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与清末民初天津慈善文化

正晚清以降,慈善公益活动以更为生活化的形式融入都市,义演、义卖、义映等助赈活动可谓慈善事业生活化的突出表现,属于近代慈善文化的重要内容。报纸对新型慈善方式的推广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报刊与慈善活动的关系涉及近代慈善文化变迁与媒介转型等问题,目前学界从传播学的角度审视其互动的研究尚显不足,笔者拟以《大公报》馆参与及关注慈善义演、书画助赈为切入点,从传播学与慈善史发展的视角剖析其特色,分析天津重要报刊《大公报》与清末民初慈善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窥探报刊及其把关人在慈善事业近代化进程中的突出作用。     

清末民初云南的禁毒运动

文章依据详尽的资料,介绍了当时禁烟运动由来,剖析了云南地方禁种、禁运和禁吸措施的基本规定和由此产生的积极后果,着重地阐述了云南地方政府在落实禁烟运动与经济作物替代、竭力填补收入空罅所做的种种努力。同时,文章也指出云南地方禁烟运动中的某些不足之外,揭示出尔后云南地方鸦片问题一度复炽的一些原因     

粤港商人与民初革命运动

广东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策源地。迄至本世纪20年代初,在毗邻广东的香港居住的华人当中,大约99％是广东人。在当时寓港华商当中,广东人又居绝大多数。粤港两地在地理、人口、经济、文化上的紧密联系,使得已经沦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仍有可     

清末民初《申报》中的女性商业广告

近代以来,报刊广告中的女性形象从无到有,从若隐若现到大张旗鼓,充分见证了中国妇女地位的变迁.从某种意义上说,<申报>女性商业广告形象的出现和演化,生动地诠释了各个时段的女性观,在中国近代女性史的研究中,应当占有一席之地.     

清末民初女词人吕碧城与国际蔬食运动

吕碧城曾被誉为是中国最后一位女词人。她曾在《大公报》倡言女权,创办女学,主张从教育改变妇女的地位;过去的研究多是在词学、女权史的脉络里书写这样的人物;她对于近代中国佛教界的影响,却少见学者着墨;民国时期吕碧城与国际间的保护动物和提倡素食的团体联系,将当时西方社会流行的蔬食概念带入中国。在她积极介绍引荐下,和原本国内上海佛教居士林所推动的戒杀、护生运动合流,各地成立了中国保护动物会、中国放生会、世界素食同志会等相关组织。民初传统佛教的慈悲放生得以和国际上保护动物、蔬食运动接轨,实乃肇基于吕碧城的媒介与影响。     

清末民初国民捐运动的意义及影响

国民捐运动是20世纪初年民众自发的爱国运动,它的发展延续过程,是中国人国家观念、国民意识觉醒的重要体现,为民众的进一步觉醒奠定了观念基础,也使西方各国看到了中国的民心之可畏,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本文分三部分:国民捐的去向、国民意识和国家观念的发展、国民捐运动国际影响。     

《叶落知秋：清末民初的史事和人物》

正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65元该书是作者发表的若干考证文章修改本的汇集,试图揭示一些清末民初被隐藏的故事,主要是严复、梁启超、刘师培、陈寅恪、胡适、阎锡山、南桂馨等人不太被研究者注意的面相。收在书中的文章多是由一篇带出另外一篇,围绕某个人物都有两篇或者三篇互相关联的文章,有关的讨论对于既有的研究颇有拾遗补缺或纠正深化的作用,增加了我们对清末民初历史的认识和理解。     

清末民初传播业的民间化与社会变迁

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和指标。经验材料表明,没有教育、通讯、交通和大众传媒的普及发展,经济增长不能直接作用于政治变革。清末民初,中国的大众传播业迅速发展,并呈现出鲜明的民间化态势。作为经济与政治的中介环节,这不仅促成政体形式由帝制向共和剧变,而且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连锁反应。     

现代性的歧路:清末民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

自进化论传入中国,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提供了一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富强之路。斯宾塞的竞争进化论,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儒家的经世致用、法家的富国强兵相结合,形成了近代中国物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狂潮。社会达尔文主义颠覆了两千年来中国传统的礼的秩序,代之以竞争为核心的力的秩序,并产生了以强者为主导的新国民人格。然而,这一去价值、去伦理的力的秩序,在清末民初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它造就了民国,却毁了共和。五四知识分子痛定思痛,重新思考中国的复兴之路,开始了从富强到文明的历史转变。     

天堑与通途:清末民初铁路与天津城市空间探析

清末民初在天津城市空间从传统的城厢向四乡拓展时,铁路的引入使该过程变得更为复杂剧烈。对于城市空间而言,铁路带来的变化并不能完全用商贸繁荣程度来衡量。东站在带来巨大的商贸利益的同时也阻断了沈王郭旺诸村居民的市内交通,使铁路两侧迥然不同,形成一块特殊的隔离区。西站的建立并没有使当地传统的商业中转中心复兴,反而因联运使得当地商业利益受到冲击。而不同城区居民也通过各自方式应对铁路带来的变化。沈王郭旺诸村居民通过呼吁政府修筑地道的方式将铁路带来的隔离效果略为降低。而西站附近居民通过疏通西站的方式使其没有彻底贯彻联运,保障了本地的商业垄断利益。     

路康乐著《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

20 0 2年 4月初在华盛顿召开的亚洲学会第 5 4届年会上 ,宣布本年该学会的列文森 2 0世纪中国研究著作奖(ＪｏｓｅｐｈＬｅｖｅｎｓｏｎＢｏｏｋＰｒｉｚｅ,Ｐｏｓｔ— 1 90 0Ｃａｔｅｇｏｒｙ)授予德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路康乐 (ＥｄｗａｒｄＪ .Ｍ .Ｒｈｏａｄｓ) ①,以表彰其 2 0 0 0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满与汉 :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 ,1 861— 1 92 8》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杰出贡献”② 。关于族群问题的研究是西方史学界的新热点 ,如在中国史研究领域 ,仅最近就有若干本有影响的关于满人的研究专著出版 ,除路康乐的这本…     

文华书院--清末民初西方文化传入武汉的窗口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不断伸进中国各地。具有悠久历史的明古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1840年到20世纪初期,中华民族许多不甘沦亡、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都认为向西方学习才是中国唯一出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     

论清末民初的边疆政党与政治——以云南为中心

政党的产生及政党政治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清末民初的云南虽然地处边疆,远离全国的政治中心,但其政党与政治活动作为全国的一个缩影,仍表现出清末民初政党政治的相关特点。云南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历史原因,在政党产生及其合法化的过程中又体现出边疆政党政治的相关特点,并一度成为政党革命的中心地区。     

谈清末民初婚姻与家庭观念的演变

清末民初,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封建帝制的垮台,以及西方近代文明的传入,传统婚姻观念开始出现新气象,在婚姻目的、婚姻主权、家庭关系等方面都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同时,清末民初婚变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在构建自由平等的婚姻生活,促进人们思想解放以及推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清末民初对滇西北地区的治理与开发

滇西北地区指今云南怒江州和保山市等地。这一地区毗邻西藏和四川,界连缅甸,邻近印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英国以印缅殖民地为基地,频频侵噬滇西北等地,急欲打通进入川藏的捷径,完成所谓连结印度和扬子江链环的殖民梦想。面对这严峻的形势,朝野有识之士呼吁奔走,云南地方当局也采取某些治理开发措施,以期杜侵固边,维护国家版图的完整。今天缅怀这段经营史事,有助于认识前辈志士为经营边地的辛勤努力和不懈奋斗,同时对于揭露列强力谋肢解我国的侵略行径亦有积极的意义。     

清末民初北京报纸与京旗小说的格局

清末民初在北京有一批平民旗人,在时代与社会的"飞地"中创办了一批小报,并且撰述了大量的文学作品.通过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可以发现他们及其作品的数量、题材、思想观念的种种态势,他们既没有前卫先锋的革命姿态,也并非全然以保守遗民自居,而是体现了底层普通民众的一般知识、思想和生存状况.这一个案,不仅显示了满族文化对于整个中华文化的融合互动过程.也体现了具有代表性的国民整体的状况.京旗小说处于古典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交通碰撞的风口浪尖,它们在语言上所做的探索,它们在将北京地方性的民俗文化与特色语言融化入文学描写当中,其创作群体又是作为清朝统治民族后裔的特殊群体,他们的作品中透露出来的微妙的民族意识和家国思想似乎同"遗民文学"有着似有若无的精神联系,这更是个意味深长且对于中国多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也不无现实意义的话题.     

徐寿卿与清末民初南京的两部小志

清末民初的南京,处于剧烈的社会变革转型时期,要了解、复原和研究这一时期的南京,徐寿卿和他的两部小志——《金陵杂志》、《金陵杂志续集》是我们必读的作品。徐寿卿,名炎森,以字行,江宁(今南京)人。清末秀才,儒贾兼擅,和易近人,交游尤广。他有感于生长在南京,却对于本地的道里风俗、人情物产知之不详,于是     

清末民初广西的弹压委员与改土归流

光绪中期至民国十八年(1929)是广西土司地区改土归流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土司地区的行政长官经历了土官—弹压委员—县知事(县长)的转变历程。弹压委员的设置,是这一变革期的关键。弹压委员设立以后,当地在行政区划地理单位上仍以旧有的土司地方相称,但却为之后改设为正式政区奠定了行政与地理上的基础。弹压委员地位不高,又受到已废土官势力及承审州、厅、县的内外制约,加之清末民初的时局,其在土司地方施政艰难,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的发展及与外界的交流。在废土设县之时,弹压委员又成为积极推动者,使得土司地区最后可以正式设置、合并为县,完成近代广西政治地理上的大变革,巩固了西南边疆。     

清末民初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筹设与成立

清末各地商会诞生之后,商界有识之士又意识到应该使"会与会联合而成大会"。1907年和1909年上海商会两次发起召开的商会讨论会,都曾商议成立华商联合会事项,并设立开办处负责筹备工作,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实现。民国建立后,上海、汉口商会继续推动华商联合会的成立,并于1912年在全国临时工商会议举行期间接连召集商会代表商讨相关事宜,通过了全国商会联合会章程,呈请工商部批准立案,终使全国性商会组织得以正式成立。全国商会联合会的筹设与成立,体现了商人合群思想与自我认同意识的不断增强,在近代中国商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