛接受并非偶然,自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想基础。胡绳在对中国近代史的总体把握中将国内阶级矛盾置于中外民族矛盾之上,“三次革命高潮”突出中国本土因素、相对忽视涉外事件即与此密切相关。此外,他将“义和团运动”与“戊戌变法”合称为第二次“革命高潮”,这样,近代史上四个被特别突出的历史事件之主角,农民与资产阶级各居其二,从表面上看来无所偏重,实则为其解释体系的调整预留了空间。胡绳通过对“义和团运动”与“戊戌变法”这两大史事作有分寸地扬此抑彼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因应了不同时代的理论需求,增强了其学说的包容性。     

清末外务部设立与“克林德案”

1901年12月的北京,北风呜咽,寒风卷着落叶,在北京东单牌楼、西总布胡同口外漫天飘飞。神情呆滞,眼显慌色的清朝官员耷拉着脑袋,垂着双手,列队呆立于高大的汉白玉碑前,机械地按着礼仪主持人的声音行礼致哀。清朝官员旁边则全是趾高气扬,荷枪实弹的德国官兵。是清廷官员检阅德军?抑或是德军保护清廷官员渡险闯关?都不是,是国耻场面。该碑即是当时国人称     

“清末新政”与满汉关系变化

1901年,清政府发布上谕,宣布实行新政。由此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我们称其为"清末新政时期"。在这10年中,晚清政府进行了一场较之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更为全面、更为深层次的改革运动。"清末新政"作为20世纪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在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同时这次改革运动也给满汉两民族进一步融合提供了巨大的契机。满族入关以后,为保证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一直推行"首崇满洲"和贬抑汉族的政策。满族在政治、经济、民事、司法各方面均享     

毛泽东三次题写“新华书店”

第一次:为祝贺新华书店开业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曾先后驻在瓦窑堡和保安。西安事变后,陕北我地方武装接管了延安、甘泉等城。1937年1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便从保安     

国民政府的三次“迁都”

<正>1932:淞沪战起首迁洛阳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沦陷。1932年1月28日,日本又在上海发起进攻,中国军队虽奋起抵抗,仍一再失利,首都     

两个“伟大转折”与三次“历史性转变”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经历了两个“伟大转折”与三次“历史性转变”。遵义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两个“伟大转折”的标志,标志着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路线的转折。三次“历史性转变”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转变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     

“三讲”教育与党的“三大作风”

用整风的精神搞好“三讲”教育,就是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并将党的“三大作风”贯彻到“三讲”教育之中去。一、“三讲”教育旨在发扬党的“三大作风”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培养和形成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是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自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党员干部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高度,自觉地继承和发扬了这些优良的传统和作风。但是,也有少数党员和干部经不起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在他们身上产生了一些不正之风…     

载沣与清末海军的“兴复”

甲午战后,清政府始终以重建海军为念。光绪末年,清政府虽然提出了规复海军,并制定了初步的计划,但由于财政困难,缺乏兴办的决心,并未落实。载沣摄政后,毅然决定兴复海军。在载沣的支持、推动下,清政府明确了海军复兴目标,制定了复兴计划,筹措了巨额资金,初步建立了近代化的海军制度,建立了巡洋和巡江两支舰队,开建了象山军港,与美国贝里咸钢铁公司订立兴办海军的借款合同。载沣执政时期,清王朝的海军重建已开始步入轨道,假以时日,兴复有望。不过,历史不再留给清王朝和载沣机会。     

德国探险队与清末吐鲁番社会——以第二次、第三次考察为中心

近代以来,德国吐鲁番探险队一共在新疆地区进行了四次"科学考察"活动,其中曾三次到达吐鲁番地区,围绕着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哈拉和卓墓地、吐峪沟等进行了一系列的盗掘活动,获得了大量的文物。除此之外,探险队成员还与吐鲁番当地社会的各阶层都有广泛的联系和接触,也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盗掘活动才得以顺利进行。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末吐鲁番社会。     

“大观通宝”旋读折三银钱考

2012年初,作者得知山东安丘附近出土一枚钱币,面文为“大观通宝”,折三型,瘦金书。其钱文旋读,布局与常见大观通宝迥异,书法曼妙。后来见到实物,钱肉泛银白,厚重精整,略带铁壳锈。钱径35．8mm,重12g（彩页5下）。综合其材质、形制、钱文和出土情况等因素,可判定此泉品为银质。由于大观通宝银质折三型之前未见钱谱收录,仅见马定祥先生1986年所撰《补说日本三大钱谱北宋钱》之转述,其在钱币史中有一定的地位,有必要撰文对其进行考证。     

杨尚昆与中共中央机关三次“大搬家”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机关曾在三年内有计划地连续进行了三次“大搬家”。时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厅（1948年5月改为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正是这三次“大搬家”的具体组织实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