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 儒学 儒学教育

传教士　儒学　儒学教育胡卫清作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中介的西方传教士,其活动近年逐渐受到史学界的重视,但研究多偏重于西学传播。实际上文化交流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经传教士之手东渐的西学固然影响了中国人,而中国的儒学也同样深刻地触动了传教士。传教士对...     

明朝的区域来源、政权性格与“江浙士人”

明朝崛起于经济落后且屡经战乱的淮河流域,政权最初相应呈现出浓厚的粗鄙特征。出身贫寒的朱元璋秉持"小农政治意识",将之与蒙元"家产制"政治思想相结合,从而建立了空前专制的皇权制度。在标榜"恢复华夏"的同时,朱元璋强力压制延续南宋以来儒学传统的士人,尤其是儒学最为发达的江浙地区的士人。但伴随开国征伐阶段的结束,明朝逐渐步入常态治理,文官相应逐渐成为明政权的主体力量。永乐以后,以"江浙士人"为主的士人群体,在控制政府各个部门的同时,又借助翰林院这一元代江浙士人的主阵地,分化出内阁,成为协助皇帝决策的政治机构。而另一方面,明朝皇帝开始借助宦官,维持与江浙士人的政治地理平衡。     

“外邦人的唇舌”: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的宁波口语学习(1844—1911)

口语学习在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的传教生涯中占据重要地位。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经历了对"中国口语"想象的破灭,进而认识到宁波土白与其他口语形式的巨大差别,并开始投身于宁波土白的学习。传教士立足宁波地方社会,自觉将学习重心完全倾向土白学习,并创造了罗马字注音体系和汉字拼写体系来书写宁波土白。传教士因应新形势,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口语考核形式,在提升口语学习效率的同时,吸收了官话的口语风格,并成功将汉字纳入口语学习的范畴。     

宁波孔庙藏祭祀礼乐器

唐始,宁波就已设孔庙祭拜孔子。至宋,当地儒学昌盛,兴学绩效显著,合庙学为一,使宁波的孔店不再只是祭祀孔子的庙堂,还演变为当时宁波人士接受科举教育的学宫,使宁波黎民逐渐化解了边缘意识,再“不以鄙邑为夷”,而是在仕途上积极追求。     

北魏州郡学的统一建立与拓跋鲜卑的汉化改革——兼谈北魏汉族士人儒学复兴的艰辛历程

北魏州郡学不是承袭汉魏地方官学传统,而是承汉魏中央官学体系而来,学校名称、教师称谓、学制规模、考试方法均与两汉太学相似。这是因为北魏前期的中书学不能代表儒学教育传统,汉族士人将州郡学的建立看作儒学在中原的复兴。以冯太后为代表的决策者也将州郡学的建立作为一个切入点,为太和年间全面深入的汉化改革开启序幕。当汉化改革全面完成,中央官学进入正宗的儒学教育体系之后,北魏州郡学也完成了它的使命,退回到地方国民教育体系中去。北魏州郡学的建立反映了北方汉族士人重建中原儒学教育的艰辛历程。     

试论高丽儒学及其分期

儒学对朝鲜半岛影响巨大。在朱子学传入高丽之前,高丽主要是汉唐儒学,但由于佛教的影响,儒学经历了许多磨难。在朱子学传入并传播之后,经过数代高丽士人的艰苦努力,朱子学在高丽的影响逐渐加大,最终在高丽末期李朝初期形成了高丽朱子学自己的体系。今就高丽儒学的分期进行探讨,以求接近于史实。     

《北京条约》第六款中法文本之辨析——兼论巴黎外方传教会广东地契文书

正雍正二年(1724),清政府颁令禁止天主教之后,明清之际活跃的天主教传教活动逐渐转入"地下"。在清方档案里,天主教被称为"西洋教""洋教""邪教",其事迹混杂于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的教案中,传教士重新公开进入中国本土则要到鸦片战争之后。~(1)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传教士可以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口通商口岸活动,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规定传教士可以进入内地,从此天主教、新教(以下同时称呼时作"基督教")开始了在中国传     

“弃儒就贾”本义考——明清商人社会地位与士商关系问题研究之反思

"弃儒就贾"是讨论明清商人社会地位与士商关系的一个重要论题。一些学者视"弃儒"者为儒生或士人,将"弃儒就贾"之风作为明清商人社会地位提高与士商融合立论的起点或依据,进而提出所谓的"新四民论"和"士商相混"说。本文通过对"弃儒就贾"本义的考证后认为:一是此处之"儒"是指科举士子的举业,而非"四民"中的士;二是"弃儒"行为的发生与"弃儒"者儒学水平之高低并无必然联系,即"弃儒"者不一定是儒生或士人;三是"弃儒"不一定"就贾"。因此,"弃儒就贾"之风与明清商人社会地位提高、士商融合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对所谓的"新四民论"和"士商相混"说似有进一步检讨的必要。     

元代医士交游现象初探

元代社会存在着医士交游的风气。士人对医者的尊重及医者向儒学的靠拢构成了医士交游的思想基础;医者希望通过与士人的交游提高自己的业医名声,而士人则希冀获得医疗上的保障,二者各取所需,这是医士交游的现实因素。     

元代色目士人研究综述

萧启庆先生在《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8年,第57页）第三章《论元代蒙古色目人的汉化与士人化》中这样定义“士人”：“我所谓‘士人’,是一个文化与社会群体。从文化观点言之,士人必须具有正统儒学教育与士大夫文化,并接受儒家基本理念与伦常的规范。从社会观点言之,其人可能是显宦,可能是缙绅,也可能是布衣,但都属于一个菁英身份群体,受到社会尊崇。士人原是中原社会的产物,但是士人文化具有普世性,凡接受士人文化的异族人士都可视为士人。”     

魏晋时期玄学之外的儒学踪迹

魏晋时期玄学兴起,在战争的环境下士人寻求内心自然心性的解放和精神的自由,形成一种清淡玄虚的魏晋风度。但在社会的深层思想中仍然积淀着儒学思想:文学具有注重集体性、功利性和交际功能倾向的创作形态,体现着儒学"诗可以群"的诗学思想;在法律精神上也融合了儒家思想,具有"礼法合流"的特点。魏晋风度的玄学思想与文学创作形态、法律精神体现的儒家思想形成"儒道互补"的思想格局。     

汉语“博物馆”、“博物院”的产生及使用——以19世纪外汉字典、中文报刊为中心

museum是西方近代文化的代表,近代博物馆知识、理念和思想传入中国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狭隘意义上的翻译问题,而通过考察museum一词在19世纪的翻译及使用情况,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博物馆知识早期传播的景象。在museum及其对应西方词汇的翻译过程中,中西方人士均参与其中,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天主教传教士、林则徐及其翻译班子等都是其间最重要的推动力量。通过对19世纪外汉字典的研究发现,至1844年,museum一词后来被广泛采用的"博物馆"、"博物院"两种汉语译名均已出现,但在这一时期的中文报刊中,"博物院"一词的使用频率要远远高于"博物馆"。同时,将museum翻译为"博物院"的译法也逐渐被晚清时期的中国士人广泛采用。由此,museum这一西方文化的舶来品完成了其本土化的第一步。     

中西文化调适中的前近代知识系统——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三才一贯图》研究

本文研究的是康熙年间吕抚所绘《三才一贯图》,探讨该图受到西方传教士影响较深的《天地全图》、《南北二极星图》这两幅分图及图序的内容。重点在于梳理两幅分图的知识系统,拟构它们与明末清初时期在华西方传教士所绘诸种地理图与天文图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认为吕抚受南怀仁图的影响最大。此外,结合全图其它表现中国传统知识的内容,讨论中西两种知识体系如何在普通士人中实现榫接和重构。最后,从吕抚这幅图的丰富内容注意到"图"在历史时期的多样性,提出地图史研究应拓宽视野,打破现代学科界限的观点。     

北魏前期汉族士人的社会交往初探

在中国中古门阀政治的背景下,士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对于维护和提升其政治地位具有重要作用。北魏前期的汉族士人虽然在政治上受到较大的限制,但他们仍然试图在现有政治状况之下,通过社会交往建立社会网络,从而形成相互间的身份认同并获得有效的政治资源。乡里社会是汉族士人展开社会交往的基础,他们也十分重视。随着仕宦于平城的汉族士人逐渐增多,平城就成了北魏前期汉族士人社会交往的中心。以崔浩为中心的社交网络和青齐地区的汉族士人的交往成了这一时期较为明显的两种社会交往形态。当然,汉族士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往往受到政治的牵连。     

“出”与“入”:近代中外贸易中基督宗教对广州的影响

本文通过分析近代中西方在货物与精神文明之间"出"与"入"的发展情况,阐述了中西双方在文明上的不平等碰撞导致基督宗教(教会和传教士)对近代广州西医医院(医校)及医疗制度的建立、广州近代中小学的建立及健全和近代教育制度、广州报刊书籍的出版及传播制度等方面的影响。     

明代的义学与乡学

明初立国,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一整套的教育制度,各级学校纷纷创立,这就是国子监与地方府、州、县儒学。此外,在城市的坊厢以及乡村的里甲,尚有社学的设置。此均为官学。明初设立社学以后,其间兴废不一。尤其是自明代中期以后,社学更是败坏不堪,除了各级地方长官特意恢复的部分社学之外,官方社学基本上被民间义学与义塾所取代。本文试就明代的义学与义塾作一初步的探讨。一所谓“义学”,就是明代史籍中时常提到的“乡馆”与“家塾”,或称“乡学”,又称“义塾”,属于私人兴办的小学。为什     

王阳明的教育思想

自从孔子开辟儒家教育事业,到孟子便有了"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的自觉与基本定位.由此之后,历代儒者可以不作官、不造论,但却不能不以教育作为自己的立身之基.到了王阳明,其对儒家的教育思想更是大用发皇,虽然人们往往从理论学理的角度称其为心学,但其心学理论却主要是通过教育与教化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而其教育思想则主要表现为"寓教于乐",并通过"各适其性"与"随材成就"的途径,从而生动地凸显了儒家"成己成人"的关怀.王阳明的教育与教化实践,也向当代的儒学研究提出了一个究竟应当如何认领儒学传统价值的重大问题.     

浅谈晚清传教士的反儒观念

传教士入华以来,基于传教之需不断同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协调和抗争。从固有成见到体系内涵的冲突,无不体现着基儒艰难的共存性。造成此局面的原因,根本在于两重价值观的差异,同时儒学体系的自傲排外性、教育体制特性和传教士自身对中华文化的误解等都是导致反儒思想形成的原因。     

科举取士与儒学在越南的传播发展——以越南后黎朝为中心

后黎朝是越南封建社会从繁荣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科举取士制度和学校教育不断取得完善和发展,儒学成为正统思想。以儒学为主要考试内容的科举取士与权力、利益相结合,教育以儒学为本,极大地促进了儒学在越南的传播和发展,儒学的发展又促进了科举制度的完善与教育的普及。科举取士、学校教育与儒学在黎朝时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瑞士传教士韶波《儒教衍义》的文献价值

在近代中西文化的互动交流中,基督新教传教士承担了重要角色。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瑞士巴色会传教士韶波所著《儒教衍义》即是一部反映清末民初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著作,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该著站在中西比较的立场上,从儒教人性论出发,对儒教中人的德性、五伦关系、教育以及强国富民措施等都提出了较为深刻的批评和看法。虽然这些批评和看法有的地方不免偏激,但仍对儒学思想史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也反映了戊戌运动中传教士的思考和参与,是研究清末民初政治、思想变革的重要历史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