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日美经济关系的变化及其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一次大战后,日美矛盾成为远东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的焦点,与美国争夺中国市场成为日本对外政策的核心和出发点。由于美国经济对全球的影响力和日本资本主义本身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日美两国经济关系的消长成为影响日本对外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20年代日本外交标榜“与欧美列强协调一致”、“不干涉中国内政”和“经济往来”,即所谓“协调外交”。30年代初起,以“九一八”事变为转折点,这一国际协调外交迅速向武力外交转化。经“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直至挑起珍珠港事变,导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引起日本外交剧烈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试图从一战后日美矛盾这一基本要素出发,探讨这一时期日美两国经济关系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一战爆发后中国的中立问题——以日本对德宣战前为主的考察

一战爆发后,北京政府虽抱定了中立的态度,但在何时宣布中立问题上有其自身的考虑。在宣布中立前,外交部希望能得到美国的外交支持和日本自身中立的保证,但内外形势并未给外交斡旋留出更多的时间。在未能达到最佳的外交局势下,北京政府于8月6日宣布中立。某种程度上,中国的中立主要为了防日。宣布中立后,北京政府即从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着手维护中国的中立地位。内政上,申令各地严格遵守中立条规;外交上则寻找途径防止日本侵占山东:或者宣战,或者直接收回青岛。迫于现实原因,宣战的可能性此时尚不存在;收回青岛之议,也不为英、美、日等国所接受。对北京政府而言,在各种外交努力无效后,等来了日本对德宣战的消息。     

蒋介石与中日三原则谈判

1935年间,中日两国在应对"华北事变"的同时,由最高外交当局进行过关于国家关系之三原则的谈判;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又推动、指导了此次谈判。从1934年10月蒋介石写作《敌乎?友乎?》到1935年10月日本决定"三原则",中国方面首先"以进为退",借广田演说之机,由王宠惠提出了"三原则"而调整中日关系;在华北事变之后,又"以退为进",继续以蒋作宾明确提出对日"三原则"。日本则首先静观而不予回应,在华北事变之后,又开始了外交上的进攻: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三原则",并首先否决中方的"三原则"。中国政府在出师不利、东京谈判失败的情况下,于"五全大会"之后,在此前的"三原则"谈判基础上,在南京主动发起了与日本的调整国交谈判,并再次否决了日本的"广田三原则",使得中日"三原则"谈判无果而终。中日双方在谈判中的主动与被动之不断移位、攻守与进退之互相转换,使得彼此在成败与得失之间各有千秋。但相对于华北的风云诡谲和剑拔弩张,中日在东京、南京的谈判桌上所进行的外交斗争,其对于战前两国关系的能量与效果毕竟有限。     

日俄战争前日本文人的“满洲”扩张论

近代日本对外扩张主要由日本政府的强权外交和战争行为所推动,而日本文人则通过构建日本对外扩张的"合理性",以此参与日本的对外扩张。日俄战争前日本文人构建日本向"满洲"扩张的种种"合理性",以此煽动日本民众支持日本政府对俄国开战向"满洲"扩张。     

近代日本横滨英法驻军研究

日本自幕府末期开港后,国内政局动荡不安,对外政策亦处于左右摇摆中;欧美列强以防止攘夷派武士浪人袭击横滨居留地外国人为借口,于1863年开始向横滨派驻警戒军队。驻军以英法军队为主,直至1875年撤军,驻屯横滨达12年之久。英法两国的驻军加深了日本的民族危机,横滨居留地亦成了列强的国中之国。明治新政府通过内政、外交等方面的不懈努力,加之国际形势变化等因素,终于促使英法做出撤军决定。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与中日的外交二重性评析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和日本在国际联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外交斗争。这一斗争,又牵涉到与欧美列强的关系,实际上形成了三角外交。这种外交格局,关系极为错综复杂。但过去电学界评价国联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外交作用时,多指责它实行绥靖政策,甚至说它完全袒护日本,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帮凶”。近年来对它的评价有了改变,认为国联对日本的态度逐渐强硬,步步紧逼,不应过于强调英、法等大国左右国联的作用。     

战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及内在机制

日本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企业国际化战略,资本的对外投资上也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但与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步,日本企业向海外的直接投资步伐异常迅猛,到８０年代中期终于赶上并超过了世界头号投资大国──美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和投资国,日元也在日益扩张的国际资本流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在东亚地区大有取代美国,成为该地区投资大国之势。然而,进入９０年代后迅猛扩张的日本的直接投资亦陷入了减少或停滞不前的局面,相反,美国又重新找回了世界投资大国的地位。日美之间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力量的倒转,一方面…     

浅析日本的公共外交及其局限

二战后,由于日本政治、军事外交的开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公共外交就成为日本摆脱美军占领体制、发展与邻国关系以及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重要途径。通过人员及文化的相互交流、加强对外宣传、推行外向型的文化教育、经济与文化援助以及动漫外交等手段,日本的公共外交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受自身独特政治文化及国内右倾化思潮的影响,加之其受日美基轴及相关政策的掣肘,日本战后以来的公共外交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解析甲午战争中日之成败

两国军事的较量是政治、经济、科技、外交等的综合较量,具体来说则是参战人员、战略战术、武器等的较量。甲午战争对于中日来讲都是一场决定国运的关键一战。中国之战败,从中国与日本的战争意志、战局判断、战前工业、军政体制、战争准备等方面的比较就可见一斑。     

解析甲午战争中日之成败

两国军事的较量是政治、经济、科技、外交等的综合较量,具体来说则是参战人员、战略战术、武器等的较量。甲午战争对于中日来讲都是一场决定国运的关键一战。中国之战败,从中国与日本的战争意志、战局判断、战前工业、军政体制、战争准备等方面的比较就可见一斑。     

日本的甲午战争研究与“二元外交论”问题

该文前半部分对日本一个多世纪以来甲午战争研究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日本的甲午战争研究从甲午战争结束至今,经历了四个阶段。各个阶段都有其明显的特征和代表人物,并表现出批判性和继承性。日本学者在甲午战争研究中提出了"二元外交论",它不仅仅是甲午战争研究的一个具体观点,而且在一些日本学者那里已演化为一种对历史问题和现实政治的分析方法,影响到对日本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系列对外战争的定性评价。坚持"二元外交论"的结果,一是导致否定日本挑起甲午战争的必然性,二是把陆奥宗光傍强凌弱的外交策略歪曲为和平外交,甚至认为日本在"二战"中失败就是因为背离了陆奥所创造的"明治遗产"。该文后半部分从世界现代化史、日本近代对外战略演变及甲午战争开战实情三个方面对"二元外交论"进行剖析,对日本史学界甲午战争研究的主流观点进行了回应。     

艺术与魅力:外交大家周恩来

正在中国,周恩来几乎是总理的代名词。提起他,人们心目中总会浮现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的形象。同时,他还是20世纪最伟大的外交家之一,在担任总理期间分管新中国外交工作26年,到他逝世前,总共有107个国家与中国建交,其中包括美国和日本;他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等外交思想至今仍在指导中国的外交工作;在长期的对外交往中,他机智幽默的外交智慧令全世界为之钦佩。2016年是周恩来总理逝世40周年,外交无小事,重温周恩来的外交智慧,既是一种缅怀,也是为了让今天正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国能够从中汲取营养。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梁启超的对日外交思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梁启超向政府提出政治质问案,质问政府的对日妥协。谴责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是企图置中国于死地,警告外交当局慎思,并认识到“二十一条”对中国造成的隐忧。在参战问题上,梁启超主张加入协约国战团,认为中国应该采取联日疏美的外交政策,以防止日本的“死我之心”。所有这些都表明,梁启超的对日外交思想立足于中国,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特点。     

抗战时期天津租界中国存银问题——以中英交涉为中心

1938年春夏之交,为避免留存于天津租界的巨额白银被日本窃夺,中国方面展开以英国为主的对外交涉。因国民政府最高决策者蒋介石对天津租界存银问题关注不够,直接从事对英交涉的外交部与主管货币银行事务的财政部未能充分沟通和融洽合作,加上英国一味维护自身利益,不顾中方反对,对日采取妥协退让政策,进而影响法国也向日本作出同样让步,中国存银最终被日本监控并攫夺。在对英交涉中,国民政府对英国不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重大利益的本质有了深刻认识,因此英国在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全局中的地位下降。     

国家文物局举行第四季度新闻发布会

正12月22日,国家文物局召开了第四季度新闻发布会。国家文物局办公室主任谢冰,督查司副司长岳志勇、政策法规司司长陆琼主持了新闻发布会。本次发布会主要内容有两方面,一是介绍2017年文物对外交流工作情况;二是介绍文物督察等相关情况。2017年文物对外交流工作情况介绍一、文物对外交流工作紧密围绕元首外交开展3月19日,习近平主席与沙特国王萨勒曼共同出席了"阿拉伯之     

日本儿童文学一瞥

一九八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我作为第一名接受审查合格的中国文科研究生,来到日本宮城教育大学攻读儿童文学。在来日的十个月当中,我觉得收获很大。下面,仅谈谈我所接触过的日本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及其代表作的情况。我接触的第一位作家是小野和子。她现在宮城学院女子大学担任特邀讲师,是日本“民间故事与文学之会”及“日本儿童文学者协会”的会员。主要从事欧美儿童文学作品、连环画的翻译及评论等工     

有关孙中山、黄兴反对袁世凯斗争的日本外交文书选译

在日本外务省所编纂《日本外交文书》1913年第2册《事项三:二次革命与流亡政客渡日之件》文书档案中,对于从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暗杀到同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期间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反袁活动、黄兴逃亡日本情形以及日本驻华使节对时局发展的观测、日本政府对华策略等都有连续的反映,其中有不少是过去国内中文史料中所未有见过的,或与中文史料的记载有出入,可供我们互相参照,作深入一步研究的参考。以下选译外交文书中的十五篇。原文是用日语文言文写成的,没有标点。翻译时以直译为主,力求保存原文的语气和格式。原书所编的顺序号码(由二六八号到三三六号),也一律保留,以利读者查对原文时便于检索。本件资料的日文本,是由日本神户学院大学中村哲夫教授搜集赠予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副所长段云章副教授再向我提供的,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新中国文化外交70年的传承与创新

正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外交成果丰硕,不但形成了完整的战略布局,而且正处于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就将文化外交实践称为对外文化交流,并将其视为外交工作的一翼。70年来,文化外交不但有对国家整体对外战略思想和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传承,更有战略、政策和实践的创新。战略传承体现     

1937年孔祥熙出访欧美期间与国内各方往来电文选

1937年春,孔祥熙以国民政府特使身份出访欧美,欲借机争取外援,联络各国居中调停,迟延中日战争之爆发。在他出访期间,国内风云变幻,中日大战迫在眉睫,政治、军事、外交、经济诸事繁杂,各方与孔之间密电往返,对国内形势、中日战事、与各国外交均有记载反映,现特自馆藏档案国民政府财政部全宗中选择其中部份电文刊载如后,以供研究者参考。     

《独立评论》的抗日主张

《独立评论》创办于1932年5月，停刊于1937年7月。九一八事变后，对日外交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胡适等受过欧美教育的职业知识分子，为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试图以实验主义哲学处理中日间的冲突问题。他们在其创办的《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主张对日进行积极又不失主权原则的外交。这既有别于当时患得患失无所作为的政府，也有别于那些“宁为玉碎，毋为瓦全”的不妥协派。《独立评论》的抗日主张，作为北方学人的一种声音，引起当局及欧美和日本等国的重视，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