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职业者在“英国宪政革命”中的推动作用

对于“英国宪政革命”成功的原因,大多数的研究从政治制度史的视角出发,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经济、政治、宗教等因素的作用上.这些研究认为,英国中产阶级的崛起、议会与王权的斗争、财政税收的矛盾以及天主教可能复辟的危险等诸多因素都与“英国宪政革命”密切相关.很少有人从司法的角度研究英国宪政问题.英国法律职业者(律师)在1678年“排斥危机”后用实际行动同专制王权进行斗争,这些鲜活的法律人用点滴并富有责任感的行为推动着英国宪政史的前进.1689年“英国宪政革命”胜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英国法律职业者在推动“英国宪政革命”历程中的重要角色不可忽略.     

20世纪以来元代司法研究回顾与展望

正严格来说,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司法"。但若将"司法"宽泛地视作以诉讼和审判为中心的法律实践,那么其不仅是中国古代各级官府最为繁重的政务之一,亦是社会秩序得以构建的基础。学界历来重视对中国古代司法进行研究,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法律史研究"从实体规范转向程序和过程,从法典转向审判"(梁治平《法律史的视界:方法、旨趣与范式》,《中国文化》2002年第1期),这一领     

《孤寂百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十二论》出版

<正>雷颐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出版,29.2万字,58元在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现代知识分子应运而生,他们在观念、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中,扮演了各种各样的角色。本书中的十二位人物,思想、观点、立场不同,命运迥异,但都是千千万万知识分子中的"沧海一粟"。对他们的言与行的考察,有助于深入透视他们所处的时代与社会,有助于加深对现代知识分子作用、使命、命运的理解。本书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与经历作了深入研究,探讨了他们的国     

代孕生育婚法问题研究

代孕于七十年代在欧美各国开始广泛流行起来,目前也已悄悄的进入我国,大多数人对这种行为都予以了谴责。为了使"代孕"受法律条文的保护,首先要做就是出台相关的法律来制约"代孕"这一行为;以及明确代孕行为的法律含义;进行代孕行为的孕妇与委托孕妇生育的人,他们之间的合同关系;如何鉴定他们的法律资质;当代孕孕妇生育后,亲子关系如何确认。     

西方学术视野中的帝制中国法律文化图景

西方学界对帝制中国法律的认识受到"现代主义"价值的影响,"现代主义"的中国法律史研究主要有两类:一是关于帝制中国法律的社会基础的认识,认为帝制中国法律的社会基础是"东方社会",将帝制中国法律与西方法律对立,并注重批判帝制中国法律的"专制主义";二是关于帝制中国法律的制度功能认识,认为帝制中国法律的主要功能是社会秩序控制,同样将帝制中国法律与西方法律对立。"现代主义"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洞见与偏见并存。西方学界内部对"现代主义"中国法律史研究进行深刻反思。其反思对于国内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有诸多借鉴意义。     

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人”的观念的近代转型

"人"的观念的现代转型是全世界思想家数百年的研究主题,也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古代文化从人性善,即人与至善本体(仁、天理之类)同体共在出发,在抽象的意义上把人提到万物之灵的高度,但倡言去除人的天然欲望和政治权利,造成对人的千年桎梏。由西方发源的现代人论则把物欲满足、政治权利、思想自由视为人的根本自由。在中国近代,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领导人始公开承认人的私利的合理性,倡导人的解放。但他们未能把人的解放置于理性范围,最终放弃了初衷。新文化运动激进人士在更广泛的层面提倡人的解放,也讨论了人的私欲与社会亲和的关系问题,但因时间太短和过分强调精神解放,思想的局限性仍十分明显。五四以后,大多数启蒙者转入政治革命道路,国民党大倡文化回归,少数思想家继续人的解放的讨论,但对问题的思想源头缺乏探讨,研究未能深入下去。中国近代以来"人"的观念的转型探索任务远未完成。     

法律职业在当代中国的困境

建设法治社会,既需要立法机关制定的严密的法律规则和合理的法律原则,也需要有精通法律、崇尚正义的职业法律者。因为法律是静态的,要想把纸上的法律条文转化为“活法”,必须依靠法律职业者有意识的行为,可见,在推动法治文明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法律职业对社会发展产生的促进作用。     

社会转型时期两代领导人的法治观的传承超越与立法的现代发展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立法的发展,可见国家领导人的法治观念对社会、法律及两者的现代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邓小平的法制思想发展了毛泽东的法制思想,在法律与治国、法律与政党、法律与政策、民族与法制关系上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江泽民法治观的创新集中体现在中共中央两次用全会文件和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肯定了"依法治国"的权威地位。近20多年来,中国立法的实践有了长足的进展,在正确思想理论指导下,依法治国成为社会的共识,现代法制体系已基本建立,公民的法制观念已经有了质的进步。     

新考据派史家胡适、傅斯年的宋学观与方法论述评

胡适、傅斯年运用进化史观,以现代科学方法论和史学观为依据对宋代学术加以研究和评判。胡适说,宋学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格物致知"的科学方法论,开启中国现代学术的先河,清学与之一脉相承;朱子是影响中国近代思想最大最深的思想家;宋代的功利主义思想有着积极意义。傅斯年推崇程朱理学的"道问学"及其科学性,认为清代朴学虽然攻击宋学,其学术立场与宋学实质上是相近的;朱子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有承上启下的伟大贡献;宋代史学在史料考订与整理上取得重大成就,具有近代科学性,开创了近代中国史学。他们着力发掘宋学中的科学精神和方法论,以之作为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资源,体现了工具理性的价值观。但是,他们否认中国传统学术道德理性的价值及对中国现代学术构建的作用,是典型的唯科学主义和西方文化中心论,存在严重片面性和理论缺陷;他们倡导的历史进化观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历史主义也不能相提并论。客观认识他们学术方法论得失,对建构当代中国人文学术话语体系具有重要启示。     

南宋基层社会的法律人——以私名贴书、讼师为中心的考察

南宋州县私名贴书为编制外招募的狱吏,与所谓的正名吏人不同。由于任职的稳定性和狱讼业务知识的常年积累,这一群体逐渐趋于世袭化、专业化。他们在地方司法审判过程中常常起着重要的作用。"讼师"在中国历史上作为一个正式的职业称谓出现于南宋后期。他们因为民众司法诉讼的需求而存在,但又受到政府的无情打压,始终处于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地位。私名贴书和讼师具有同一性,很容易互换角色。他们游走于官民之间,既有坑害民众的一面,又有维持社会秩序的一面。这些法律人在南宋基层社会的法律秩序构建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并对后世法律生活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明清时期刑名幕友和讼师最初的历史源头。     

两个革命之间: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1948—1966)

<正>1950年代和60年代留学苏联的中国学生作为"新中国"的显赫代表,与"苏联社会主义"中的普通人、各级机构与环境格局进行着直接互动。就字面意义而言,他们的任务是掌握对中国经济和军事发展至关重要的苏联技术。但是,他们也起到同样重要的象征作用:他们的工作是在个人层面造就中苏"友谊"。尽管1950年代中苏关系还在黄金时代,但这也并非易事。     

抗战时期的“跑警报”

正"跑警报"这个词,对于现代的人们来说非常陌生,但对于经历过抗日战争并去过大后方的人,对于这个词就不但熟悉,而且还有着刻骨铭心、痛苦的记忆。那是因为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在那个时期都遭受过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都有过九死一生的经历,他们也永远不会忘记中国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者是有着血海深仇的。1932年,我家住在汉口,父亲时任汉阳兵工厂厂长。     

博物馆应“厚今薄古”

下放农村后,我接触到的几位农民说他们看了一个博物馆的历史陈列之后,感到古代和现代生产力相差无几,古代人比现代人聪明,制造出器物比现代的高明。古代人准比现代人富,要不他们怎么使用那么好的器物呢?他们还说博物馆为什么不搞一些现代的事,表现咱们新社会。古代东西太深了,摆出来有时也看不懂。有—位搞美术工作的同志也对我说:"有的博物馆孤立的摆了几个瓶瓶罐罐,看不出中国或某个地区历史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的变化和发展情况。"我想群众的这些意见,是值得深思的。某些博物馆工作者还偏爱古代艺术品,轻视或鄙视反映近代生产和生活的文物,所以某些地志博物馆的历史陈列头重脚轻,三代战国的铜器琳琅满目,罗列重迭,在说     

基于传统无讼思想的法律思考

中国几千年的法律文化是一部以维护统治和社会秩序为价值取向的政治法律史。古代法律是诸法合体、以刑为主,通过严刑酷罚来驱民畏讼、息讼以达到无讼的结果,从而震慑社会不稳定分子和政治对手。现代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所追求的法治秩序,应当是通过引导公民追求合法权利的秩序,而不是压制各类社会群体追求公平公正的畸形秩序。通过分析,笔者认为"无讼"不能成为当代维稳社会的指导思想。     

中国近世士人文化研究的“心史”倾向——评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系列著作

<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传统社会尤其是宋以来"士"的嫡系后裔,他们对宋以来的科举士大夫阶级有强烈的认同意识,在思想和精神上可谓"血脉相连"。所以,任何对传统社会尤其是对宋以来近世社会之士人阶级的研究和论述,几乎无一不渗透着研究者本人身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命运之感以及他对"中国问题"的     

“整理国故运动”的西学渊源探析

无论是从胡适等人自述,还是从他们的理论主张与研究方法来看,曾在民国时期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都明显承受了西学的深刻影响.其中,在考据学方面,相较于中国传统学术,西学的影响虽不那么直接明显,但正是通过对西方学理的引进,胡适等人终于具有了一种"平等的眼光",从而将国学研究领域拓展延伸至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并且由此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     

来信

中华"80后"让人激动以前说到"80后",由于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生的第一代,也是"独生子女一代"和"温室中长大的一代",很多人认为,他们只会过小资生活,不爱国,不懂政治,甚至有人说他们是"垮掉的一代"。     

论现代英国法律史学的兴起北大核心CSSCI

17世纪初,英国出现了法律史研究领域的著作,爱德华·柯克、约翰·塞尔登和马修·黑尔是英国法律史研究的先行者,他们阐明了普通法的历史渊源,维护了普通法的独立地位。梅因在继承柯克等人的法律历史主义观念的基础上,将实证主义方法引入了法律史研究,强调要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考察法律的发展状况。为此,梅因系统地批判了自然法学派和分析法学派的研究方法。梅特兰运用大量的诉讼卷宗与议会档案等原始文献,更加严谨而精细地研究了英国法律发展的进程,使得英国法律史研究具有了现代史学的特征,推动了英国法律史学成为法学中的独立学科。     

晚清时期老外们的“国学”情结

正《晚清时期老外的"国学"情结》自1807年英国人马礼逊来到中国后,来华的西方人络绎不绝,他们往往背负外交、经商抑或宗教使命,其中不乏长袍马褂久居甚至老死中国者。他们身上表现出长期耳濡目染中国传统文化而形成的"国学"情结。第一,人名多附庸中国传统文化。美国汉学家Samuel Wels Williams,中文名字为卫三畏。"三畏",不仅与他的英文名Samuel音相近,而且     

梁漱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

梁漱溟(1893—1988),广西桂林人,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后以其字行世,是中国现代思想家和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因为1953年与毛泽东公开"争论"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