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运动”中的陶希圣

全文共分四个部分:1.陶希圣在"和平运动"初期是一个不可或缺之人。由于陶希圣的存在,形成了这样两个链条:一条是周佛海等"低调"者通过陶希圣、胡适,将意见转达给蒋介石劝其和谈,陶、胡由陈布雷引见给蒋介石;另一条"低调俱乐部"通过陶希圣与汪精卫交换意见;2.陶希圣参与筹建艺文研究会,从事"和平"理论的宣传;3.追随"和平运动"领袖汪精卫离开重庆之后,陶希圣虽然认为"主和无罪",但反对另立政府,并不断规劝汪精卫,成为"和平运动"中的少数派而被孤立;4.从陶希圣萌发去意到逃离"和平运动","高陶事件"的意义。展现1937年7月到1940年1月初,作为"和平运动"理论的提出者和积极实践者之一的陶希圣参与与退出"和平运动"的过程。     

陶希圣: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先驱

<正>不久前,中央电视台十频道"讲述"专栏播放了近代著名学者陶希圣之子陶晋生忆述其父当年叛离汪伪集团、揭穿日伪密约的全过程,观后使人感触良多。多年来,因陶希圣一度误入汪伪集团,又因他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长     

1940:“高陶事件”始末

高宗武受蒋介石之命与日接触1937年7月10日,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陶希圣,应蒋介石邀请,离开炮火连天的北平,乘火车南下赴庐山参加谈话会。离平时,卢沟桥事变爆发刚过去3天。7月17日,蒋介石在茶话会上,发表了一通表明中国"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战"的立场的讲话。会后,蒋单独召见陶,说:"陶先生在北平做得很好,实乃不可或缺的国之栋梁,不知可否愿意走出燕园来指教我蒋某人治国平天下啊?"陶希圣大有受宠若惊之感,便辞去北京大学教授之职,来到南京加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专事国际宣传工作。     

喋血东窑——新四军伤员罹难追记

正上世纪40年代中期,苏南抗日运动处于敌我犬齿状交织的相持阶段。1945年6月10日上午,在江苏溧阳市上黄镇一个叫东窑的地方,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新四军伤员被"和平军"包围屠杀事件。"和平军",抗日战争时期华中伪军之一。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政权后,收编国民政府投降军队组成。     

五四运动与陶希圣的身份转型

五四运动对陶希圣的学业、思想和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其从一名世家子弟转型为现代知识分子。陶希圣以亲属法为研究对象,沟通中西思想文化,建立了一套独立的思想体系,为其身份转型奠定了基础。陶希圣身份转型个案分析,有助于重新思考"中国文化走向"的时代命题。     

让汪精卫认栽的“乡下女人”

“高陶事件”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和汪伪政府宣传部部长的陶希圣,在跟随汪精卫的过程中认识到其真实面目,于1940年1月3日,在杜月笙的秘密协助下乘船逃离上海。抵达香港后,遵照蒋介石的指令公开披露了《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及其附件）,从而以第一手的铁证擦亮了中国军民的眼睛。在这一历史事件中,表现得最为可歌可泣的,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陶希圣的妻子万冰如。     

陶希圣与“低调俱乐部”、“艺文研究会”

我认识陶希圣很早,1938—1944年在武汉、重庆这一段重要的历史时刻,我同他的关系相当密切。以后各人按着自己选择的道路走下去。我已经是耄耋之人,陶希圣如在世,当比耄耋还要耄耋一些。我虽然同他相处一段时间,但不完全理解他,所以没有条件写一部陶希圣评传。因为他太复杂、曲折、多变;历史上有几件重大事件,迄今还难说清楚。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是应有一部陶希圣评传的。我渴望有人能够这样做。我这里写的是片断史事,只是把一些回忆加以整理罢了。     

虽有知遇之恩难敌民族大义——陶希圣、高宗武叛离汪精卫背后的历史细节

1937年7月10日,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陶希圣,应蒋介石邀请,离开炮火连天的北平,乘火车南下,赴庐山参加谈话会。     

施亚夫计赚汪精卫一个师

1940年的春天,汪精卫公开投入日军怀抱,在南京粉墨登场,成立伪汉奸政府。随后,他利用自己当年在国民党内部的影响力,四处活动,引诱、拉拢一部分国民党军队中的旧军人,建立起汉奸武装"和平反共救国军"。当时,新四军和地下党正想派人打入敌人内部,获得敌人详细、准确的情报,于是,借此机会派人混入汪精卫的     

“三鲁”之争,鲁迅研究的众声喧哗时代

正鲁迅是文学家,以杂文著称于世。自1940年代他在延安被誉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后,这位并非中共党员的作家,就此拥有了巨大的政治场域:他不再是一个可以任学者自由评价的人,对他的作品的任何质疑都涉及革命文艺的方向问题,甚至还会卷入路线斗争的漩涡。     

正统之外的典范：民国学者陶希圣对唯物史观的认知与运用

民国学者陶希圣一度被视为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史的代表,但与20世纪20年代以后多数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宗奉苏式理论不同,陶希圣对当时流行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一视同仁、兼容并包,主要通过考茨基、奥本海末尔、波格达诺夫等人的作品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更能吸取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批评与修正之论。陶希圣主要是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对其具体结论持审慎态度。由于陶希圣反对公式化的社会形态理论,拒绝将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主线,有意与中共的历史观点保持距离,以致长期被排斥在唯物史观阵营之外。陶希圣早年对唯物史观的认知与运用,透露出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的内部分歧、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潮的纠葛、马克思主义的党外传播等信息。     

陶希圣外孙 写下家族悲喜沉浮

名门不是豪门,名门注重的是文化修养。从外公陶希圣身上,我更深切地体会到这种文化修养的绵厚深远。不论涉足政坛多深,外公首先是个成功的学者,一个传统的文人     

《“国史馆”成立与民国史体例之争》

正(《东岳论丛》2019年第11期)民国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和"国史馆"的成立,引发了学界关于修撰民国史的讨论。这场学术争论自1940年筹委会成立持续至1947年"国史馆"成立,分别以筹委会和"国史馆"的成立为契机,形成了两个高潮。馆内、馆外诸多学者参与其中,也引起了社会媒体     

"近现代战争记忆与东北亚和平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主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协办的"近现代战争记忆与东北亚和平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l0年12月10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理事长郑在贞、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何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沈强等出席开幕式.来自中、日、韩三国及台湾地区的学者3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提交论文20余篇.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中,学者们以近现代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为讨论重点,延伸到对战争遗址遗迹及战争纪念设施在建设东北亚和平与未来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探讨.     

蒋介石对日德意三国同盟的反应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结盟问题的理论推断,以"英法苏合作"和"民主国阵营获胜"为前提。由于1939年夏《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和1940年春英法在欧战中的溃败,这两个前提一时消失,并带来众多变数,致使蒋介石在对外政策上陷入观望和动摇。1940年9月日德意三国同盟诞生后,围绕中国的国际形势开始好转,但因为苏联的取向未明,蒋喜忧交加,故其初期因应系以中立谋左右逢源。其后,随着对德苏关系及英德战局观察的深入,蒋引导中国外交重返首重美国、促进中美英苏抗日合作的路线。在针对日德意三国同盟的多边外交中,蒋以国际形势压日本接受公正和平的尝试受挫,但其他方面均获基本成功。     

宋美龄策反高宗武的一段秘闻

1940年1月,南京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高宗武,偕同另一个也落水当了汉奸的蒋介石亲信陶希圣,重又弃暗投明,脱离南京的汪伪政权,几经辗转,回到陪都重庆。这一事件轰动一时。因为高、陶两人还将弄到“的日汪密约”公布于世,给了日伪重重一击。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这一事件中,宋美龄策反高宗武回归重庆的内幕长时期来一直鲜为人知……高宗武,浙江乐清人,1905年生,早年赴日本留学,毕业于帝国大学政治系,回国后任南京中央政治大学教授。别看他矮小文弱,却有些才气,日文娴熟,“以日本通”自居,博闻强记,口才出众。1934年高宗武得到国民政府外交部…     

蔡元培与法国前总理班乐卫的交往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竭力主张中西文化"融和"的蔡元培(1868—1940),以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身份,邀请和接待罗素、杜威、泰戈尔、萧伯纳等世界文化大师访问中国,也曾当面邀约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来华访问。在蔡元培交往的世界名流中,还有一位著名人物却鲜为人知,他就是法国前总理、著名学者班乐卫。     

有一种侵略叫“调查”

<正>1937年底,侵华日军席卷而来,无锡沦陷。两年多后的1940年下半年的一天,荣巷镇来了五个日本人,他们名叫天野原之助、内之崎虔二郎、松野义武、今井长二郎和细见荣三。随行的还有三名翻译人员,其中一名为姓毕的女性。他们是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派出的调查员,天野原之助为调研员,其余分属第五股和第七股,内之崎虔二郎为班长,此行的目的,是受派对荣巷开展一次调查。在开原乡荣巷及附近的徐巷、梅园、张巷等处,他们看到"漆制大字墙壁标语‘对内完成统一,对外实现和平’、‘拥护中央和平运动’等字句到处可见"。     

“五四”时期的罗家伦

“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也是轰轰烈烈地打倒旧文化建设新文化的思想运动。罗家伦就是“五四”运动造就出来的并对以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人物。早年他是一个爱国的学生,留学归国后,又出任各著名大学教授、校长,并参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外交事务。作为学者,他以整理与研究近代史饮誉一时,晚年又在台湾主持国民党党史工作。作为以“五四”为起点的学者而兼政     

汪伪政权学术讨论会在京召开

首次汪伪政权学术讨论会,于1986年5月6日至9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杭州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历史所、上海市档案馆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军事科学院以及其他方面有关学者三十余人,提交论文十七篇。以日本庆应大学法学部教授池井优为团长,由日本防卫大学、防卫研究所等方面有关学者组成的“日本和平工作学术访华团”一行四人,在北京期间,也顺道出席了部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