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内蒙古土地契约秩序的建立——以“归化城土默特”为例

明中叶至清初,土默特蒙古以游牧为生,土地是有力者多占,无力者少占,其时并无书写契约的传统。乾隆八年,清廷划拨户口地,此后土默特蒙古可以相对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土地。在朝廷西征朔漠和放垦土地的背景下,民人数量不断增加,旅蒙贸易显著发展,这使土地投资具有了可观的利润回报。民人和蒙古的土地权属意识逐渐增强,开始利用契约确定地权关系。官府对民人租种蒙古土地持默许态度,将契约作为断案的依据,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在蒙汉文化的接触之中,土默特蒙古受到民人地权观念的影响,学会了利用契约维护自身权益。经由长达数百年的历史进程,土默特蒙古的生计方式从游牧为生转为吃租当差,整个归化城土默特地区也从广袤无垠的大草原变成沃野千里的米粮川。     

论清代“苗疆缺”的演变——以贵州省所属文官为中心

"苗疆缺",是清朝为加强边疆治理,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的官缺。这是集选任方式、历俸办法与升转规则为一体的选任制度,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就贵州省而言,康熙中期,经科道、督抚奏请,订立在外调补和三年即升之例,苗疆缺初步创设。后因朝廷用人理念变化,制度被迫中止,然不久即于雍正中期重新订立,并分为三年即升和五年即升,苗疆缺正式订立。迨乾隆中期,为区别苗疆形势,再次延长历俸时间,改优升为久任,苗疆缺最终定制。这是清代人事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体现了朝廷对边疆地区的重视,对边疆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制度实践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执行效果并不理想,与久任之期相距较远。     

清代士绅与地方文化秩序的构建——以恭城文庙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恭城文庙频繁重修,仅康熙年间就有四次.文庙带动了当地科考和文化的发展,恭城不断涌现科考中式士子,进而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士绅阶层.士绅们活跃于当地社会,积极参与地方文化建设,推动教育发展,教化当地子民,并确立地方文化秩序.恭城文庙对当时社会和今天都有一定的影响.     

清代江西棚民的社会上升流动——以铅山篁碧村为中心

清代江西棚民的历史实践显示,下层民众实现上升流动的过程非常漫长,大概可分为四个阶段:获得相对稳定的谋生方式,定居入籍;从事山货贸易,积累财富,投资公益事业,跻身精英阶层;支持、资助族人读书业举,考取科举功名,获得官员任选资格;谋取官职,并为子侄创造入仕的机会。明清棚民群体的社会角色与普通民众无实质区别,并非全是学界妖魔化的贼寇。传统时期社会上升流动的实质不是读书考功名,而是普通人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统治者或特定群体授予和让渡的一部分统治权力的过程。     

清代广西地方志编纂及其特征述论——以府志为中心

清代是广西修志的鼎盛时期,地方志编纂日趋成熟。从编纂思想主张上看,目标明确,立意深远;从时空分布上看,波浪起伏,东多西少;从编纂人员及组织上看,官绅配合,分工明确;从编纂体例上看,体例成熟,与时俱进;从编纂内容上看,内容全面,价值丰富;从编纂特色上看,凸显民族,重视边疆。清代广西地方志编纂意义重大,具有重要资政、教化和史料价值。     

清代的花衣期制度——以万寿节为中心

花衣期是清代官场一项重要的礼仪制度,即规定官员在若干庆典期间应穿着花衣(蟒袍)。平时实施这一制度的庆典有元旦、上元节与万寿节,其中后者规格最高,变数最多,而且最能体现皇权专制的特性。万寿节花衣期的时间一般为正日及前后各三日,在若干整寿之年会加以延长,有时也会缩短。时间最长的是慈禧太后的六十、七十大寿,长达一个月。万寿节花衣期的长与短,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体现统治者性格的晴雨表。花衣期(尤其是万寿节花衣期)内,有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禁忌,甚至呈现出"涟漪效应"。这样的禁忌促使官员尽量避免在此期间上奏,令这一制度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     

散村的形成及其演变——以江汉平原腹地的乡村聚落形态及其演变为中心

传统时代江汉平原腹地的乡村聚落,主要选择地势稍高的自然墩台、长冈或建造人工墩台,以躲避洪水的侵袭;很多台墩依堤而建或与堤相联,但台墩之间并不相连,从而形成以散居为主导的乡村聚落形态。江汉平原腹地以散居为主导的乡村聚落形态之形成,有其根深蒂固的地理基础与社会经济根源。环境与资源条件的限制、传统的经济生活方式,乃是散村形成并长期延续下来的根本原因。     

中国内陆中心城市日常城市体系及其范围界定——以西安为例

本文首先对日常城市体系等有关概念提出了一些观点,并结合中国内陆城市的研究阐述了日常城市体系空间扩展的机理、阶段与指标体系。其次,在对西安日常城市体系划界的基础上,提出该体系内的构成与发展模式,并据此总结出内陆中心城市的日常城市体系划分原则。     

清代“烟瘴缺”制度演变考——以两广所属文官为中心的探讨

烟瘴缺是清廷于烟瘴地区设立的特殊官缺。在烟瘴缺选人条件方面,经历了从严格限定到逐渐宽泛的过程。选人方式方面,康熙时地方督抚题补阶段为掣签,雍正以降,改为督抚、两司"会商",其实质为地方督抚对题补缺人事权形成垄断。再者,乾隆初年确立了以保障烟瘴缺官员生命健康为核心的五省籍贯制度,该制为两广部分烟瘴缺所特有,他省未见此制。烟瘴缺俸满升迁方面,由起初列于即升班内,转为部分留于本省升用,说明督抚在烟瘴缺题补中分割吏部对官员任命权的同时,也被迫承担了原本由吏部承担的责任,呈现出权力与责任趋向成正比的态势。乾隆中期以降,烟瘴缺制度未有大的变动,说明其时清廷边疆治理体系已相对成熟稳定。     

清代河南普济堂研究——以地方志为中心

普济堂是清代河南规模最大的官办养老保障机构,乾隆年间,河南每个州县都建有普济堂,收养大量贫民。普济堂资产来自官方划拨和民间社会捐赠,主要由房屋、土地和现金等构成,其多余资产大量用于出租,获得不菲的孳息,为普济堂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清代河南普济堂是由官方主办主导,但在管理上则多交给地方绅士等人,体现出灵活性,官、民的深度合作使得河南普济堂性质复杂。由于资产较为充裕,清代河南普济堂的功能得到发展,变身为地方公益基金,支持很多地方公共服务事业。同时,地方政府不断要求普济堂承担官方责任,使其趋向官役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普济堂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清代河南普济堂只重收养,不知教育贫民自立,距离近代慈善教养并重的模式尚有不小差距。     

清代粮价数据质量研究——以长江流域为中心

本文以《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及王业键编辑的清代粮价资料库中的粮价数据为基础,具体量化了1736—1911年间长江流域九府的米价数据质量。研究表明,乾隆朝的粮价数据质量高于嘉庆、道光两朝,嘉庆、道光两朝的数据质量高于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当我们运用粮价数据考察清代的经济运行状况时,首要之事就是要针对具体的时间、地点,进行数据质量分析。清末的数据质量尤其值得警惕。     

清代地方官学的恢复与重建——以清代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地方官学在封建王朝的教化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新王朝建立后,往往会采取兴文教的举措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清定鼎之初,便要求各地恢复战争中遭到毁坏的地方官学。但由于财政拮据,没有足够的款项资助地方官学的重建,所以地方官学的恢复和重建大多是依靠地方官员和绅士、生员的捐助来完成的。     

浅析清代台湾不筑城政策演变之原因——以台湾方志文献为研究中心

清政府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统一台湾以来,鉴于台湾多发地震、经济需要恢复和政治上的考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在台湾建造稳固的城池。但随着台湾人口的增多、经济的发展以及军事、政治形势的变化,清政府逐步放弃了最初在台湾实行的不筑城政策。     

江西地区的六朝瓷器——以洪州窑为中心

江西陶瓷文化源远流长,一万多年前的万年仙人洞的先民就烧制出了世界上最早的绳纹红陶,商周时期的吴城遗址和角山窑址成功地创烧了原始瓷。此后,青瓷的制作和生产在江西从未间断过。本文以洪州窑的兴起、兴盛和发展为线索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墓葬材料阐述了江西地区六朝时期各个阶段瓷器的基本特征和演变规律。     

清代民国时期广西温泉研究——以地方志的记载为中心

温泉是重要的自然资源,自古以来受到世人重视.清代民国时期,广西地方志资料增多,为全面考察广西温泉的具体情况提供了条件.清代民国时期广西温泉的地理分布格局与今天一致,名称多样、冬暖夏凉、汇入江海是广西温泉的三大特点.广西温泉主要分布于东部地区,东南部是温泉资源分布密集区,西部地区温泉资源则较为匮乏.由于多种因素制约,广西...     

清代统县政区的改革——以直隶州为中心

清代的直隶州曾相当普遍地出现于中国的大多数省份 ,其数量超过了元、明两代。清代前期 ,中央政府对行政区划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 ,明代施行过的复式三、四级政区层次被完全简化成单式的省 -府 (直隶州 ) -县三级制。而在简化层级的同时也实现了府的幅员的缩减 ,进行这一改革的主要手段就是增置直隶州。所以 ,直隶州的调整、变动成了清代前期行政区划改革中的重要方式     

清代湖南的铺兵永充制及其实践——以湘潭县为中心的考察

在清代的邮驿体系中,铺司负责地方日常公文的传递,铺兵则是铺司中的承役人员。通过分析家谱文献中有关铺兵的资料,可以对这一差役的实际运行有更为细致的了解。湖南湘潭等地实行的是铺兵永充制,每处铺司的差役由若干家族承担,并且世代应役。各个家族每年承接一定天数的差役,以房支为单位将属于本族的差役进行再次分配,每个房支只需在固定年份承差若干天。各房领取差役后并不亲身应差,而是设立公产,以经营公产所得的收入雇人当差。     

宋代流配地域的演变及其影响——以刺配法的实施为中心

宋代刺配刑泛滥,导致触法流配者大为增加。为避免因配隶人群大量聚集而导致的社会治安乱局,宋廷一方面施行诸路间相互移配、散配的政策,另一方面格于军政形势及祖制,将配隶地域逐步由京畿地区向南方远路转移。步入南宋,由于疆域的蹙缩及政治地理格局的剧变,流配地域在进一步南移中逐渐集中于五岭地域的远恶州军,而大量的逃亡配军刑徒与盐寇、峒寇相纠合,加剧了该区域及近邻州军的动乱,成为终宋之世都未能解决的地方军政难题。     

清代中期滇边银矿的矿民集团与边疆秩序——以茂隆银厂吴尚贤为中心

清代中期,云南边疆地区聚集了大批内地民人从事银矿开发,形成了在边疆地区有影响的移民集团。本文对矿民集团中最有代表性的茂隆银厂吴尚贤的事迹进行了研究。认为矿民集团是边疆移民的重要类型,其在边境地区的拓张,和当地土司、山地民族乃至外国朝廷皆发生了复杂的关系,深深卷入到复杂的边疆事务中,对清王朝的边疆秩序既有冲击和扰动,也有支持与合作。清王朝对其策略是将其纳入边疆秩序中,如矿民的活动对边疆秩序形成冲击时,就给予无情的打击。这进一步说明了追求稳定而非扩张是清王朝在西南边疆最基本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