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家庭结构与基本功能

以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家国网络、大一统为显著标志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表现为一个惊人庞大的家庭堆积。一个一个的家庭,是它元素形式。中国“国”、“家”不可分;“以孝治天下”;“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的传统,使得我们在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具体到清代社会结构时,须从对家庭的分拆开始。一、清代家庭结构家庭,是以特定的婚姻形态为纽带,以血缘关系（包括收养关系）为基础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形式。近代社会学家通常将家庭分为“核心家庭”、“扩大家庭”、“复合家庭”、“异常家庭”四种类型。当然,还有从其他角度,…     

近代中国自由主文视域中的革命观念——以“胡适派学人群”为中心的考察

辛亥以来,革命浪潮席卷国中。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特殊历史情境下,自由主义者对革命表现出了颇为复杂的实际认知。从自由主义者的十月革命观感、对革命内涵的认知、对暴力革命的批评、质疑及推崇渐进改革道路等方面来看,自由主义者是"广义的革命"论者,他们并不一般地反对社会革命与政治进步。在近代中国的不同历史时期,自由主义者对革命表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灵活性和变通性,而非绝对地加以反对。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视域中的革命观终究受其渐进改革的政治理念所支配,而其与近代中国国情与社会实际的隔膜则是其难以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主因。     

中国早期的“航空之花”——李霞卿

李霞卿1911年出生于广东海丰一个富有革命传统的富商家庭。李霞卿的祖母徐慕兰是中国近代著名事业家徐润之侄女,女革命家徐宗汉之胞姐。     

留日时期宋教仁的情感世界

在近代中国时代低气压的沉重笼罩下,1904年底,“三湘渔父”宋教仁被迫东渡扶桑,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至1910年底回国这段亡命日本的时期,宋教仁始终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的身分活跃在国外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上,矢志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此间,宋教仁建造的革命事功,蕴涵了对国、家、个人之间的情感的心路历程:炽烈深沉、愁苦悲郁而又缠绵悱恻。     

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

华夏民族与国家的演进和互动走着一条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由此形成古代中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同一性传统及民族意识中的民族与国家认同相一致的深层价值结构,同时也导致古代中国独特的政治地缘与民族地缘的特征。它使中国在国家与民族认同上呈现重要特点:即族别上的兼容性、民族统一与国家安全的一致性、文化的开放性。近代以降,传统家天下的国家与民族意识受到严峻挑战,其认同观念面临断裂和重新阐释、再塑的问题。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仁人志士积极探索民族国家的重建途径,创造性地提出政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统一的思想,并以此为核心构建近代中华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新的一致性。     

传统文化维系下的家国认同——以南洋华侨教育为例

近代南洋华侨教育所呈现的家国情怀,既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记忆,又在现代社会中有效地唤起了华侨华人新一代的文化传承与认同。南洋华侨教育的灵魂支撑是传统的家国意识,就其创办历程来看,经历了"家"情怀到"国"意识的转化。这里所说的南洋华侨教育主要指南洋华侨在侨居地创办的南洋华侨教育。     

潘光旦与胡适自由思想比较散论

潘光旦与胡适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他们对自由问题都作过许多意蕴深刻、引人深思的论述。在自由的意义、自由与容忍、自由与民主、自由是不是天赋人权等问题上,他们有着比较相似的看法,但在如何看待个人主义,如何争取个人自由,以及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的关系等方面又有着不小的差异。深入比较研究潘光旦和胡适"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和而不同,并立相容"的自由思想有助于认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复杂性。     

中国共产党对土地革命与现代化路径的探索

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革命。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它已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密切关联,是促进中国政治发展和工业化进步的必要前提。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有机地将土地革命与现代化路径探索结合起来,开创了近代中国现代化的新模式。     

辛亥革命史迹与广州是近代革命策源地

广州是现代化大都市,是国家中心城市,也是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名城。广州是岭南文化的中心地,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是中国近代革命的策源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史迹,成为广州是中国近代革命的策源地的重要内容。加强保护和利用辛亥革命史迹,宣传广州是近代革命的策源地,就是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纪念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变革,为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而继续奋斗。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笔谈

正【编者按】从中国悠久的五千年历史走来;从近代西力东渐、列强肆虐、中华民族惨遭侵略和掠夺的危机情势下奋起抗争;从欧风美雨和俄罗斯革命的新知中,寻找复兴中华、再造中国的光明而艰辛的道路。正是承续了五千年民族的精神能量和近代革命与现代化的新方向,经过近代艰苦卓越的奋斗,终于在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她既承载了五千年文明的辉煌与力量,又直接孕育与诞生于近代中国革命运动、世界革命和全球化进     

《新青年》:中国现代性价值体系的“思想母港”

<正>现代性是指文艺复兴、启蒙时代以来形成的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工业文明,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世界体系,与以自由、民主、平等为核心的现代价值体系。进入近代以后,中国开始接受现代性的洗礼,并情愿与不情愿、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现代的文明秩序"。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中国生产方式、技术工艺"现代转向"的重要标志,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是中国政治发展"现代转向"的重大事件,那么,     

抗战时期中日双方激烈的舆论宣传战

专制王朝根深蒂固的"家天下"统治,极大地阻碍了中国人"国家认同"的建构历程,导致近代之前的中国人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国。从"天下"转变为"国家",在这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中,中国无疑付出了太多血泪凝成的代价。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仿佛一声惊雷,唤醒了中国人的"沉酣一梦",中华民族经历了痛苦的涅槃之后,终于走向新生!     

卢梭著作中的人文地理思想

卢梭(1712-1778年)是十八世纪法国伟大的思想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他的《社会契约论》一书为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美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理论纲领,为以后美国革命的《独立宣言》、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以及两国的宪法奠定了思想基础。《社会契约论》这部巨作被处于革命时代的各国资产阶级奉为"圣经"。在书中,他不仅提出了"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国家只能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的政治     

章太炎东京讲学与鲁迅

章太炎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学者、“有学问的革命家”。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学术成就,对近代中国政治和学术曾经产生巨大的影响。他在震动全国的苏报案后,于1906年出狱,由孙     

近代以来日本大国梦的自由、平等轨迹浅探

长期以来,人们对日本近代明治维新为何取得巨大成功、对日本在近代亚洲的地位、对日本在二战中失败的根由,认识模糊,乃至存在误解。文章沉钩历史,梳理出日本历史发展的自由、平等轨迹,指出日本带着东方伦理的大国抑郁走入近代,明治维新下日本大国梦昙花一现,世界经济危机阶段中日本对以自由、平等为核心价值的资本主义逻辑的背离,二战日本在现代文明的功利主义逻辑面前失败,战后日本从个人到国家的自由平等逻辑申张,对日本近代以来大国梦追求、实现和破灭作出解释,以期帮助人们正确看待那段历史,并为从根本上改善中日关系、中国与世界关系提供智慧支持。     

试论日本近代化对孙中山的影响

19世纪中叶,与中国开始沦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半殖民地的同时,日本也被迫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签订了一系列有损民族利权的不平等条约,同样存在着受奴役、被殖民的危险。因此,在中日两国面前摆着近似的课题需要解决: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但是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运动,终于维护了民族独立,并实现了国家的近代化。中国却由于满清政府腐败无能,对外屈膝投降,日益陷入了半殖民地的痛苦深渊。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过程中,对于日本维新后的迅速富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认为“明治维新是中国革命之第一步”。寄希望于中国能象日本那样迅速近代化,并且要迈出“第二步”,满怀信心地超越日本。日本所实现的近代化,在政治上的特点是实行在东方专制基础上的天皇制君主立宪     

章士钊《甲寅》时期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评析

《甲寅》月刊时期,是章士钊一生思想影响最大的时期,也是他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巅峰时期。这一时期,他以功利主义的理论系统地清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批驳专制集权理论,捍卫民主政治的价值,提出了调和立国论。他一方面十分关注国家的强大,一方面又关注个人的自由权利;一方面认定中国应当走民主政治的道路,一方面又为中国的现实条件所困;一方面希望中国能够以和平有序的方式实现政治的转型,一方面又在现实的逼迫下承认革命的正当性。他的困惑在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者当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     

“民国民照心镜”——论马相伯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思兼析其政治思想

清末民初是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是时代的中心议题,作为晚清立宪派的代表人物、辛亥革命元勋马相伯认为革命的目的是自由立国。他提出的人道自由主义的立国理念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其内涵不仅体现了儒家以仁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时也包含了制度建国的宪政主义理念。马相伯认为民初政局致乱之源主要在于政体设计原理的谬误,以及国人对于国体政体概念的误解。他以法国现代宪法学的创始人艾斯曼的宪法学理论为基础,综合考量中国的历史传统、国情、政党的发育等因素,明确提出民国政体应该采行总统制,建立强固政府的主张;同时,他又提出实行地方自治、联邦制作为挽救共和的方略。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马相伯极力维护政府的“权力”与人民的“权利”两者之间的平衡状态,从中可以管窥中国近代早期具有自由主义理念的思想家立国的良苦用心,以及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艰难曲折。     

近代中国国家政权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与抗争——近代中外关系新思考之一

本文论述了近代中国国家政权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和抗争,及其在近代中外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近代中国国家政权在对帝国主义软弱、妥协的同时,与帝国主义进行了抗争,其中既包括武装抵抗,也包括在谈判和交涉中争取保住一些国家权益。我们不能因为近代中国国家政权对外抗争而否认其与帝国主义的妥协和勾结,但也不能因为其与帝国主义的妥协与勾结而否认它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和抗争。近代中国国家政权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与抗争在近代中外关系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康德国家哲学思想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康德国家哲学的核心思想是国家存在的正当性根据在于保障人们的权利和自由;区别爱国政府与家长制政府;道德的政治家与政治的道德家;反对革命,提倡保障人们的言论自由。这无疑对我国建设法治国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