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法国对于废除中法不平等条约的态度

抗战期间,法国与中国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交涉经历了维希政府、自由法国和法国临时政府三个阶段。1940年6月巴黎沦陷后成立的法国维希政府在废约问题上基本上追随日本,一步步倒向汪伪政府一边,以致重庆国民政府于1943年8月1日单方面宣布废止中法不平等条约,并与维希政府断交。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和法国临时政府主要受英美等国对中国废约态度的影响,一方面表示愿意与中国签订平等新约,同时也不愿轻易放弃在华特权,将废约问题与争取重庆国民政府对它的承认以及法国重返印度支那联系在一起,最大限度地维护其在远东的利益。但在西方主要国家与中国政府签订平等新约之后,以及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法国在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上实际上并不占主动地位,已没有太多的与中国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在1946年签订的中法新约中,法国政府试图保留其在华特权的要求均被中国政府所拒绝,在越南问题上中法两国政府分别达到了各自的目标。     

1942年中英新约谈判述论

1942年下半年,中英两国就废除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相关特权问题进行谈判后,于1943年1月签订了《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简单称中英新约).以往在论及这一历史事件时,主要是集中在九龙问题上,而忽略了对谈判的其它内容的评述.本文拟弥补这一欠缺,并对谈判中的某些焦点性问题试做进一步分析以深化该题目的研究.     

战后美军在华处置战犯问题初探

二战结束后,驻华美军自行在中国境内处置战犯,极大地侵害了中国主权,引发中美司法管辖权之争。中美双方就是否存在以及如何理解中美口头谅解协议和盟国间引渡战犯条约这两项文件展开交涉。虽然口头谅解协议及美军的行动,不仅突破了中美《关于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换文》所规定的司法管辖权,甚至也超越了中美《新约》签订前有关领事裁判权的权限,但基于"中美军事同盟"的压力和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国民政府最终又不得不单方面妥协退让,吞下苦果。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国民政府主权意识的薄弱和官僚制度的弊端,也折射出战后中美关系及战犯处置问题的复杂性。     

中美平等新约谈判述评

中美平等新约谈判述评吴景平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１日,中国和美国签订了《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①（以下采用沿袭多年的简称中美平等新约）。这是近代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文件。近几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中美平等新约的背景、积极意义和局限性,已有...     

被遗忘的危机：1944年中美两国在谈判贷款和在华美军开支问题上的争吵

被遗忘的危机：１９４４年中美两国在谈判贷款和在华美军开支问题上的争吵任东来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无疑是抗战时期中美关系的＂蜜月＂。继１９４２年４月美国对华贷款５亿美元之后,１９４３年１月中美双方达成废除美国在华治外法权的《中美平等新约》;１０月１１日罗...     

中英关系变动背景下“费唐报告”的出笼及搁浅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外交上继续推动废除治外法权和收回租界交涉,列强承诺逐步放弃在华治外法权,上海公共租界因此面临出路问题,于是聘请南非法官费唐来沪调查,为上海公共租界的未来提出建议。1931年4月起,"费唐报告"陆续发表。报告从历史与现状的角度,论证租界不能立即交还中国政府,应设立一长达几十年的过渡期,待各项条件成熟后再交还。报告出炉后遭到中国坚决反对,英国则反应冷淡,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也不肯采纳。"费唐报告"的命运折射出国际格局变动背景下中英关系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租界、治外法权与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国际性 ——以《中国论坛》与"伊罗生事件"为中心

美国左翼记者伊罗生1930年代在上海创办的《中国论坛》的出版发行和随后发生的"伊罗生事件"的解决,前者依靠租界的活动空间,后者有赖于治外法权的效力.租界提供了容纳编辑人员进行地下工作的空间,治外法权则给予了主编切身的保护,以刊物为阵地、以主编为纽带,中共地下党人、美国记者伊罗生和各界在华左翼人士三方实现了有效的"跨国合作".考察《中国论坛》在租界的持续运作与治外法权在"伊罗生事件"中起到的作用,可以为深入理解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之"国际性"特质提供一个颇具典型意义的实例.     

法国殖民时期的广州湾

正1898年,法国海军强租广州湾(今湛江),经过一年多的广州湾战争,中法两国签订了《中法广州湾租借条约》,广州湾彻底沦为法国租借地,归属法属印度支那管辖。此后,广州湾在三色旗下度过了47年的岁月,直到1945年,中法两国签订了《中法交收广州湾租借地专约》,中国政府才收回广州湾。1946年1月,湛江市成立。在法国殖民时期,广州湾从一个小渔村逐渐发展为粤西第一大城市,一个近代城市的     

人权视角论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的改造审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50年至1956年,中国政府对关押在本国的千余名日本战犯进行了改造和审判。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府充分重视日本战犯的人权,尊重日本战犯的人格,在改造期间在生活上给予日本战犯优待和照顾,在侦讯审判期间在司法上给予日本战犯应有的权利,并对罪责较轻、认罪态度较好的日本战犯进行宽释。中国政府之所以优待...     

中法越南交涉时期中国的"瓯脱"筹议

中法越南交涉时期,随着边疆形势日益危迫,"瓯脱"古法逐渐受到中国朝野重视.自1882年起,曾纪泽屡向法方阐发"隔阂"理论,法国则顺水推舟,提出有名无实的"瓯脱"方案.法国方案虽遭中方驳斥,但因越南局势变化,旋为醇亲王等人所注重.李福协定签订前后,国内请设"瓯脱"之声渐起.至《中法新约》议订时期,清廷亦开始积极谋划"瓯脱".中法勘界前夕,清朝关于"瓯脱"的呼声更是空前高涨,然终因法方强烈反对而停息.这一时期的"瓯脱"筹议,深刻地反映出晚清国人利用传统思想资源挽救边疆危局的努力,其中亦足见清朝疆土观念走向近代的曲折.     

历史上法国干预广西龙州铁路筹建始末

龙州铁路的筹建源起于法国对广西路权的掠夺,起因于1883年12月一1885年4月的中法战争。这场战争以清政府与法国政府签订《中法新约》而告结束。该约第七款规定：“日后中国酌拟创造铁路时,中国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其招募人工,法国无不尽力勃助,惟彼此言明,不得视此条系为法国一国独受之利益。”     

《恰克图市约》中的法权

《恰克图市约》是清政府于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为重申中俄关于边境贸易管理规约而签订的一个条约。由于其中第五条涉及到对中俄边境民人交涉事件的法律管理,故中外人士对条约中的法权问题各有说法。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者宋教仁在他１９１１年所写的《二百年来之俄患篇》一文中认为,“俄人自乾隆五十七年订立《恰克图条约》（注：该条约又称《恰克图市约》）,有两国人民交涉各治其罪之文,为治外法权之滥觞。”①在他看来,外人在华治外法权的取得是从这个条约开始的。同时,一些外国学者也认为中国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曾给予过外人在华…     

1943年“废约“及其历史回响

1943年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期,也是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关键阶段.在这一年之初,发生了一件在中国近百年外交史上颇不寻常的事件,就是侵略中国百年、强迫中国签订多个不平等条约的英国和美国,主动宣布放弃在中国的租界、治外法权和各项特权,并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了新的中英条约和中美条约(以下简称新约).不过,在后来出版的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书籍和文章中,对这件事往往很少涉及,有所涉及的也往往轻轻一笔带过.我虽然知道此事,但过去也并未予重视.     

强者的特权与弱者的话语:“治外法权”概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运用

近代西方的"治外法权"概念由外交豁免权与领事裁判权两种性质有别的域外司法管辖权组合而成。这一矛盾含混的内涵结构及其在日常使用中后者遮蔽前者的语用强势,导致中国知识精英有关认知的长期分歧;而中日汉字构词习惯的差异,又曾一度引发国人对"治外法权"的误读。清末时,即有人试图将"治外法权"两层矛盾含义予以分离,甚至加以对立,宁愿选择以"领事裁判权"来明确指代列强在华司法特权,以避免含混的"治外法权"名义。北洋后期特别是国民政府时期,此一认知倾向经由政府提倡和实践,得到进一步强化。但抗战全面爆发后,又因故出现某种逆转。尽管存在认知分歧,"治外法权"由领事裁判权所代表的不平等的司法特权内涵,却一直主导着社会上的传播。作为一种概念工具,"治外法权"在清末主要被用于唤起危亡意识、鼓吹变法维新,有效充当了效法西方和日本的改革舆论之话语组件;五四运动及其后,则成为帝国主义罪恶的象征符号和动员国人进行反帝斗争的话语武器。     

被束缚的经济自主:战后国民政府与国际石油公司交涉论析

二战后中国取得了政治独立,经济自主成为较之前历史阶段更为突出的问题。这使得这一时期中国政府与在华外国企业的关系更为敏感。国民政府与国际石油公司关于石油事务的交涉即是一例。国民政府设立国营中国石油公司、开发石油资源和管制石油进口都与在华的国际石油公司产生矛盾,美国政府亦卷入其中。这一系列事件是战后中国政府实现经济自主的重大实践,也是对外国在华经济利益集团的直接挑战,涉及经济发展模式选择、自然资源开发主导权和外资公司管理等经济自主的核心问题。这一例子不但反映了近代中国政府与在华外国企业关系在战后的转变和美国政府与企业对中国的压力,而且也使我们窥见近代中国在获得政治独立后经济自主能达到的程度及所受的限制。它折射出战后中国历史诸多重要变化中的其中一环。     

赫德与中法越南交涉

赫德对中法越南问题十分关注,从1880年到1885年,先后向清政府提出解决办法与建议20多条。这些办法与建议有的对清政府有利,有的对清政府不利。不管清政府是否接受自己的建议,赫德一直不断为和平解决中法越南问题而努力。在观音桥事件发生后,赫德试图与法国代办谢满禄一起挽救中法天津《简明条款》,并赴上海会晤法国公使巴德诺,力主清政府接受法国的赔款要求。马尾海战后,赫德又力促英国调停中法矛盾。最终,在英国调停失败后,赫德派遣金登干赴巴黎,直接与法国总理茹费理进行秘密谈判。几经周折,赫德先后促成中法《停战条件》与《越南条款》的签订,中法战争结束,中法越南问题得以解决。     

跨国史视野下中国废除治外法权的历程(1919-1931)

殖民帝国在半殖民地国家的治外法权是近代的国际性现象。通过外交官与外国顾问等群体建构的信息传播路径,包括中国在内的半殖民地国家在解决法权问题时,得以吸纳其他国家的经验。近代中国首先了解、采行日本的办法,即在5年内改革法律及司法,然后取消治外法权,但未能藉此废除治外法权。通过法国顾问宝道等人的引介,北京政府一度试图采取暹罗的办法收回上海会审公廨,进而解决法权问题,亦未成功。20世纪20年代,同为"病夫"的土耳其的成功激励了国人,国民政府取法土耳其以取消治外法权,但因缺乏稳固的中央政府等因素,在列强反对后,只能提出折衷土耳其与暹罗办法的方案。     

试论日本统治东北期间撤消“治外法权”的实质

1936年5月,日本殖民统治者在东北搞了一个撤消“治外法权”的举动,随之在国内外大肆张扬,吹捧日本对伪满洲国的“宽仁”,标榜伪满洲国从此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直到今天,当年的某些战犯和在伪满政府任过重要职务的右翼分子还津津乐道此举,称之体现了“民族协和和日满不可分之精神”。那么,撤消“治外法权”究竟给伪满政府和东     

跨越国界的历史认识——顾若鹏《从人到鬼,从鬼到人:日本战争罪行与中国审判》读后

正战后盟国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审判,其中包括设立在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甲级战犯的审判,以及盟国在亚太地区设立的法庭对乙丙级战犯的审判。除此以外,还包括与上述审判不在同一法理体系和框架的日本战犯审判,如苏联主导的伯力审判和1949年后新中国政府主导的沈阳和太原审判。(1)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由于涉及战争责任的确定和国际正义的实现等"大义名分"问题,一直以来都被视为中日两国"历史纠葛"的源头。相对而言,学界对各盟国主导的乙丙级战犯审判的关注,远不如对甲级战犯的国际审判。此外,相对于中日两国学界,西方学界对战后     

中法庚款案中的无利债券问题

无利债券原为中法实业银行破产后为清偿债务而发给债权人的一种分期债票,当1921年底中法两国政府决定将法国退还庚款用于中法实业银行复业时,始与法国退还庚款发生关系,随后成为中法庚款案中的核心问题,直接关系到法国退还庚款的用途和数额。在有关无利债券问题的交涉中,北京政府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国家利益,而南京国民政府则多有失误,未能切实收回中法实业银行所欠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